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今天逝世,享年99岁。
吴,一九二二年生,福建闽清人。他治病救人已经78年了。90岁高龄,他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病床前。吴荣获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80%以上是吴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于伟峰也是吴老的弟子。今年1月,余蔚峰曾写道,“我在吴门边30年了,当了老师。”这也是他拜吴老为师,向他学习30周年。“对我来说,这30年是思想成熟、精力最旺盛、阅历最丰富的时期。”于伟峰说,在这个人生“辉煌”的阶段,他有幸成为吴老手术台上的“麻醉专职搭档”,这让他倍感自豪。他常称之为“最美的邂逅”、“一生的荣耀”。
师徒经过几十年的相处和默契配合,完成了完美的肝胆手术,救治了无数垂危的生命。于伟峰说,这也让他感受到了爱党、爱国、爱民的“三爱”情怀,深刻体会到了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不满足、永远争第一的“四勇”精神和教师医生的真诚。
值此悼念吴院士之际,解放日报上官新闻摘录了《三十年并肩吴门,为人师表,春光明媚,嵌入我心》一文。
向老师学习的困难
大学伊始,我决定成为吴的一名学生,这种崇拜是难忘的。那时候,救死扶伤的肝胆外科专家吴是每个医学生的偶像。所以我前半生的医学之路也是偶像化之路。但是,我的学徒之路极其曲折。经过12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吴老的学校,但我仍然无法从事我梦寐以求的老师擅长的肝胆外科。
我1963年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80年,高考成绩全县排名第七。填报志愿时,我被班主任强烈推荐,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当医生和军医也很好。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做出人生转折——去上海,成为一名军医。
在大学的第一次入学教育是吴教授的入学演讲,他在当时的高度,创造了肝脏外科领域的几个第一。在一次演讲中听完了吴老的奋斗史,我的青春热血沸腾了。就是那一天,我下定决心要向这位老师学习,做大事。来大学之前,他代表了我家乡人对健康的向往;来到大学后,他解释了我对医馆的所有希望。
1992年,我的恩师王京阳教授正式退休,当时第二军医大学还没有麻醉学博士学位。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申请了吴院士的博士学位。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还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专业课肝胆外科和基础免疫学拿到了当年所有考生的最高分,录取应该没有障碍。不过,当年考吴老博士的考生也不少。吴老倾向于录取有肝胆外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所以我没有通过复试!眼看多年的辛苦又要白费,我沮丧地回家了。家人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要不要找吴老的得意弟子杨教授再想办法?”当杨教授极力向吴老推荐我时,吴老不为所动。我濒临绝望。
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打开。被认为是最了解吴老的杨教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问吴老:“你知道那个余蔚峰是谁吗?他是天天配合你的手术室护士小雨的老公。”我们都知道吴以对医生的严格和对护士的宽容而闻名。查房的时候我总是对着护士笑,但是当我把脸转向医生的时候,我就“凶”了。就这样,我终于沾了老婆的光,很曲折,却如愿以偿的入了吴老的门。
成功的背后,有很多曲折和痛苦。凡事都有因果和安排。你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就会得到回报。成功也在于一个人对生活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命运。如果我们选择积极,生活将充满动力和激情。如果你选择消极,生活就会变得平凡而无趣。我的学徒之路可以用曲折来形容,但我的选择可以用热情来形容。
陪伴老师
吴院士老师,大家都叫他吴院士,但我们的学生更愿意称他为“老夫子”、“吴老”、“校长”。他在当代医学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也有很多人想成为他的学生。所以每年报考他的学生不计其数,竞争只能称得上“激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截止,但我们的“老人”却一再延长招生年龄。1992年我考他博士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当时我想,我可能会有幸成为老师的关门弟子。30年后的今天,想当关门弟子的想法似乎是那么的幼稚,因为直到现在,当我即将关门的时候,他招收新生的大门依然敞开着。
当然,吴老的学生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学生,我是为数不多的“靠边站”的学生。所谓“侧道”是指非外科医生,比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科,因为这些专科在当年还是很落后的,自己的专科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依靠外科名医。所以我们几个人跟老师学就更难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动机不良”的学生。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主要是想通过挂靠的方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变成一个“牛逼”的外科医生。前面说了,我是被“折磨”考上麻醉师的。当年,我不想做一个不能被理解和尊重的麻醉师,不做映衬红花的绿叶。现在,我终于扑进了老师的门,开始了我的外科梦。当我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低估了“老头”的“狡猾”。最终我也没有逃过他的“如来掌”。
因为他下一步更大的棋是成立世界上第一家肝胆外科医院,当然最缺的是我们的“副业”专业。
其实早在他听从杨教授的建议收我为徒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了我的未来。也就是说,他早就设好了圈套,等着我被抓。结果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几经周折成为了一个著名外科医生的学生,但我还是一个麻醉师。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成功的麻醉师。
25年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配合老师完成高难度的肝胆手术。我能从老师的每一个手势中得到信息,甚至外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做到无缝衔接。几十年来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者初级医生也就那么几个,我是个例外。这种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到最后变成了高度依赖,也大大增加了我以后离开部队到地方发展的难度。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有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
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挨个房间巡视,抱怨:为什么年轻医生比我晚?如果抓到一两个不喜欢的外科医生,好好教育他们。手术后,我还是喜欢“赖”在手术室里,然后每个房间都巡视一遍,少不了讲课。然后,他拿着我和护士长给他准备的一大杯装满雀巢咖啡瓶的茶,坐下来和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牛奶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所谓“牛奶故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麻醉科待了半年。其间,有一次他麻醉后出去喝了一杯牛奶,回到手术室时发现病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虽然经过紧急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人的预后并不好。这次“擅离职守”给他上了深刻的一课。从而教育年轻的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有责任心是多么重要。这个故事我听过不下一百遍,也跟学生重复过不下一百遍。还有,他亲切地称手术室为“手术室”,麻醉科为“麻醉室”。他习惯在手术室洗澡和方便。即使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为了方便也要去三楼的麻醉室和手术室的厕所。这个习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甚至新年的第一天也不例外。为此我们手术室专门设置了老人洗澡的安全设施。看到这些设施简陋却温馨,他由衷地高兴。另外,他一直说军人最高的荣耀就是战死沙场,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最后倒在手术台上。许多人抱怨他的想法,认为这对病人的安全有点鲁莽。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更有精神,用来表示他献身医学的决心。
还有一个著名的吴老的故事,他的二女儿因为肠癌肝转移住进了医院。很多人劝吴老请别人来完成手术,但吴老坚持要亲自上台。一位90岁的外科医生准备给他60岁的女儿做手术。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场景,又是一颗多么坚强的心啊!
当天,我们早早在手术室做好术前准备,等待他们父女的出现。他选择了杨、沈峰和杨家和教授作为他的助手。当然,我会是助手。一切都和正常手术一样有序,不同的是没有正常手术那么轻松。整个过程出奇的安静,静得像走进了一个寂静的世界。平时,吴老在手术中总是对下级医生进行指导或训斥,有时也会干扰麻醉或护理。我记得那天他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紧锁双眉,高度专注。打开腹腔后,发现病情其实比想象中严重,尤其是肝转移瘤几乎不计其数。作为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手术的医生,她在处理许多复杂的疾病时得心应手,但面对女儿的重病却又是如此的束手无策。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也是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很想安慰这位悲伤的老父亲,但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我只能默默的和他分享,尽一切可能完美的做好手头的工作。
虽然长期专攻肝胆外科,多年未做过肠道手术,但仍坚持亲自为女儿切除肠道肿瘤。不使用现代订书机缝制,而是采用最经典的传统手工缝制方式,一针一线。他对自己双手的高超技艺深信不疑,以至于想亲手缝合女儿身体上的伤口,来抚平自己巨大的心理创伤和痛苦。面对肝脏上无数的转移灶,大的一个个切除,小的用微波针一个个烧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即使把看得见的肿瘤都处理掉了,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肿瘤细胞,将来会生出肿瘤。但是,这位执着的老父亲,对肿瘤一个个耐心治疗,生怕留下一颗种子放过一个仇人。
经过几个小时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挤压,看着老师微微佝偻的背和蹒跚的步伐,我们都很难过,很心痛。那一刻,老师好像又老了很多。那天晚上,他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深刻生动的人文教育课,让你感受到如何做一辈子的父亲和老师。就像他一直教导我们的那样:“生活要知足,做事要欠缺,学习要不满足”。
和老师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值得细细咀嚼,和老师在一起的每一次操作都是美好的过往。只能留给以后写回忆录了,慢慢欣赏吧。
离开学校的痛苦
分手戏看多了,终于轮到我演主角了。
从1992年到2017年,我和老师一起工作了25年,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虽然我不是吴老身边最久的学生,但绝对是最忠诚的学生之一。25年来,我面对过很多法院外抛来的橄榄枝,或者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离开会影响老师的职业生涯,或者是因为在老师的呵护下总是那么的安心踏实,一次又一次的放弃。直到2014年底,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抓住这个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机会,加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应聘医院历史上第五个麻醉科主任的职位。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对于肝胆外科医生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对于麻醉科来说太有限了。管理一些大的计划、项目、成果,太难了。别人稍加努力就能得到的,我们要努力才能得到。所以我经常觉得不能想去哪玩就去哪玩,一直渴望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示我一生所学。25年来这样的机会很多,但我就是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放不下,有太多的留恋和不舍。过了50岁,就该做决定了。同时我觉得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虽然我有过离开的想法,也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最后还是要通过老师的考验。
我胆怯地找到老师,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我。老师突然愁眉苦脸,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走?我对你不好吗?”这个结果我事先已经预料到了,如果他欣然同意放我走,我会很惊讶或者失落。于是,我问能不能去仁济医院做兼职麻醉师。当然,这也是我从仁济医院李院长那里争取到的三年兼职的优惠条件。我对吴老师说,“同时在两家医院兼职,使我们规模较小的专科医院麻醉科能够依托总医院这个大平台,在培养后备人才、医疗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实现共赢”。此时,肝胆医院刚刚建成规模宏大的安亭新院区,探索出一条大专科小综合的新路子。这个计划正好击中了老师的要害。老师勉强同意接受与仁济医院共用一名麻醉师的折中方案。听起来这个两全其美的计划实现了我拯救国家的目标。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军民两用人才”,从而开创了国内骑跨军民界限,在一家综合性三级医院管理8家医院麻醉科的先河。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兼职的截止日期也快到了。2017年,第二军医大学转海军,成为海军军医大学。所以这种骑跨军用地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是时候真正离开了。当然,这一次比三年前更成熟。所谓时机成熟。第一,这个时候老师已经95岁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多进手术室,对我的依赖也大大降低。也兑现了我当时对老师的郑重承诺,就是我会陪他手术到他不开为止。只有这样,我不安的心才能找到一个坚实的地方来安放。
老师看到我在当地发展的很好,眼里就觉得幸福。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成功。这位正义感深厚的老师也看到了更大的舞台更适合我,于是在2017年7月1日正式为我签下了释放令,为我37年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休止符。脱下习以为常的军装,带着老师骄傲的目光,我继续为中国麻醉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龚自珍曾说:“离愁别绪,唯有日斜,鞭指天涯。落红不是没心没肺的事,化作春泥更护花。”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的情感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精神。一方面,离别是悲伤的。毕竟在老城生活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在外面的世界我还会干点别的。就这样,离别的悲伤和开放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鞭指东方”,既有“白日向西倾”又有“海阔天空”。这两张图相映成趣,是我离开军营时内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是老师的内心写照。陪老师是学生的孝心。去更大的平台继续为中国医疗事业付出,是一个成熟的学生对老师,一个伟大的医者最大的回报。
说实话,离别还是很难过的。师生之间的友谊就像两个相爱的人是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开心的欢笑,分开的时候有很多绝望的泪水。所以就算你再爱他,也不一定能长久保持对他的好感。虽然也有撕心裂肺的痛,但人生苦短,不必纠结折磨自己。就算念念不忘过去的美好,也要一直放下。正如汪国真所说:“去远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请不要错过身后的风景,也不要沉迷于现在的乡村。收拾行囊,剑指远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远处就会有广阔的世界。它能装下你的野心和你不羁的心。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创造辉煌的业绩,才能真正回馈老师的悉心栽培和大度理解!
主编:顾勇文字编辑:顾勇
来源:作者:黄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