本报记者钟
2022年发表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一期上的一篇论文指出,作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1907名女教师的工作、生活、婚育现状和意愿,发现女教师的整体三孩生育意愿不足4%,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女教师中有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四分之一没有工作的女教师不想生孩子,三成未婚女教师不想生孩子…
研究发现,经济、教育、住房和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孩子价值至上”的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9级研究生贾萌萌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欣荣。文章提到,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女性比例较高,且随着教师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育龄群体比例有所上升。同时,教师的收入和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有良好的育儿素质和能力。因此,作为学龄婚育主体的中小学女教师,有必要了解其目前的工作、婚育状况。
本次调查有13个省(市/自治区)参与女教师问卷发放,其中吉林、青海、贵州、四川、云南样本量较大。婚姻状况方面,近八成受访女教师已婚(78.55%),16.99%未婚,4.46%离异丧偶。
调查显示,在理想生育数量方面,女教师愿意生育一个孩子(38.96%),其次是两个孩子(38.91%),其次是不想生育的(18.77%)和三个孩子(3.36%)。对于未婚女教师,这一群体的平均年龄为26.58岁,表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其中,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仍然最高,为36.73%,其次是不想生,为32.41%,其次是想要两个孩子的29.63%,最后是想要三个孩子的1.23%。可以看出,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的比例远高于已婚女教师,双方都表现出极低的生育三孩意愿。
文章指出,女教师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教师表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怕养孩子”的心理,这是个体对生育成本增加的反应。对此,穆光宗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说:“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上升,年轻人的生育进入了成本约束阶段。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的费用、巨大的责任、巨大的压力后,一些年轻人患上了‘生育恐惧症’。”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过程中,人们有原子化的倾向,逐渐脱离旧的纽带。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认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快乐。一个人过得开心,总比有个家让自己不开心好。”年轻一代对独立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同时,女青年经济实力增强,独立能力提高,婚恋观也发生了变化。
调查中,18.77%的女教师不愿意生育。从具体的岗位划分来看,没有工作的女教师有25.19%不想生育,超过四分之一,是不同岗位女教师不想生育比例最高的。20%的女校长/副校长不想生孩子,18.77%的女班主任不想生孩子。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作量的减少和教育成本的降低。
其中,减少工作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答案显示,超七成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正如有研究人员计算过的,中国女性每生一个孩子,工资会下降7%左右,下降比例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因为为人母而面临“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藏着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渴望。然而,沉重的育儿负担迫使女教师不得不发出“呐喊”,以减轻自己的工作量。如果政策话语不断主张减少工作量,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但仍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满足发展自身职业的追求。所以,女教师呼吁“减轻工作量”,更多的是对女性育儿负担过重的无奈回应。根本问题是如何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和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局面。
文章还指出,“儿童价值至上”的教育观念增加了女教师的教育负担。在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儿童价值第一”、“以儿童为中心”的精细化教育理念大行其道。有研究者指出:“现代的孩子和母亲,作为‘纯洁和爱的象征’,都经历了‘神圣化’的过程...逐渐导致母性和完美教育至上的思想,文凭主义,并复制性别和阶级不平等。”中国父母深度介入“亲子陪伴”、“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自愿为“孩子价值至上”和母性的神圣化买单。事实上,这种观念和行为增加了父母尤其是母亲抚养孩子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4.06%的女教师赞同“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通常心理有问题”,43.52%的女教师赞同“其他成年人不应该当众批评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在所谓的科学育儿话语中,父母塑造了对自我角色的高度期待,背负着沉重的育儿负担。
编辑:王军图片编辑:乐宇峰
校对:徐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