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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移民潮

疫情后移民潮

实习生何佩云本报记者任武

在离开上海的前几天,张九参观了许多地方。路过红砖楼,外白渡桥夜晚灯火通明,东方明珠的倒影朦胧地停留在黄浦江上。

她有点难过。从2013年读研到现在,她在上海已经快7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外滩风光九拍。

张九今年30岁。她几年前就辞职了。直到6月份,她都没有得到新的offer,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进不去出不去的银行账户,只能维持她半年左右的生活。

6月底,张九在上海租的房子到期。她没有续租,决定回家。

避难所往往是人们的私人选择。城市人流不断,疫情成为一线城市新移民迁徙的“催化剂”。

讽刺

大年三十前两天,张九从医院急诊科出来,看到戴口罩的人。

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候,张九陷入了恐慌。那段时间,她身体不好,总是感冒发烧。幸运的是,经过验血和肺部检查,医生说她只是普通感冒。

年前,张九向公司HR递交了辞呈。从医院确诊的第二天,她就嗓子哑了,坐上了回江西老家的火车。按照原计划,张九将在家过春节,2月份回上海找新工作。

然而,实际情况与计划有些出入。她投出去的几百份简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在家呆了两个月。3月初,张九从老家回到上海。

她对实际情况感到不解,为什么几个月都招不到工作,开始迷茫地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她反思,是不是自己太任性了?人一定要结婚生子,过安稳的生活吗?

吴仪的计划也没赶上形势的变化。

从事旅游行业的吴毅春节前回到河南老家。他正忙着处理客户退款,一个去韩国的15人旅行团在出发前一天要求退款。当时,他还是非常乐观的——中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几百例,其中大部分在武汉。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没有任何限制,而且它们似乎仍然可以流通。

然而,在客户的要求下,吴怡试图与航空公司空公司和旅游平台协商,却没有任何关于免费退票政策的消息。

1月下旬,他的旅游公司不断收到客户取消旅游行程的请求。这家中型旅游公司主要做私人出境游订购和对接旅游平台。去年,其营销额达到1亿多元。在吴毅的记忆中,出境游市场一直处于扩大趋势,没有特别低迷的时期。因此,他乐观地预测,暑假期间可以恢复营业。他对旅游业和公司抱有期望。

没想到,疫情在各国迅速蔓延。三月初回到工作岗位,吴怡注意到了办公室气氛的微妙。平时员工每天都需要给客户打电话,现在冷清了。公司接不到订单,处于“得过且过阶段”。

无论如何,吴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到失业这一步。本来公司有100多人。从2月份开始,部分员工陆续离职。首先,公司解雇了一批“懒惰、出格”的员工。到5月份,有20多人和公司协商离职,其中就有吴怡。

到了七月份,公司只剩下二十个人了。公司指示员工签署自愿辞职,并承诺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但在他辞职的当晚,公司给工作群里的员工发了一份文件,说暂时发不了工资,先欠着。

武艺的工资一般包括五六千的底薪和提成。疫情发生后,公司强制先发一半工资(基本工资的一半),过了几个月才补上。离职时,公司还欠吴怡一万多元提成。

旅行不是短期能做到的。吴毅离职的同事大部分都转行做电话营销了,比如在线教育的推广。吴毅也找了新工作,通过了销售岗位的面试,但是不喜欢。他尝试转行做外贸行业,但业内人士告诉他,今年外贸“不太好”。

转折点

对于林亚天来说,疫情可能是人生的转折点。

她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大三的时候,她考了通信的研究生,结果和理想的学校相差无几。

如果她没被录取,就不会被转学。当所有同学都在忙着春招的时候,林亚天跑到苏州的BB,和来来往往的人聊天,在BB遛两只狗,偶尔投投简历。远离学校和上海,那段时间林亚天很迷茫。他逃了出来,拿不定主意是去“二战”还是去找工作。后来刚拿到广告公司的offer,选择了工作。

林亚天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半年。加班很正常。她已经在早上六七点看过外滩了。我甚至在周一早上和室友的闺蜜告别,下一次见面已经是周六了——连续加班五天。凌晨回家的闺蜜休息了,早上却起不来了。

当时她抱着努力工作学习的想法,不怕工作中的困难。然而不到三个月,带她上岗的师傅走了,公司团队半年换了五六个人,各种项目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除了来自客户的压力,林亚天还面临着内部的压力。她要带新人做项目,但那时候她刚开始熟悉这个行业。

2019年初,她转行到图书行业,走上了营销岗位。加班少,重复性工作多。但她还是看不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好像不是很幸福。”

工作快两年了,每隔半年左右,林亚天的一个朋友就离开上海。今年,和她合租的闺蜜也打算回成都。

现在,疫情让考研的欲望死灰复燃,催着她。林亚天心里想,他早点离开可能会更好。

林亚天家的傍晚阳光。

如果没有疫情,李米会听从父母的建议,拿到在京居住证,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如果幸运的话,他可能会留在北京,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

她刚从北京某语言文字类大学毕业半年,在一家大的保健品公司做人力资源。疫情期间,公司老板发现了买卖防疫物资的商机,带着副总和司机到南方洽谈销售消毒片的业务,并让公司其他员工远程提供帮助。

那段时间全公司全力配合老板卖消毒片,不管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内,随时都有可能有工作找李米。她感到焦虑,害怕从老板那里得到信息。她记得这是她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晚上10点,老板催材料的消息传来。她可能刚刚踏进家门,还没有想好晚饭吃什么。

这种焦虑有更深的根源。李米在大学的专业是人力资源,但她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应付不来”。她不敢轻易离职,也不想面对刚毕业重新找工作的压力。

毕业前,室友有的去上海实习,有的二战考研选择回老家。只是她没有计划。到了最后要搬出学校的时候,Rimi的爸爸来帮她搬家,商量让她先试着找份工作。从压制简历提交开始,去面试,复试,等结果。下次回收她会更紧张。

李米在心里问自己,“这次能做到吗?”她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被拖走。

毕业一个月后,Rimi找到了这份满意的工作。前三个月试用期,工资打八折,一个月4800元。扣除社保基金,只剩4000元了。那时,李米住在门头沟一个月1900元的房子里,存不下钱。

课余时间,她听从父母的建议,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但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3月的考试被取消。

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李米打开网络直播,隔着屏幕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聊天。起初,李米只是玩玩,但她没想到直播会带来好处。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月挣4万。李米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在直播中,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离开

有些选择是偶然发生的。

二月初回到工作岗位后,李米的直播经常因为老板的催促而中断。手机一提醒,她的状态就没了。李米不知道如何协调,但她的男朋友鼓励她做自己喜欢的事。3月初,力米提离职,准备和男朋友去湖南老家玩。

生活的安逸,从实现榴莲自由开始。在京的时候,李米基本不主动买榴莲,所以也舍不得买,担心放冰箱里会影响舍友。

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气候湿润,物价低廉,身边都是熟悉的人。李米发现除了住在北京,她还有其他选择。她不打算回北京。

有时候,她也会想念北京。学生时代,学期末和朋友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票价很便宜,10元到20元,偶尔还能碰到导演的映后交流会。

“但是南方有生活”。李米学会了开车,拿到了驾照,想着过段时间可能会和男朋友开车去贵州,做点小生意,也许会继续直播,甚至想到考研。有了公司,Rimi感到轻松自在。怎么活,要看他自己。

吴毅也决定回河南老家。对他来说,做出离开的决定并不难。

吴怡从长春某大学翻译专业毕业后,从东北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在苏州,2017年10月去了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翻译,然后进入旅游行业。吴怡原本打算在上海呆两年,然后在二线城市定居。离开上海是意料之中的安排,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

五月十号吴仪走了。离开上海前,他和朋友约好告别晚餐,把两袋生活用品送给了朋友。他经过田子坊,街上所有的店铺都贴着清仓通知陆续关门。吴怡有些惊讶,又安慰道: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都是这样。

他如释重负。“别人问他怎么在上海混不下去,他就说是疫情,大家就明白了。”

吴毅继续关注着与公司的维权进展,同时开始计划考公务员。对于这份以前“不屑”的工作,吴仪有了新的想法。“你可以试试,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黄浦江对岸,张九更有拉。毕业近7年,张九已经做过两份工作,最后一份是在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做市场传播。2018年,她被调到北京工作一年。在上海北京生活了几年,她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矛盾:飘还是回家?

今年的疫情让张九意识到“可能是在逼我做选择。”

她说不出产生这种想法的具体原因。刚工作的时候,张九觉得自己很“梦幻”。虽然工资不高,但是遇到的人都很有趣。领导和同事们思维灵活,想法很多。当时她高中同学八九成都回家当公务员或者老师了。

张九去浦东张江上班,下班路上的夕阳。

那种安稳的生活,在以前,张九是看不上的。现在想想,挺好的。走在外滩,这个城市是如此繁忙,她发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告别朋友吃饭的时候,遗憾堵在了张九的心里。如果不是疫情,她可能会在上海呆得更久,能够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她话锋一转,把所有原因都归结于疫情。其实不公平。

在这次求职中,张九也收到了面试通知,但她心仪的两个职位却在第三轮被“挂机”,她有些“崩溃”。挫折和焦虑缠绕着她。为什么她工作经验多了找工作好像就更难了?她曾经把这个问题抛给面试官,面试官回答:“没有化学反应。”仔细考虑后,张九总结道,“我的简历太无聊了,吸引不了招聘人员的兴趣。”

月底的一个周日,张九坐高铁回了江西。回家后,她每天看书,上三个小时的培训班。她报了事业单位考试培训班准备考试。那些未完成的遗憾,随着距离的推移,似乎渐渐模糊。

从上海回国后的第二周,她收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再次前往上海,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2月底,林亚天提出辞职。图书公司的女领导说她太冲动了,劝她不要走。“上海的机会更多”。偶尔,林亚田也动摇了。但她最终下定决心,在4月份正式离职。“犹豫太久,就不会做什么事。”

林亚天在上海的家里收拾行李,傍晚的阳光照在猫身上。

没有明显的节点和情绪,四月中旬的一个晴天。

一年前的一天,为了带走在地铁站捡到的小猫,林亚天打电话要求搭车回郑州。巧的是,司机刚好走了她平时上班的路。林亚天注意到了路边的小公园。在我的记忆中,公园里的银杏树会在秋天变成金黄色。她一直想去那里,但她从未在通勤途中下车。

郑州后的两三天,北方干燥的气候让林亚天的脸开始脱皮。她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上海了。

她想,疫情是导火索,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她列了一个要看的书单,为考研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我现在做出了新的决定。虽然可能很辛苦,但我其实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黄芳

校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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