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
【编者按】1924年,日本小说家村上松(1889-1961)出版了《魔都》,书中描述了他在上海的经历。随着该书在日本的流行,上海“魔都”的形象逐渐在日本传播和放大。2018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静波将该书翻译成中文,让更多普通读者了解了“魔都”一词的诞生和内涵,也让人们得以一窥近代史上的一些海派风貌。
根据徐静波多年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书籍中有大量关于上海的资料,这些资料在邻国日本的“他者”视野中展现了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为上海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和参考。2021年11月,收录了这些精选的珍贵史料的《魔都镜像: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写作(1862-1945)》在付梓出版。徐静波教授以简洁明了的笔调,为读者勾勒了19世纪60年代初至40年代初日本人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大致轨迹。自然,由于描写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位置和视角不同,这些描写也呈现出丰富多彩、多色调的特点。由于相当一部分记录是当年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结晶,也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让读者步入一个“他者”眼中鲜活芬芳的历史上海的场景,同时也能了解到近代日本人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基本景象。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选取了关于村上春树在上海社会活动的研究片段,看看他在魔都结交了哪些朋友,与田汉、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擦出了什么火花。
《魔都的镜像:上海的现代日本写作(1862-1945)》,徐静波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我来上海四次是为了“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923年3月,村松梢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说起我去上海的目的,我想看看不同的世界。我想要充满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个目标,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
村里的松梢风(1889-1961)
根据对各种文献的梳理和考证,可以得知从1923年到1925年,村松梢风一共到过上海四次。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约两个月。根据村上松下的自述,他刚到的时候,住在西华道的日本旅馆“凤阳阁”。4月10日左右,他搬至老目标路95号(现武进路)一处有俄罗斯房东的公寓(此楼至今犹存)。我第二次访问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住在前面提到的“一品香”旅馆。第三次来上海,1925年6月10日至6月底,住在日本旅馆“长盘社”。我第四次访问上海是在1925年11月初,我住在凤阳阁。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搬到了一品香。经人介绍,我一度被短期收养,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北侧一户名叫平安里的中国人家。在上海断断续续住了半年左右。
宋·邵峰《魔都》扉页
第一次到上海两个月后,回到东京的松下先生写了两篇长文,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和《江南风光与情趣》,发表在发行量很大、品位很高的《中央舆论》八、九月刊上。第二年,他把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变成了魔都。1924年7月由小溪书店出版。出版后销量相当不错,多次重印。上海“魔都”的形象在日本逐渐传播和放大。后来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魔都》,松下村上著,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开启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学界的交流。
1923年,村上先生在上海接触了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学作家。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学界的关系,大概始于1923年春天,村上春树访问上海。1918年10月,作家谷崎润一郎从北到南游历中国,试图在上海寻找中国新文学作家,但当时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迁至北京,北京文坛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1923年3月底,作家芥川龙之介被《大阪每日新闻》派往中国访问。虽然他后来在北京遇到了胡适(1891-1962),但他仍然未能与上海的新文学界取得联系,只见过张、郑和(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从此,与大多数日本文人通过内山书店这一媒介接触到中国新文坛不同,村上自己直接去找田汉。后来在田汉举行的家宴上认识了郭沫若等创造社新锐作家,交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
第一次去上海的路上,村上先生怀里抱着作家春福佐藤写给田汉的介绍信。自然,他一开始并不认识田汉。这次得知村松梢风要去上海,春富佐藤想起了上海有他的熟人田汉,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
佐藤春夫维基地图
田汉与佐藤春子的相识,是从田汉采访佐藤春子开始的。1916年8月,田汉从家乡湖南经上海赴日求学,入东京师范学校。他受世人影响,热爱文学艺术,不久,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生郭沫若成为同志。1920年,他在东京写下了《梵蒂冈与玫瑰》和《咖啡馆之夜》等剧本,在东京上演。田汉当时就仰慕春福佐藤的文名,去拜访过几次,之后又陪郁达夫去拜访。1922年秋,田汉从日本归来,供职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他与春福佐藤之间似乎仍有书信往来。
根据《上海不可思议城》(后改名魔都)中的叙述,村上先生到达上海几天后,找到田汉独自工作的中华书局,将自己的名片和佐藤先生的介绍信交给门房,自己被引进接待室。过了一会儿,田汉走上前来,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当得知村松梢风现在住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的日式旅馆凤阳阁时,田汉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住。松梢风描述了他当时对田汉的印象:
我们似乎一见如故。田大约二十六、七岁。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长发经常是用手指而不是梳子刮起来的,所以都乱成一团了。苍白而神经质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忧郁地眨着,似乎有点惊恐。他从上到下穿着浅绿色的棉裤。(魔都,第47页。)
青年田汉
下班后,田汉热情邀请村松梢风去他位于闽侯北里的公寓。“折进一条小巷,直走进去。尽头有一扇大门,一扇高约十尺的木门半掩着。一堵大约有大门两倍高的墙把邻居隔开,还有一棵像朴树一样的古树,枝叶繁茂。田汉小跑着上了狭窄的楼梯,带我去了二楼他自己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简易床,书架上摆满了英文小说和日本文学书籍等。,桌上还有一份书稿校样。”(魔都,第49页。)
田汉向村松梢风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以我们所知道的田汉生平事迹来看,村松梢风的描写大体上是很准确的。谈话中,话题转到了中国文坛,田汉告诉村上“中国文坛现在已经死了。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都只是一具骷髅,毫无生气。现在上海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杂志和书籍,都是些俗不可耐的东西。我们的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创办了一本创作杂志,其中包括中国最新小说家虞雯(达夫)、诗人兼剧作家郭沫若、评论家程颢等。我什么时候把他们介绍给你?至于我自己,以前主要从事翻译,以后想主要从事创作。”(魔都,第51页。)
创社出版部旧址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1811弄41号。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创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中旬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的成员主要是郭沫若、程、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等人。1926年4月,创造社出版部在宝山路三得利成立,1928年1月迁至此。旧址于2006年被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虹口区纪念地。上海重要革命遗址概述
《创造月刊》创刊号封面
随后,田汉陪着村松梢风出门,在电车上热情地向他介绍各种中国流行艺术的特点和魅力,让村松梢风兴奋不已,要求田汉当晚带他去新世界观看。在田汉的影响下,村松尖的风后来变成了大鼓扇,虽然它的歌词听不懂。他感慨地说:
我第一次从田那里听说大鼓的乐趣。从那以后,为了听大鼓,我去过新大陆几次。慢慢听完,我就能渐渐明白其中蕴含的乐趣了。但是,那里不仅看不到外国人,连日本人都难找。在和中国人混在一起的人群中,通过品味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殊艺术,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想到这里,我感到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愉悦和满足。(魔都,第59-60页。)
几天后,村松梢风收到了田汉的信,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在这次湖南冯家宴上,他结识了郭沫若、程颢、林祖翰等创造社的同仁。
郭沫若、冯乃超(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后期创造社骨干和领袖)在上海。
他对郭沫若的印象是“肤色白皙,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一双凸出的眼睛里荡漾着一种艺术家的天真和阴郁的苦恼”。席间,郭用亲切而又强硬的语气对他说:“我去日本留学之前,对新文学一窍不通,大家就进入了各种不相关的学科。但从高校时代开始,我们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进入大学后对文学的热情更高了。虽然我们勉强从学校毕业,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魔都,第90页。)郭笑道:饭后,郭热情地邀请喝醉的村上松茸到他在闽侯的家中,在那里村上松茸见到了“温柔可爱”的夫人(日本名佐藤)。
从1910年到1912年,哈同以老胡同建筑风格建造了闽侯李楠和闽侯北里两个现代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南里、北里修建完成后不久,受其所信仰的佛教影响,也为了歌颂佛祖的慈悲,哈通夫妇决定将其所有产业改名,以“慈”开头。这两个现代社区被重新命名为慈后李楠和慈后北里。图为今天的慈惠李楠。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地图
家宴后两三天,郭沫若、田汉、程颢去塔吉特路(今武进路)的村松梢风游玩,郭沫若作东,到三马路(即汉口路)的“美丽”酒楼吃川菜。顺便去了一下在四马路(福州路)出版《创造》的台东书店,村上先生在那里买了一本郭沫若的《女神》,在他后来的小说《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后来的魔都)中介绍了郭沫若的新诗,全文引用了其中一首《上海印象》。
上次没能参加在美丽举行的晚宴的郁达夫也来了。”这样一下子增添了许多兴奋。他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风趣的人。今天每个人都穿着西装,但于君的外表尤其清新脱俗。他的日语极其流利,语调流畅圆润。”(魔都,第95页。)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的同事们去了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广州。王、、郭沫若、郁达夫、程。
在这场宴会上,田汉演唱了湘剧的“空城池图”。“他唱得很出色,从腹部发出的悲伤的音调最能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故事”(魔都,第96页。)
从那以后,他们之间有过几次交流。有一次村松梢风感慨地说,郁达夫真是个人才。“郭沫若笑着说,‘真是个人才。我们都称大福为江南才子。“郭俊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出生在四川,现在带着妻子和腰带来到一个陌生的上海。他很反感上海的嘈杂和肮脏空的氛围,他还真的跟我说过一会儿就想去乡下生活(《魔都》第97页)。)参照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著述及其他相关文献,这一思想应该是郭的真实感受。
(本文标题和小标题均由编辑起草,正文已删除)
编辑:朱喆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