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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的家

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的家

世卫组织估计,世界上大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病,已经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抑郁症更不容易被发现。当亲子关系需要修复,社交恐惧需要克服的时候,背后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记者|黄子韬

青春暂停键

48岁的李越曾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

她来自重庆县城,勤奋能干,在当地社区工作,拥有一家茶馆,年收入可观。老公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当老师,工资照发,家里的事都由她处理。他的儿子杨成绩优异,中考前考入重庆市一所全国重点中学。全校只有三个名额。

“我真的以为他一只脚就踏入了一所好大学。”那时,李越精力充沛,早出晚归,打理生意,为儿子铺路。每次考试,儿子都带来好消息。但是有一天,儿子从市区打来电话:“妈妈,我肚子疼。”

2014年高一后,儿子开始感觉腹痛,睡眠不好。带他去李越检查。他被诊断为中度焦虑,然后发展为重度抑郁。当初儿子打电话来,她还以为是“鬼混”。她从没想过那个电话会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现在,儿子因为抑郁症休学两年。

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亲子营的现场,很难不注意到李越。她个子不高,憔悴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她在现场来回跑,负责登记家庭信息,安排一对一咨询。不时会听到她喊一句“人家XX,轮到你了。”亲子营负责人张进说她很有能力。

张晋曾经是媒体人。2011年患上抑郁症后,他的生活重心发生了转变。经过一年的治疗和康复,他写了一本关于抑郁症诊治的书《穿越》,开了一个科普的微信官方账号。这几年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来“穿越”,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社区。抑郁症社区“穿越”创始人张进(马龙龙摄)

一位社区长者说,因为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近两年来,社区的家长数量“几乎呈爆炸式”增长。截至2019年1月,“穿越”社区包括读书、写作、跑步等29个微信线上群,9个家庭成员,均为家长,人数接近5000人。咨询时,不知所措的家长往往还没开口就哽咽了。

“杜杜”将定期召集康复患者、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举办在线家长学校。但张进渐渐发现,很多现实问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亲子关系需要修复,社交恐惧需要克服的时候。青少年抗抑郁的背后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太多的家庭和孩子需要被拯救。就是那种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一位家长说。图|视觉中国

2018年12月30日,《穿越》第二届亲子营在苏州开营。那天苏州下着大雪,雪花飘落,浸透了寒意,仿佛呼应着这些家庭的心情。张进说他打算招22个家庭,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最后扩大到36个家庭,其中8个家庭参加了第一届杭州营。

李越既是夏令营的参与者,也是志愿者。她是在2017年4月认识张进的,当时她儿子最抑郁。当时,张晋打算写一本新书,搜寻中国有代表性的抑郁症病例。有读者建议他关注青少年群体,称后者已成为发病高峰。张进当时觉得摸不着。“这是最复杂、最困难的一块。因为青少年患者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很多事情都是叠加在一起的。”然而事与愿违,张晋在采访中不断遇到少年案件。他在第一站贵州的时候,有几个四川重庆的家长给他打电话。李越是其中之一。她主动开车去贵州见张进。

“做亲子营不需要任何灵感。要找的家长太多了。”在书的最后,张进记录了13个案例,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表明,2005年至2015年,我国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显著上升,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在那次会议上,张进看到了的儿子杨,立即明白了他的痛苦。男孩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他曾经爬过屋顶,拿着菜刀,手腕严重划伤,血流成河。家里需要24小时有人看守,防止他自杀。开幕式上,杨对说:“你们所有人都无法体会生不如死的痛苦。”

36个家庭中,最小的患者只有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地里到处都是“雷区”。即使在室内课堂,也有争吵、哭闹,或者少年摔门离去。有一天,一群人参观苏州丝织厂,一个女孩突然对她妈妈大喊大叫。工厂里养的蚕让她想起了不好的回忆:小时候养的蚕都被妈妈扔掉了;另一位母亲在登记的时候流着泪说,女儿到的时候在车上给她脸上倒了一杯水。插图|魏凡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在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解除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压力反应持续,慢性压力会使身体机能衰竭,引起抑郁。还有抑郁症的易感人群:敏感、自省、高自我要求、完美主义等。

“患抑郁症的孩子往往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来这里的孩子大多是重点中学的,原本成绩就很优秀。营地里有帮忙治病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所有这些精彩的人生旅程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最后一根稻草。

露营的第一天是除夕,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杨特意拿着吉他想唱,却因为左音右音一时间无法开始表演,声音也不满足他。“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个瑕疵。”心理咨询师邹峰说。

杨今年22岁。他应该是大三了,但是学籍卡在高三。他会弹吉他,会唱歌,还能用日语和留学志愿者对话。在重庆那所著名的中学,他考上了清北班。早些时候,他在初中时获得了当地数学竞赛的奖牌。邹峰说:“他曾经是个天才。”心理咨询师邹峰(马龙龙摄)

李越的母亲至今还记得儿子高中课堂的口号:“从优秀到卓越”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学习是第一位的,期末考试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老师说:“管好你的时间,快走,快上厕所,做什么都要快。”在这种压力下,60名学生中的一些人甚至节省了晚餐,在教室里吃面包。“都学习,只有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进入学校后,杨告诉,班上的竞争对他来说太大了。

第一次月考,年级1200多名,杨排100多名。半个学期下来,已经有50多个学生了。按照学校历年的标准,这已经触及清华和北大的录取线了。当他试图为期末做准备时,他的肚子开始膨胀。李越不能陪他,所以只能带他去市里看病。几经折腾,他降到了300多的成绩,从清北班降到了普通班,头疼不已。

“当时就有症状了。如果诊断和治疗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这场灾难。”李越仍在后悔,没有意识到抑郁症的前兆。“做生意不需要钱,需要信息。”李越说,其他孩子在高压下没有抑郁的原因是“其他孩子没有以前的铺垫”。

《一念之差》剧照

杨铺垫指的是的初中往事。初一的时候,杨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生。被告知后,全班一片嘘声。他争强好胜,自尊心很强,觉得受到了侮辱,而女生们又故意疏远和亲近另一个男生,这让杨很紧张。当时正值青春期的他脸上长了痘痘,体检时被确诊为青光眼。医生告诉他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要去黑暗的地方。"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李越说,他的儿子中考成绩很好,但他们三人似乎注定要一起考上高中,在同一个班。“孩子特别怕他们,有意保持距离,心里很煎熬。”李越说,孩子们总是想拿高分给他们看。

高中以后,女生谈了恋爱,对象家境优越,长相也不错。在听说杨暗恋那个女孩后,她在QQ上警告说他们约好了。这个男孩来势汹汹,带着十几个同伴,当场羞辱了瘦弱的杨。这件事一直埋在他心里,直到去年的心理咨询,他说“我特别害怕帅哥美女”。

杨高二下学期出现了精神崩溃,至今休学。他不会把这些往事告诉任何外人。在营地的课堂上很少见到他。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中,他都裹着围巾和手套,戴着黑色口罩和带帽的帽子,好像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房间的角落里沉思或睡觉。5天里,这样自我隔离的孩子不在少数。

“高二考试不及格后,我就再也没上过学。”许嵩又高又壮,戴着眼镜,已经休学两年了。他来自川南,初中被送到成都某著名中学寄宿。许穆说,她儿子天生敏感,中考考了6分。虽然他在这所学校学习,但他害怕他的同学会看不起他。发病前,他经常问许的妈妈,“今天有同学看我说悄悄话。他们是在讨论我的学籍吗?”父亲态度强硬,经常训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的败类”。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许嵩的压力,他的焦虑和失眠经常袭击他。在那所重视英语的中学,许嵩喜欢用口语时间做题。“高考不考口语”。老师出了问题,期中考试没发挥好。在老师的家长会上当着大家的面点名批评。回国后和徐的母亲大吵了一架,然后就崩溃了,“一败涂地的感觉”。

这种崩溃在张进眼里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张进认为,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但他们承受的压力最大。通过压力竞争,长辈的压力,升学的氛围等。,而“孩子的情感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

病态之家

亲子营有专门针对孩子的吐槽会,所有家长都不能参加。抑郁症非一日之寒,孩子之所以被压垮,与多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杭州营第一期,一个小朋友分享了他有一次考试没考好。回到家,父母看了卷子,叫他滚,“永远不要回来”。另一个孩子听了,说:“这是好事。我爸妈不仅叫我滚,还扔给我一个枕头。”

在苏州,孩子们的特别表现比较冷淡。他们要么低头不语,要么戴着耳机玩手机。过了一会儿,他们早早离开了。相对于孩子们的沉默,家长专场成了告白。40岁以上的父母,一开口就会泪流满面。一位高个子父亲说,在他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他做了许多错事。初中的时候,因为不喜欢她留长发,他抓着女儿的头,强行剪掉了她的头发。“她好喜欢长发”;一次出国旅行,女儿经常看手机。她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耳朵穿了耳洞,当晚就被送进了急诊科。“这是动物做的事。我已经道歉很多次了。”父亲哭着说,希望再次公开道歉。

一位母亲说,她从医20多年,努力成为主任医师。但移居海外后,她选择放弃事业照顾女儿,女儿却在异国过着颓废的生活。我妈很伤心,问她:“我为了你放弃了一辈子的事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女儿说:“妈妈,我宁愿你像以前一样努力。那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我会努力的。你放弃自己,我也放弃自己。”孩子们在努力拉扯一条连续的茧丝,仿佛在拉扯自己的结(马龙龙摄)

每个家庭都是一本书。根据一位博士后妈妈的观察,营地里的一些家庭表现出一些共性:父母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相对弱势甚至缺位。这体现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存在于夫妻关系中,导致后者的要求、指责、抱怨。“病童先有病家”。

“我非常非常怕我爸。”许嵩经常被他父亲打骂。小时候有一次,他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忘了为什么,被骑自行车的父亲拖到前面,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在我的记忆中,他目睹过很多次父母之间的争吵,“有一次还动了刀”。徐说,他们吵架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曾经的数学老师徐有虚荣心,亲自上阵辅导。“恨不得一天24小时学习”。

每答错一道题,徐的爸爸就骂:“简直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傻瓜!”每一科,徐的父亲都找了两个老师来帮助他。徐担心儿子会发疯,夫妻吵架会持续到中学。中考前,儿子打电话求助:“如果爸爸再辅导我数学,我就什么题都不会了。”徐的母亲采取了离婚,但徐的父亲暂时放手了,随后他因犯罪入狱。徐福在狱中的一封信中提到“考不上清华北大,是社会的败类”。

小快乐剧照

李越说,她通常在外面管理茶馆,回家后还要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她的脾气变得不耐烦,她经常抱怨和指责。除了教书,我丈夫没有任何爱好。他在家做店主,但对孩子要求很严格。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杨被他爸爸抓到在家里玩游戏。他父亲脱下裤子,用拖把棍狠狠打了他一顿。杨号啕大哭,屁股又肿又出血,当晚他哭着趴在地上写检讨,母亲陪着他到凌晨。他害怕他的父亲,但他不敢得罪。他初中进了父亲教的中学,家里人问他要不要上父亲教的课。犹豫之后,杨对点了点头。

在李越看来,他的儿子既懂事又听话,但他“有点被过度保护”而且偏执。初一,有一天儿子回家说:“作文满分50分,老师只给了我35分。简直太盲目了,看不到泰山。”看完之后,李越觉得老师的分数很中肯。"他的作文不太好,但他自我感觉良好"。

在夏令营的第一天,出身的影响被提出来讨论。抑郁症与后天环境和教育密切相关,也受先天基因的影响。邹峰通过一个案例指出,代际传递的不仅仅是基因,还有亲子恩怨。很多父母给下一代带来了自我成长的阴影。“出身家族”这个词,就像一道咒语,把他们隔在三代之间。

在一场家长心理剧的排练过程中,一位母亲情绪激动,一直在哭。负责排剧的辅导员征求意见后,安排她演主角,另外选了两个人演她的父母。以她为中心,让她指出父母的距离和位置,回忆父母曾经说过的话:“管好自己的事”、“好好学习就好”。

之后咨询师安排别人表演,让她看,问她怎么想的。母亲看着父母和她之间的距离,哭着说:“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孤独。”心理咨询师说,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是遗传自父母的。“很多父母自己都没被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插图|老牛

是原生家庭的痛苦,伤疤还在。她小时候父亲有外遇,经常为了离婚而家暴。我父亲走后,就不理我了。我妈带着她和弟弟接受生活的磨练。一个人必须拉电线,拿起灯,贴纸等。,并要求10岁的李越也这样做。“你父亲不要你。你还吃什么穿什么?”我妈对李越的重男轻女要求极其严格,经常骂哭。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可以有两个月不说话。“为什么我不抑郁?可能被太多苦难冲淡了。”小学时,李越想过自杀。

李越憎恨她父母的自私和怨恨。经人介绍,她嫁给了现任丈夫,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但她认为李越更适合做妻子。李越感到自卑,从小就养成了谄媚的性格。“当时觉得不离婚是最起码的要求”。去亲戚家做客,她都要主动帮忙做家务,“怕人家不喜欢我”。

“我觉得我老公从来没有爱过我。”婚后,李越想过离婚,但她忍受了,因为她被离婚伤害了。她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给她缺失的爱。“家里一直没有笑声,更没有爱的流动。”李越说她的孩子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中长大,她深深自责。

虽然杨很少责怪父母,也劝他们不要责怪自己,但从记事起,他就一直在生自己的气,生自己的气。“我妈从小就爱生气,甚至让我一出生就有这个毛病。”记忆中,他一岁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摔倒了。他很生气为什么摔跤晕倒了,家人掐了他一把才醒过来。父亲打他的时候,他的眼泪变成了愤怒,父亲大叫:“不要生气!”

“什么样的愤怒,会凝聚成现在的局面。三个因果,我终于明白了。”杨知道他对母亲的仇恨很深,但她仍然对她的祖父母怀恨在心。他说他不再是天才了。“那是17岁之前的我”。

双向萧条

亲子营第二天,杨在一个孩子的特别活动上,和另一个男孩姚子洋发生了冲突。

20左右的孩子有点冷淡,组织老师想打开局面,就来讨论一下校园欺凌吧。姚子洋第一个讲了自己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无意中叫了一声同病房的病人“叔叔”,被对方强行掐住脖子堵在墙角。姚子洋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你是来搞笑的吗?我们在讨论欺凌。你说病房经历干什么?”当杨一开口,他就充满了火药味。姚子洋脸红了,回了一句,挥了挥手,冲出了教室。志愿者在外面找了很久才找到他。“我特别受不了人家不给我面子,一尴尬就容易失控。”姚子洋,22岁,上海大三学生,休学一年。

根据诊断,姚子洋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不是简单的单向抑郁症,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抑郁症类型,也称双相情感障碍或躁郁症。有专家指出,中国男性30岁前第一次抑郁,女性35岁前第一次抑郁,一般都是双相的。这与青少年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

营地里一半以上的孩子患有躁郁症。张进说,杭州阵营的比例更高,“几乎都是双相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专家对本刊指出,近年来,我国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过去高发人群是25-40岁,现在至少提前了10年,总体发病率在快速上升。

相对于单向抑郁的长期缺乏动力,双相情感障碍可分为躁狂期和抑郁期,情绪就像一条周期性的波动曲线。躁狂期患者容易出现情绪紊乱、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人际交往和购物冲动,甚至出现与现实脱节的妄想甚至幻觉,这些都被视为躁狂的征兆。抑郁症是复杂和特殊的,尤其是双相的。

姚子洋认为自己是双相抑郁轻躁狂。他记得的狂躁时刻包括连续多日睡1-2个小时,通宵看电子游戏。这药有副作用,他的内分泌失调,还有红斑。有一次过马路,他抓破了衣服,被路人指指点点。姚子洋凑过来,不停地问对方,“你在说我什么?为什么要说我?”

这和他的成长有关。姚子洋的父母都是军人,10年搬了11次家,所以一家人都是两地分居。他的母亲坚强而严厉。他随母姓,也是母亲带大的。他们住在政府大院里,与邻居攀比。换工作后,姚的母亲是市长秘书。她忙于工作,经常遭受侮辱。所以她对孩子寄予厚望,经常打骂,禁止早恋,禁止打游戏,被子也要保持整洁。“当时我就急了,也保全了面子。”姚木说。

姚子洋是懂事的。结账的时候,他会把毛巾一条一条叠起来,方便阿姨打扫卫生。但他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很多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感情,他经常在心里感到一种动物的冲动和厌倦。他曾经在大学谈过女朋友。对方分手前问他“你性冷淡吗?”

许嵩也被诊断为躁郁症。为了满足父亲考上清华北大的要求,他从高一开始就没有周末:从周六上午到周日晚上,全是补习班,几乎不休息,全是自己志愿。“那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在高强度的补课下,许嵩在班上进步了15以上,成绩在300左右。

但是,人的能量是守恒的。双相情感障碍之所以属于抑郁,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兴奋后,他们会陷入无底的抑郁,其程度可能比单向抑郁更重,能量会在跌宕起伏中消耗。从二年级开始,许嵩不堪重负,直线下滑,最后考砸了。插图|魏凡

放学后,他情绪极不稳定,能一口气从成都三环外走到市中心,爱在超市的玩具柜台前徘徊,这几乎是他童年唯一的美好记忆。长大后对手机痴迷,对各种手机参数了如指掌。但一吵架就忍不住摔手机,一连摔了五六个。有一次,他把一个哑铃掉在墙上,在墙上砸了一个大洞。他最近一次摔坏的手机是昂贵的新iPhone,那是一次吵架后他对徐妈妈的要求:“我难受,你一定要给我买点东西!”

徐说,母子俩经常吵架,是因为她不想儿子被关在家里,“要么上班,要么学点本事”。许嵩敏感自卑,怕见外人,打算倒卖手机赚钱。他从网上买了一部低价手机,号称是正品新机,但到货后却是组装机。被骗了几次之后,他依然执着。徐的母亲没有钱,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花500元买5000元假币,然后买一部手机。徐吓坏了,不肯给。愤怒的立即用刀威胁,吓得徐的母亲在外面躲了两天。

发病后,李越带着儿子到处求医。他于2017年在北京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治疗药物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杨频繁地想自杀。最糟糕的是,他失去了所有的感官知觉,觉得世间万物都是一样的。“看人就像看鬼。”他对李越说:“妈妈,你不像妈妈。”

“狗屁躁郁症。我从来没有狂躁过。”杨觉得自己不是躁郁症患者。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说出他患的是什么病。相比单向抑郁,双相诊断更复杂。2007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在欧美,双相情感障碍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需要5-10年。

"近年来,出现了双相扩大的趋势."张进说,几年前他很少听说双相情感障碍,但这两年,他遇到的患者频繁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尤其是青少年。双相障碍有两种:ⅰ型和ⅱ型,更严重的有各种复杂的合并症,诊断药物因人而异。正因如此,营地里一个医生给的最多的建议就是,“吃好,睡好”。

伴随

亲子营对抑郁症能有什么作用?

一个有药学背景的老师,在杭州下课后主动提出一路参加苏州营,只是因为不满杭州营传递出的“父母是恶的”的氛围。在他看来,抑郁症的成因很复杂,有特定的生理因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父母是不合适的。他女儿是个病人,经他治疗后康复了。“所有的治愈都离不开爱。”另一位老师说。

张晋还介绍了多位康复人士分享,强调自救。他说,以前不懂心理学,强调药物治疗。直到最近他才在抑郁症的认知上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生物、心理、社会。抑郁症的发病和康复都与这三个方面有关。然而,青少年很少得到社会层面的支持,包括家庭。“很多孩子生病,父母却不知道是抑郁症。”

姚子洋的妈妈在卫生系统工作。当她的儿子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时,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双相情感障碍?”。了解后,她接受不了,夫妻哭了一晚上。杨休学前,吃过药转过身,但擅自停止了为儿子高考吃药——这是大忌,就连在营里养伤的训导员也还在吃药。从那以后,他儿子的病情恶化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进行了24次电击。

因此,张进想做一个“陪伴计划”,利用社区的康复师、咨询师做有偿的一对一长期陪伴咨询,以应对抑郁症诊疗过程的不规范,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试错和调整。这些是现有制度的缺点。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超过40万人,疾病数量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亲子营是节目的线下实践。

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开学典礼上,杨送张诗一首:“你若以为自己是渡,怎能渡人?”因为“误诊”,他生不如死,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花了大约10万元去各地参观,学习各种自救方法。上课的时候,他有时会跑到一间小屋,在桩上练习打坐。他感觉好多了,他希望李越能给他半年时间不干涉他。如果他仍然不见好转,他将遵医嘱。

然而,李越仍然很担心,并要求许多人与他的儿子交谈。“你可以重新突破自己。”李越对他的儿子说。儿子说电击“相当于被惩罚”,他丢了半条命。那年为了恢复高考,他听从母亲的指示,用成功鼓励自己,直到彻底失败。他说,关系好的时候,他能记起母亲的爱,但受不了母亲的一再干预。大年三十,他看到自己手机推了少年杀母的新闻,不寒而栗。杨说,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他的家庭,想结束三代人恩怨的循环,“而他活着”。

十二个想死的孩子的剧照

许嵩看不到狂热。他每节课都认真听讲。最近开始走出家门,答应加入苏杭的阵营。由于徐的不断鼓励,每天散步超过几分钟,徐的母亲就会说:“看,今天又有进步了。”他不想读书,徐的妈妈就把各种各样的书散在房间里,诱导他去读。摔坏最后一部手机后,他内疚地说:“妈妈,我还是不用手机了。”

他还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由一次考试来决定”,许穆经常说。徐的信里不再提清华北大,只建议学点本事,但还是想回学校。轮到他会诊了。他说他没问题。他想让邹峰开导一下母亲,让她不要着急。徐说她是装病,只是为了给儿子更多的行动。邹峰问现在的亲子关系是否贤惠,母子俩都点头。

姚子洋和母亲走得很近。“怪父母太坏了”。一年前,姚的母亲放弃了科级干部的身份和前途,提前退休,来到上海陪伴。母子俩租房看病,相依为命。“我只有他,他也只有我”。他们一周看两部电影。她生日那天,她儿子替她付钱,给她买了爆米花。这是她当兵以来第一次吃爆米花。

治疗期间,姚慕皈依佛门,每周去寺庙做义工。她变得柔软,学会了退让,成为了儿子的情感出口。为了防止他再次受到伤害,姚慕还没有公布病情。姚的妈妈说,等孩子康复了,就不再忌讳了。“我要把这张脸摘下来,让大家看看我儿子为什么抑郁,我为什么离职,这样我就更放下了。”

“我还是放不下。我真的不行。”每天,李越还学习国学,写练习日记,但她的旧记忆太沉重了。她说她现在仍然不能给她70岁的母亲洗脚。她很焦虑,经常向妈妈倾诉。她关了茶馆看儿子,经济也变穷了。

但她并不是一无所获。面对疾病,零星的快乐也能让她有治愈的感觉。这几年,老公开始承担责任,陪儿子去外地治疗,主动在家做家务。刚刚进入2019年的苏州,异常湿冷。当李越忙的时候,她的丈夫主动送来一条围巾。她感动的拉着很多人说:“我老公居然送我一条围巾,以前从来没有送过。”李越和她的丈夫手拉手在树林里散步。路很长,他们选择一起度过(马龙龙摄)

有一天,邹峰跟他们商量,看见李越和丈夫背靠背坐着,就说:“你们要学会牵对方的手。”第二天,摄影师来拍照,丈夫主动牵起她的手,这是结婚20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两人手拉手穿过树林,仿佛一起走过迷宫。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6-7期。患者及家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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