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残洁葛实习生薛可报道
[编者按]
4月3日，湖北驻沪医疗队抵达上海。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省市医院的医疗队1000余人。
这是一次特殊的告别。就在两年前，武汉“封城”的那一天，上海的医护人员逆行进入湖北支援抗击疫情，很多人一直呆到封城解除。
金银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方成说，这次疫情之后，上海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名字。他有温度和情绪，像一个老朋友。上海龙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卢伟，永远记得武汉那些热心、值得信赖的战友。
现在，两地再次并肩而立，这次是为了上海。
“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他是一个亲密的朋友”
讲述者:方成，武汉金银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方成。
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工作了25年，现在已经工作了27年。拜托，都两年多了。
这次来上海求援，比我之前在金银潭医院ICU的经历还要沉重。如何形容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爱人，你总是希望他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你可能会觉得，唉，那是我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他病了，你会觉得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仅此而已。
以前我以为上海是大都市，也就是城市。但是前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医疗队第一个进了我们金银潭，承包了两个病房；除夕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主任到我当时的病房。我们一起工作了两个多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时候，上海不是一个城市，他就像一个朋友；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有温度，有感情。
4月2日下午，接到卫健委组织的上海援藏通知后，我立即报名，希望能入选。我院负责武汉本地疫情和国外输入性疫情。在前几波援助中，我们没有去其他省份。这次按照人员最少，我们选了一个医生，五个护士。医生是科室副主任，护士有ICU，有的一直在红区工作。
武汉金银潭医院在上海的医疗援助队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接到领导通知要去上海，我特别惊讶。领导又加了一句，“你带队。”
对我们来说，来上海帮上海就是换一个地方进红区，没有任何心理建设。这两年湖北省的防疫工作基本都是我们医院在承担，是红区，每天都是这样工作。
不需要专门培训，因为医院每周都有医院感的培训。行李很快就整理好了。通常进入红区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习惯拿行李(住酒店)。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下发的文件，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带了一个心电监护仪，一个除颤器，一辆救护车。
其实家人也会担心，只是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假装不知道。我爱人是金银潭医院ICU主任。我家孩子从小就看到爸爸到处支持，武汉爆发后也习惯了。疫情那年，他在家准备高考，现在读大学。这次我说我要去上海，他说。你会怎么做？我说去执行任务。他什么也没说。我到了之后，他还主动整理了我们的家庭视频。
我们3号早上7点出发，上了火车。有同事向我申请，说，护士，我想和你一起去。1点多到了上海，有人说要跟我走。
坐大巴到酒店后，我们这些来自武汉的人都沉默不语，心情沉重，因为上海本来就很繁华，突然安静下来，我们顺利到达酒店。武汉的人能感同身受，其他省的医院和后援队就未必了。
像我们这次的支持，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金银潭的人，可能已经把这种情结融进了血液。很大程度上，武汉感谢上海。其实我们真心感谢金银潭的上海。
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我刚开始是普通病房的护士长。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重症患者越来越多。医院紧急开设了两个重症监护室。我被调到华南六病区，再次参与建立ICU。我负责病房的护理质量管理。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到部门，晚上七八点下班。
我们病房基本都是病人，最多30个。最多的时候有60多个护士，其中20多个是我们医院的，30多个是外地的，有湖北的，安徽的，福建的，山东的。医生多的时候也有20个。
病房刚成立的时候，忙忙碌碌，乱七八糟。每个ICU病房国家都派出了两位专家，钟鸣主任和北京宣武医院重症监护专家李江主任，负责我们在华南的第六个病房。他们是我们的领袖。
钟主任刚来的时候很低调，背着双肩包，戴着口罩。我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当时在医院的红区采集核酸。钟主任后来告诉我，我收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核酸。
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危险的情况。非典时期，家不在我们医院，我们投资的人也不多。之后武汉爆发禽流感，儿童手足口病，一些季节性传染病，我都经历过。没有一个让人们感觉像新冠肺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突然之间，他们就变得这么(认真)了，就这样。
这种迷茫，钟主任可能比我们更甚。他曾经告诉我，方成，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是充满信心的。后来病人好几天都不见好转，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你摸不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像现在，奥米克隆传染性很强，但重症率相对较低。你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如何保护它。
那时候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基本上每天都有抢救。中科院心理所也给我们做了心理干预，怕我们受到心理创伤。
面对病人的病情，钟主任特别理智。病人一旦病情不好，就特别情绪化，情绪会因为病人的病情而波动。慢慢地，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他对我们的态度和反馈是“我在这里”。他对自己和我们都有信心。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他？
钟主任一开始要考察很多医院，后来就驻扎在金银潭医院。他主人翁意识很强，所以他没有说这个事情是金银潭和武汉的事情，我管不了。他什么都亲力亲为，去查房，带领年轻医生做各种手术，然后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带给科室的人。
之前钟主任描述过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南六区是上甘岭。他和姜主任带着我们上前，给我们制定了诊疗方案。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冲击，互相磨合。你保护我，我保护你，慢慢培养出一种战斗的感觉。病情不严重的人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感受。
后来钟主任走了，我们病房的人都哭了。他说，方成，我不想走，我想陪你走到最后。我知道，但是你得服从国家安排。
当时我们在金银潭医院防疫医疗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小组里有来自湖南、山东、上海和北京的人...只要去过金银潭医院的援医，大家都会说，来找我们(以后)，随便。这种感觉真的是战友，什么也代替不了。
现在，我和钟主任在一起。什么都不说，直接抱抱，也不会觉得不合适。我一去上海，就说钟主任来了，他一定会接待我。如果钟导演回到武汉，他说，我现在在这里。我说好的，我马上就来。就像家人一样。
去年，全国危重病年会在武汉召开。当时所有来我们六病区支援的人，都是在钟主任和另一位主任的带领下再次聚集。
我接到上海援建通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告诉钟主任。我很担心他。我知道他最近一定很忙。我也怕他担心我。谁知昨天(4月3日)媒体报道了我来上海帮忙的消息。今天早上钟主任在微信群艾特认识了我，发了几个拥抱。我回答:我在这里。
别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只有他知道。我们不需要言语，只是这种默契。
我们有一个上海医疗队成员，他以前帮助过湖北。得知金银潭的人要来，我们马上问当时接待他的病房护士长，我们在哪里，说一定要见见金银潭的人。还有一个上海医疗队的医院感科主任，知道我们在这里，说金银潭在这里太好了。我说只要你需要，我们金银潭义不容辞。
今天(4日)早上六点，我们离开酒店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然后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不同的核酸采样点。
核酸采集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我说这是武汉的医学博士。居民们一听，纷纷表示感谢。现在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了。社区工作人员还说，我现在能理解你以前工作有多难了！
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可能听小区里的人说，今天有一个武汉的护士过来，给了我一幅“画”。他可能还不会写字，家人帮他在图片上打了几行字:“感谢武汉医护人员远道而来支援上海，为上海加油！”在底部，用红色画了两个心。
当方成在上海收集核酸时，一个小男孩寄来了一封感谢信。
我当时很感动，说阿姨想抱抱你。可惜穿着防护服，我撑不住了。
另一个社区志愿者说，你吃不惯我们的上海菜。我家里有辣椒酱，我拿给你。我说不行，你现在也需要这个。她就跑回家，拿了给我。
上海社区志愿者的辣椒酱。
今天我们整个团队的反馈都是社区对我们武汉的医疗特别好，特别热情。一起采集核酸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老师也很好。告诉我你在上海需要什么。
因为上海医疗队，因为钟鸣主任，我感觉我的亲人就在这里。我们对上海充满信心。疫情一过，我真的很想见见钟主任。
她摘下口罩说:“哎，张大夫，你好年轻啊。”
讲述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主治外科医生常金星。
常金星。
(4月6日)明天，我们将正式入驻新中国方博的小屋。
就在上周四(3月31日)，港湾收容所被华山医院接管，他们的队员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当时武昌收容所管理的资料。华山医院的专家教授援建湖北的时候，我们管理的是同一个收容所，武昌收容所，是武汉第一个也是经营时间最长的收容所。当时相当于传染病收容所医院的一个模板。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起工作了35天。
虽然已经两年了，但是因为疫情一直没有结束，我们和华山医院的团队每年都会在一个收容所开一次经验交流会。平时大家有什么事情都会互相交流。
以前我们在武汉是主导，现在反过来了。我给他发了一整套手头总结写好的文件。当然可能不太合适，但总会有一些参考意义。
没想到，周六(4月2日)我们接到医院通知，说省里要组织一个千人医疗队来帮助上海，我是8个医生中的一个。晚上回家收拾东西。特别紧急。只有一天了。
3日下午出发，下午6点到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我第一次来上海。晚上9点，公交车在静安区走，路空空。没有车，我立刻想到了当时的武汉。可能下来的后援队太多了，比如山东，青海，海南等。，而酒店又安排不了他们。直到晚上将近11点，才安排好住宿。
长金星沿途经过上海的街道空。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华山医院的几位同志都没有休息。他们不时问我是否留下来了。直到我留下来，他们才安心睡觉。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有工作，平时我们可能联系不多，但是这种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的友谊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2020年2月5日，武昌收容所建成时，还不为大家所知。每个人都有许多想法，每个医疗小组都有自己处理病人的方式。但能否应用到实践中实现医疗团队的统一，是一个快速磨合的过程。
比如三个区域(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两个通道(入口和出口)的建立，就是从三个区域一个通道开始的。华山医院的医疗团队提出，这不符合医院规定，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在他们的倡议推动下，改成了三区两通道，并在其他避难所使用。
当时武昌收容所分为三个ABC区，C区核定床位数为250张。最后，约有430名患者入院。作为组长和C区总负责人，我责任重大，要安排好大家的伙食和用品，医护人员的排班，不规则的穿防护服，病人的治疗，准入标准，病历和医嘱等。
我出生于1990年。我当时真的很年轻。我是62岁的教授和96岁的医生。我压力很大。前三天三夜没睡觉。直到一切都理顺了，我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慢慢地把事情分配给下面的队员，好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只要不上夜班，白天基本都会待在洁净区总部，保证大家零感染，保证大家把自己保护到最佳状态。
(与两年前武汉疫情相比)现在一致认为奥米克隆传播力更强，是原来的2-3倍，但“毒力”在减弱，死亡率和发病率在下降。如果致病性较弱，治疗策略会有一些相关的变化。
当时武昌避风所的整体容量是800人，现在可以容纳1万多人，港湾那边可以容纳2万人，大很多。协同管理要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团队，团队之间的磨合也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方舱建设和各种标准化流程的建立肯定会比我们当时快很多，磨合时间和最初的混乱状态也要缩短很多。
新博广场小屋
新博广场小屋
现在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轻症、普通或无症状的感染者。我觉得心理咨询肯定是最重要的。怎样才能让大家更加耐心安静的待在里面，完成几项核酸检测，直到符合出院标准？通常至少需要一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因为)患者的家庭情况等因素，产生了很多焦虑情绪。尤其是这么大的避难所，里面的人密度更大，心理压力可能更大。武昌收容所后期以心理疏导为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收容所有一个特点，叫区域自治，让病人自主管理。我们成立了一个耐心的党支部。每10人或20人为一个小区域，每个区域会有一个负责人。你有什么困难和需求，可以向患者党支部反映，患者党支部再与我们沟通。这种管理模式，在当时医务人员短缺的情况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还没进避难所，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会怎样，会达到什么预期效果。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希望上海的疫情尽快结束，大家回归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是所有抗疫人员最根本的想法。
平时工作也很忙。有时候做手术，一天一夜都不在家。家里的两个双胞胎宝宝才7个月大。我每天陪宝宝的时间可能不到一两个小时，主要是老婆担心孩子。以前她上班或者累的时候，我偶尔会轮流，现在都是她说了算，这让我很内疚。我不知道我要在上海呆多久。也有可能孩子会说话。我还没回去。
我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在上海，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每天通知我。今天在社区查核酸，下一次，我会和他们保持联系，互相加油。他们也教会了我一些经验，比如如何和年长的上海人交流，听不懂怎么办。
当抗疫运动结束后，如果我有时间，我想去东方明珠、迪斯尼、外滩和华山医院等地看看。
我和华山医院心内科的鲍老师，相当于同龄人的一半。那时候收容所医院有人来看心电图，一般都是给包看，我有时候也帮她看，我们的关系就更熟了。他们的领队杨敏杰先生，我见到了他，是在舱外休息的最后一天，我们正要告别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视频，大家站在一个台阶上，一个个摘下面具，面带微笑。她看了看说，哎，常医生，你好年轻啊！
我有另一个想法。等我的孩子大一点，比如四五岁的时候，我会带他们去上海，让他们看看我的父亲曾经在这个地方抗击过疫情，他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
“有压力，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
讲述人:刘亚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出发当天(4月3日)下午4点左右，我在值班，接到主任通知要求工作人员去上海支援。
我第一时间给老婆打了电话，通知了婆婆，他们都很支持，我就主动报名了。收拾的时候，(我儿子)坐在行李箱旁边，一边看我收拾一边哭。他当时2岁10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是支撑。我跟他说我妈要出差一段时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给我宝宝录像。他说我不想和你视频，你可以一个人回来。
刘亚男父子。
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医院了。最近两年我们医院基本都是全国各地支援，积累了一些经验。出征前，他们会准备相应的物资，包括食物、行李箱、(和)衣服、药品等防护用品。
晚上6点，做完核酸，感染管理科的老师给我们上了第一堂防护培训。之后，我们举行了告别仪式。我老婆也带着宝宝来医院了。他在我老公怀里，喊着妈妈，妈妈。
合影留念。
7点多，一群医院工作人员已经出发了。我是第二批约50名医护人员。护士姐姐比较年轻，20出头，比较单身。医生这边，我和自己差不多大，三十多岁，家里的孩子大多还小。
去年Xi安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也报了名，打仗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后来Xi安的疫情缓和了，我就不用去了。第一次去另一个城市帮忙，有点紧张。记得我们坐动车的时候不用检票，大巴直接到高铁站站台。同事开玩笑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
下了高铁，我们坐车去静安区的酒店办理入住。看着窗外，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空。偶尔有车突然经过。印象中被称为魔都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很难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团结起来，把上海原来的繁华和生活还回去。
路上，司机感谢我们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感动。新冠肺炎的疫情正在肆虐。只要国家需要，能以最快的速度做这样的事，是莫大的荣幸。
办好入住，已经凌晨两点了，第二天(4月4日)我还在待命，等待具体的工作安排。我的主要工作应该还是做收容所的医疗管理。感染管理科的老师给我们发了防护服，口罩，手套，帽子，又给每个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训练，保证每个动作都做的很到位，特别是穿防护服，戴口罩。从医院层面来说，医院感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保护好大家，也要保护好自己。
也许明天(5日)或者后天，我就会开始忙碌起来，进入一种高压状态，但是我已经适应了这种高压状态，这是医务工作者的生活常态。
从2020年开始，我一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有些核酸还没出来，但是病情很危急。要在icu治疗病人，其他科室已经是比较正常的状态了。我们应该一直穿防护服。
我在上海的朋友都知道我要去上海帮忙，偶尔会和我聊聊他们的近况，但我们都不怎么说话。我能感觉到每个人的语言都变得疲惫，像一个东西。时间长了，有点正常，但还是不能放松。
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不像当时武汉疫情爆发时那么迷茫无助。这一次，总统在出发前告诉我们，他有信心获胜。希望疫情能尽快得到控制，我们能早日回家。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一起度过这场流行病”
旁白: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李志强。
李志强。
这次帮助上海的湖北医护人员有1000多人。武汉的几家大医院，如中南医院、省人民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至少需要50人以上。其他市级或更小规模的省级医院，根据各自条件，要求30人以上，20人以上，若干人。
这次我们派出了51人，包括10名医生，40名护士，还有一名从事医院感官工作的。我们所在的部门范围很广，有内、外、妇、儿。都是在武汉战役红区待过的人，在我们总部的雷神山，避难所，或者隔离病房接受过治疗。他们有丰富的抗疫经验。
李志强在武汉的起居室里。
2020年武汉疫情后，我院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是提前做好预案，做好准备。我们王校长的理念是一样的。我们宁可有准备也不要打，没有准备也不能打。
此后，医院成立了防疫预备队，包括两个医疗救治队和一个核酸检测队，医疗救治队有五六十人。核酸检测团队分为两类。一个是武汉需要全部核酸检测的时候，准备一个60人的小组，包括化验员和其他护士。还有一种全是临床实验室，只有核酸检测，10人或20人。
平时人都准备好了，一有需要就出动。湖北省有些地方有需求，医院会派一些小规模的团队。我们去年派队支援河南许昌，今年支援吉林的疫情。
3月12日，上海疫情加重，医院开始组建队伍，随时支援上海。大家都很热情，有些没来的人还挺郁闷的。
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要了解上海的疫情，做一些针对性的培训，请之前在武汉收容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讲解收容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以及一些医院感培训。
武汉之前面临物资短缺，所以我们也准备了N95、防护服、眼罩等全套防护物资。至少一周。还带了抢救车，全套抢救物品，除颤器等急救设备。然后是药品、面包、零食等生活用品。
我的家人知道我们来上海寻求支持。虽然我们很担心，也习惯了，只是希望能平安回去。
4月3日凌晨，1000多名湖北医护人员赶赴上海。
4月3日，我们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早上7点出发，我们第二批下午3点出发，6点半左右到达。
今天(4日)，第一批队员早上六点就出门参加核酸采集。这次会在酒店休息，做一些强化训练，比如穿防护服，上战场前检查。晚上可能会召集医院领导开会，分配具体任务。
之前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去可容纳1.5万人的新国际博览中心避难所，避难所里主要是轻症患者，可能没有那么多输液。如果我们照顾他们，主要是识别病人的病情变化，比如由轻到重，然后及时转移出去，得到有效的治疗。还有就是对患者进行情感和精神上的安慰，与患者沟通，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
武汉避难所相当于中国在世界上最早的尝试。武汉客厅收容所是武汉最大的收容所医院，由我院接手。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医护人员不足。为此，国家紧急出动了8支国家队支援，第一批就是上海国家队。
上海国家队有55人，由东方医院副院长韩雷带队。成员主要来自东方医院，但也有来自上海其他医院的。当时我是收容所医院的常务副院长，负责协调所有外地医疗队的工作，和上海的专家接触比较多。
收容所医院刚开舱的时候非常困难。首先，缺乏材料。其次，人们对病毒了解不多，所以很害怕，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此外，庇护所是一个新事物。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海六院的雷院长和吴主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淡定。这种平静无形中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时候大家天天在一起讨论工作，互相鼓励支持，配合得很好。上海专家非常务实，雷院长在管理和与团队成员沟通方面既有亲和力又有魄力。上海第六医院的吴主任非常专业，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支持。
另外，上海医疗队的移动救援车和车上的移动设备，当时都比较缺乏避难场所，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2020)2月15日收容所第一波病人出院后，中南医院本部被征用为指定危重医院，我回到本部负责。其余队员一直战斗到3月8日关舱。
我们的收容所医生有一个几百人的联络小组，一直没有解散。遇到某个节点或者看到什么，大家都会在群里议论。大家约定2021年武大看樱花。后来东方医院的一些老师去了，我因为在北京读书所以没有参加。今年，我们原计划4月初在武汉举行一次关于避难所的会议，因为疫情取消了。
我去过上海很多次了。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国际化大都市，医学全国领先，经常有各种学术会议。这次来上海是为了支持，和以前的每一次经历都不一样。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和上海的同胞们一起，早日战胜这场疫情，圆满完成抗疫任务。
当疫情结束时，我想和我们在上海的朋友聚一聚。
“我想当面感谢你，武汉的同志们”
旁白:卢伟，上海龙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曾经帮助武汉的沈磊抗击疫情。
卢伟。
我现在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避难所(医院)里带队，是集中隔离治疗点。接受治疗的患者主要是无症状感染者。有近200名医务人员和1500名病人接受管理。
有些病人患有基础疾病。比如前天晚上我们接诊的病人，有的做了骨折手术，有的是老年慢性病患者。我们的内科，外科，重症监护，呼吸科，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科，甚至肿瘤科都送去了。(考虑到)可能患者群体的(疾病)相对复杂。
(在收容所医院)一个是工作量大，护患比比较大。另一个入院病人不确定，随时随地可能有病人入住。还有基础疾病(无症状感染者的)，还有家庭式的入住，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患者。
有的孩子还不到10岁，独立能力还不健全。我们的许多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出生于90年代，他们已经到了98或99岁。他们本身就是孩子，可能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不过我们的小伙伴还是很自信的，会想出一些办法和这些小患者交流。比如现在孩子喜欢电子产品(产品)，可以和他们交流游戏和动漫。
后续我们想组织各种话题的科普(机舱内)，比如一些中医防疫常识。
我们的轮班是6个小时，接班和接班之间至少会有两轮查房，了解病人的需求。我们关注患者的基础疾病，这些感染是否会导致基础疾病的加重或疾病的改变。
这个病人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例如，我们有一个患有原发性风湿性基础疾病的病人。后来在家观察，入院时，(病人很着急)，(和)喝水量或饮食变化，风湿(关节)痛就开始了。我们风湿科的资深医生马上做出判断，然后及时给他(用药)调整。
我觉得，对于(“入”“出”)的保护，是因为援鄂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对于感染控制(传染控制)这种规范性的东西，(我们更有把握)。
我们当时去(雷神山)的时候，中南医院给了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雷神山的经历)其实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标配。
2020年2月15日到达武汉。那天下着雪，很冷，但我并不害怕，可能是因为我也有危险。当时上海有疫情，因为(我们)医院是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所以要做好院内疫情防控。然后，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带领队伍到雷神山用了两个小时。
我以前从未去过武汉。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医疗领域。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40分，街道两边都停着车辆。所有的车辆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甚至有些车辆的杂草从雪中冒出来。可见这辆车有多长时间没有启动了——我看到它就觉得“凄凉”。
第二天我去雷神山看我们病房的时候，有一个病房因为(屋顶上的)积雪融化，积水很多，屋顶塌了。那天，紧急处理物资全靠队员们的肩膀。
武汉雷神山医院(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雷神的治疗主要依靠《新冠肺炎诊疗常规》第五版或者第六版，包括我们中医在治疗疫病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经典的药方。我们的团队领导(医生)在危重病治疗方面也颇有造诣。(几乎)我们的病人都是转阴后出院的，只有一两个病人，因为是老年病人，危重病人，然后转到(重症监护室)。
我不怕，但是我们年轻的女孩子可能会紧张，因为网上有报道说武汉人可能因为缺医少药导致情绪不稳定。所以开舱的第一天，我就陪着我们队员去收病人。我也害怕万一有些病人行为过激，或者病人因为等待时间长，病情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可以进行急救。
对那些小姑娘来说真的不容易，家里就她们一个人。他们是我们现在团队的骨干。
我们非常感谢中南医院的医疗照顾。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包括病房的布局，三区两通道的设置，医院的一些管控和防护流程，我们都给出了指导性建议。我们实施后，他们会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提醒我们，比如每次进入“红区”(不能直接开门进入)，要观察房间门口的负压表。它就像一个相对较小的挂钟，在指针的风格，给一个负压值。如果负压达不到这个值，就有一定的危险。
中南医院的护士长和方护士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我们开舱之前，他们全程陪同(检查所有环节)，相当于陪我走完了接诊病人的流程。
我(最近)看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同事，特别是当时一起工作的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同事，来上海帮忙。我真的感到非常感激和感激。所以在我今天联系了方护士长之后，我也给了她一些我能给她的提示，比如在治疗环节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帮忙。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在工作场所见面，或者疫情结束后，我会再见到方护士长，表达我的谢意。
编辑:黄芳图片编辑:史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