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记者一般不喜欢重复。前方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消息，召唤他们去面对流动的缤纷世界。这种职业习惯就像一首歌:每一次发现都是意外，每一步都是骄傲，每一个微笑都是新的感受，每一滴眼泪都是第一次。如果不是新闻界同志的催促，也许，连我都不会懒得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掐指算来，我采访一个被拐的女研究生已经10年了。还有很多细节，真的已经渐渐忘记了。但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我写了这样一篇轰动全国的报道，每当我感到忧郁，每当我感到江郎疲惫不堪，或者当我单纯地想沾沾自喜，碌碌无为——把自己比作街上的那堆大白菜，一提到久而久之，我就浑身一激灵。实习大学生高笑曾问我:“老师，你写了一名女研究生被绑架的事吗？”他一边问我，一边主动帮我拿着从资料室借来的厚厚一叠报纸。我想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河南省的文史专家来北京开会，大家在饭桌上谈到现在的骗术时，引用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一个老专家说是女大学生，另一个马上纠正，不对，是女研究生。他们记得很清楚。一个山东的年轻同志打电话来，说老师给的教材会收录在这篇文章里。他告诉老师他认识这位作者，老师写下了“直言不讳、勤奋有才”四个字。前不久，该报的一位后起之秀，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张传亚同志兴奋地告诉我，他买了一本毛《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书，其中有三四页是引用了日本报纸1988年9月3日发表的《沉重的思考》一文。当然，这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要比我10年前的《匆匆忙忙》深刻得多，他对这件事提出了“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是一个久违的诚实的批评。毛文忠说，“‘她为什么不依靠法律来自救？’这种对问题的分析，就像说‘刘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一样不着边际。在所有的舆论中，没有一个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更没有从这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探究我国普遍存在的漠视人权的现象。在我国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人权就是政治犯的待遇，基本人权从来不涉及每个人的情况。“我喜欢这种充满活力的挑战。时隔10年，仍有人记得这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对其中的观点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他给我的震撼和启发超过了我自己写的任何一篇文章。
二
一位日本记者说:如果你一生中能获得三个独家新闻故事，他们就是大记者。你可以称它们为“大新闻”，而不是独家新闻。一则新闻轰动舆论，举世瞩目。哪怕写一篇这样的新闻，也就完成了记者的终身心愿。记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似乎他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冲动。记者是猎人。像猎人一样，它们随时准备瞄准猎物。我采访一个女研究生关于被拐卖的事情，是很偶然的。1988年，我在移动记者部做记者。当时我有机会跟随老导演张天来同志多次采访。老一辈记者从不放过任何新闻采访线索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天籁同志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是公认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慢慢地，我被田来同志感染，对写人物产生了兴趣。报告不重要的时候，我总喜欢去阅览室翻翻一些报纸杂志，试图找到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有一天，在看1988年6月7日的《河南日报》时，报纸右下方一篇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说，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玟于6月6日在郑州被捕。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看完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感觉很不满足。我甚至责怪我的同龄人。为什么我没有更清楚地解释整个故事？比如女研究生为什么会被骗，这个小骗子是谁？我当时只觉得，光明日报这种知识分子的报纸，应该站出来为女研究生遭受的不幸说点什么，或者至少理解一下同龄人没有说清楚的话。于是，我向当时的系主任李同志表达了我的愿望，他支持我去采访。当时心里没什么想法，眼前一片漆黑。根据《河南日报》的唯一线索，打了几个电话，才知道骗子李玟被郑州火车站公安局抓了，现在关押在那里。没有再耽搁，我立刻去火车站买了一张没有对号的票，直奔郑州。虽然我很匆忙，但是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没有赶上。这个小骗子很快被山东省运城市公安局的同志押解走了，这个案件最终在运城市发生。当时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继续努力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调查，实地采访公安局的同志，这不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人们还做了一个严肃的介绍。不过我觉得听介绍是一回事，面试自己又是另一回事。于是，我要求派一位女同志陪我去山东面试，人家根本不感兴趣。一方面，我没钱陪我问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事情。比起杀人的人，他们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郑州火车站附近的云青楼招待所，就是女研究生被拐卖的地方。我决定不放过任何线索，实地考察。到了那里之后，酒店的领导和服务员还在关心这件事。因为这个案子的嫌疑人还没有完全抓到，害怕报复。况且服务员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年轻姑娘，一提到拐卖人口的坏人就发抖。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告诉他们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我写下来写文章，让更多的姐妹擦亮眼睛，避免再次上坏人的当。就这样，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亲自来到了女研究生和小骗子曾经共同生活过的房间。房子曾经接待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是纯洁善良无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邪恶、贪婪、绝望的文盲违法者。就连我这个局外人也对他们后来上演的难以想象的故事感到愤怒。作为一个女人，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想想如果你的妹妹或女儿出了什么事，那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和痛苦的场景。我站在暂时没人敢住的秋千房空，思绪万千。我知道，以我自己的力量，可能根本不是对抗社会丑恶的对手，但我手里有一支笔，只要笔尖饱含心血和真情，还是能起到匕首投枪的作用。记者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遇到这样的典型事件，不写就等着吧。就是从此不再犹豫，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下定决心跟进面试。
三
买了一张去山东运城的长途汽车票，在郑州火车站混乱的长途汽车站出发。省与省之间，有一段路完全是土路。一路上，碧绿的泡桐树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土，路面因为雨后的泥泞和车轮的碾压更加凹凸不平。因为道路施工，交通不得不分开放行，无形中延长了行程时间。当我们到达运城长途汽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出于警惕，我找到车站派出所，给郓城县公安局打了电话。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室主任见到我，几次问我“你自己来的。”惊魂未定的他告诉我，贵州省一个妇联的主任来这里解救一个被拐卖的当地妇女，她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转卖她的路上，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人贩子，带了货，答应一起带，然后趁机逃跑。我并不惊讶。一个晚上，2480元就能买到一个精神矍铄的大姑娘，全国出类拔萃的姑娘不在少数:地区高考前几名，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班长，著名共产党员，至今还在遭受这种非人的折磨。还有谁不能交给这里的地下“人口中转站”？实际发生的事情比想象的更令人震惊。有一份公开通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向相关部门出具的一份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报告。这份报告记录的数字是，自1978年(1988年)以来，有2700多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6人不满14岁，75人在14至18岁之间，1900多人在18岁以上。其中未婚女性占70%，已婚女性占30%。该报告中还有以下记录: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人因拒绝结婚和受到羞辱而自杀。在大仁乡徐庄村和望京乡王丕村，两名女孩都在卖淫5天内自杀。到目前为止，死者的身份和住址尚未查明。”“一名怀孕7个月的外地女子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不法分子骗了。因为不同意和买家同居，买家的几个兄弟把他们的衣服脱光压在床上，让买家当众强奸。”“郭屯镇富裕屯村30岁男付，用800元钱买了一个11岁女孩(四川人)，和她睡了半年。”“由于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谋杀、伤害和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集乡程屯村一青年将买不到逼婚的‘媳妇’连砍七刀，致重伤。”“被拐卖的妇女不是被迫结婚而是被转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湖北红安县一38岁女子被拐卖到运城后，半年内被转卖8次。每次转卖把价格从原来的700元提高到1700元。“通过这段文字中的数据，沿着女研究生血泪的历程一步一个脚印的寻找，我仿佛从《天方夜谭》的故事中走进走出。揭露一个地方人口贩卖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首先，案子还没有最终定下来，提交给有关部门的卷宗，怕担责任的人，婉言谢绝，就是不让他们看。我从公安局找到法院，从法院找到公安局。答案是，保管档案的同志已经回家种责任田了。信不信由你，就算再不信也要拿出诚意来。我跟他们说，你们把我送到村口，我就去找这个同志。他们说路太差了，车根本走不了。我知道我要写的是一篇新闻报道，所以不能有假，也绝对不可能以假乱真。特别是三方主体构成了文章的主线，人物的交流一定不能有虚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些东西与现实不符，就会对整个交流持怀疑态度。况且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法律的严重问题。每一句话都要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的精神去查证，法律文书是投入文字的最重要依据。遇到这样粗暴的采访我也能想通，因为只有一个记者证，没有上级部门的介绍，没有熟人来接我，当然会有抵触情绪。但是，我并不气馁，因为我毕竟是党报记者，无论做什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表现出良好的风度。于是，我找到了负责办案的县公安局局长和法院法官，说了一大堆懂事又动情的话。我想，既然大老远跑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回空。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部门的支持。在给菏泽区公安局打电话时，我试图对这起震惊全国的拐卖案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到动情处，声音有些颤抖，公检法的同志们终于被感动了。后来，他们终于给我开了绿灯，包括亲自带我去监狱，提审两名在押囚犯，这些都可以在我的报告中看到。面试中的几件事对我触动最大。一次是在我去龚长根家的路上，他是一个买女研究生的农民。我站在村边的黄河大堤上，听村干部给我看公安局民警突袭的场景，讲述那晚营救女研究生的故事。望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思绪飘荡。这里是宋代农民起义领袖宋江露杆举旗的地方，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故事代代相传；这里的县志也记载了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感受到当地百姓的贫困，兴修水利，兴办实业的义举。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是八路军115师驻扎的抗日根据地，刘邓军队渡过黄河的渡口离这里不远。可以说，反封建斗争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而现在，封建主义还像幽灵一样在这里徘徊，我们民族的担子真的太重了！太重了！！另一件事是晚上从监狱出来。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起来了。我们非常小声地说话。不知何故，消息传播得如此之快。我看到窗户从上到下挤满了人头，看着我们走远。那时候，天很热。男囚犯只穿了一条短裤，监狱里挤满了人。他们特别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对自由的向往。农民的狭隘无知，法制观念的淡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了很多不该在这里再次发生的悲剧。这些不能改吗？然而，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女研究生被关在屋子里71天的可怜的房子。房间里的床没有床板。它是用高粱秆做的，上面盖着一张旧的粗布单子。屋里没有一张桌子，一块破水泥板下的一堆土坯就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满是灰尘，没有像样的装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上海的女研究生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懦弱，胆小的老农同床共枕呢？她当然要拼死一搏，但是被一群不明真相的人粗暴干涉，还有几个壮汉。而法律和习俗把两个互不相识的男女的衣服脱掉，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同时赤裸相见，一辈子都要过那种生活。好像不是真的，而是像一本传奇小说。外国成年人的国家，在古代，子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包办，但程度差别很大。即使父母独断专行，他们也总会安排一个机会，或舞会或宴会，让青年男女单独交谈。只有中国不是...从未谋面的男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称之为有趣，戏剧性或不人道。”柏杨在批判中国封建婚姻习俗时，用了“不人道”这个词。在采访被拐卖的女研究生的过程中，我时而愤怒，时而惊讶，时而惋惜，时而无奈...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跌宕起伏的感情经历。回来后恨不得马上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告诉大家，不然一颗心总好像被什么东西碰撞纠缠着…
四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我看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在一篇评论中写道:“重思考，思维视野开阔。它对一个人类无法接受的犯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导致的农民的愚昧，一个女研究生在关键时刻不能被金钱诱惑，不能因为虚荣而有效抗争的悲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提供了这部作品从后续采访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那种被称为深度报道的传播的特点，如从全方位的角度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而不是过去使用的单向调查，以追求报道的深度。比如把道德批判深化为社会批判。法律不允许无条件买卖婚姻，记者在此没有异议。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买卖婚姻在特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被迫做出这种选择的农民有些同情。即使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年轻女罪犯，在讲述自己被谋杀的经历时，也流露出一丝怜悯。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记者忠于生活，忠于实际调查结果是真正记者的品格……”时光荏苒，记者生涯最辉煌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是因为那篇报道。时不时会有人提到介绍一些经历、感受或经历。我真的没有系统的总结过什么。我只是从中体会到，一个人的运气或机遇总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就拿我来说吧，没有别的优点，就像一只有一颗赤诚之心的笨鸟，在自由的日子里飞了一回空。(光明日报记者吴)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