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舒先生
*本文摘自邵依平《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和东亚经典。
在此，我将重点介绍我是如何跟随蒋天舒先生学习的，从而看到蒋先生学术风格的一个侧面。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报了名，很幸运考上了。幸运，因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只有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考生的5%，不到整个十一年几亿中学毕业生的千分之三。但当时我并没有考上复旦，而是考上了另一所特殊的学校:文革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合并成立“上海师范大学”，当时我是以其名义被录取的。但录取后又分开了，全部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我掉进了上海教育学院。它没有本科学历，只有一个两年制的专科学校，校舍借用于龚俊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现为上海海洋大学，当时尚未复课)；后来听说改成三年制，但是发了上海师范大学的毕业证...情况真的很乱。但后来发生的事与我无关。没毕业就走了。只学了一年，就报考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复旦大学跟姜老师学习。当时政策比较宽松，我是“同等学力”考的。复旦有很多人和我有类似的经历。本科学历的，文革前毕业。我们称他们为“最年长的学生”。所以我们研究生的年龄差别很大。入学时我二十二，最小最大的同学四十，比我大十八岁。
我选择读姜老师的研究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这是一种命运？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都健在，而我是“文革沙漠”过来的，不知道老先生们的具体情况。不仅是复旦的老先生们，我第一次见到江先生，他就问我:“你认识的当代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我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他问:“你认识余安安先生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认识陈寅恪先生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很生气，差点把我踢出去。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蒋先生的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报考的时候真的不太了解。当时既没有网页的介绍，也没有任何宣传资料，所以我要么看重名气，要么想跟一个老师好好学习。在报考之前，我咨询了当时在上海教育学院任教的刘先生。他说:“只要你考上了，一切都会好的！好！”我当时报考先秦两汉文学专业，是因为我认为读中国文学应该从头开始，这也是一个很无知的想法。
1979年至1982年，我与江先生一起读研究生。我是“文革”后的第二届研究生，与第一届相隔半年。那时候研究生很少。“文革”后，复旦大学的前三届研究生，所有的学生只住在一栋十分之一的楼里。从1978年到1988年江先生去世，十年间只收过四个研究生(只收文革后有研究生学历的，当然他辅导过不少)。另外，我们刚开始读研的时候，学位制度还没有实行，也不知道有学位这种东西。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硕士学位，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当时“博士生导师”很少(事实上连这种说法都还没有)，蒋先生也从来没有做过，这让蒋先生非常遗憾。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江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88年去世。自1990年以来，我一直与张先生一起在攻读博士学位。本来应该读到1993年，但是因为1992年去韩国教书，有一段时间无法做论文，所以延期了一年，1994年拿到博士学位。其实我的在职读博是“动机不纯”，当时针对的是复旦福利分房，对博士有优惠政策；但是当我的医生念出来的时候，优惠政策又取消了。这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
我师从蒋先生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后师从张先生研究元明清文学，后对东亚文学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我还去了比较文学教研室。但其实我自己的研究路径从来没有变过，只是研究方向和教研室变了。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学者的学术兴趣会以十年为周期发生基本转移。现在看来，我从1979年开始在复旦读书，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差不多正好三个周期。前十几年主要做的是《论衡》的研究。第二个十年，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第三个十年，我主要研究东亚文学之间的关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样的成果。
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也被要求学第二外语。我选择日语作为我的第二外语。学了一年，觉得有意思，就继续学。毕业后留在复旦，住宿舍，每天和日语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两三年了。从来没有关注过什么日语考试。我学日语只是为了实用。后来学韩语也是这样。我连一天的课都没上过，却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了。所以没有负担。蒋先生一听说我学日语，和日本学者交往，总是不同意。我能理解蒋先生的感受。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抗日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有很深的仇恨。但时过境迁，不了解日本汉学也不足以了解国际汉学，所以我想姜先生终于可以理解我的选择了。
姜老师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不是讲课，而是布置一些基础的原文阅读。在我们的“培养计划”中，写的不是我们需要上什么课，而是我们需要读什么书。文字、音韵、训诂包括《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广韵》，文史包括《诗经》、《楚辞》、《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指导方法”一栏写着“读书辅导”。我想这也是姜先生的一个独特之处(其他老先生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跟姜老师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看原著，而不是从空论、引论之类的开始。这也是我认为最有益的。
我们每隔一周去一次蒋先生家。无论我们在读书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他也能解答，或者告诉我们该找什么书。他虽然不上课，但总是很害怕，因为每次见面都要汇报我们读到哪里了，发现了什么问题，所以不能偷懒(其实我们也不敢偷懒)。当时不太了解，后来慢慢发现，从学习的角度来说，读原著是最重要的，听课不是很重要。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基础的方法，所以我现在尝试对我的研究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读研的时候，因为学生少，培养目标是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就是要接老先生的课；不像现在，除了学业，还有各种其他目标。当时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是不需要发表论文的。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姜先生一次又一次地照顾我们。与其随便发表论文，不如多读书，夯实基础。当时同学中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五十岁之前不要发表论文。
我们读古代文献，从小学和文字学开始，也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江老师对我们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读古书要不用标点，一个是论文要写繁体字。这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的专业是这个。之所以还认识几个字，是因为蒋先生的关系。江老师还让我们写毛笔字，我一直做不到。蒋先生当时说，你不会写书法，以后会后悔的。现在真的很后悔，尤其是参加学术会议，刷刷签到的时候。
跟姜老师学习，首先要有个好版本。在姜老师自己的书上，所有的校勘都是用小写字母，一丝不苟。姜先生的字写得特别好看。他校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不是为了出版。不是只校对一个版本，而是各种版本的校对。每个版本的校勘笔记都用不同颜色的小字书写，有黑、红、绿、蓝四种。我忘了总共有多少种颜色。现在，江先生的书保存在古籍研究所，其中包括他的许多优秀的学校书籍。我开始做《论衡》研究的时候，手头没有什么好的版本，就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时期出版的白本。江老师借给我他的线装书，上面有各种彩笔的校对，我就都记在我的白文里了。我的这本白本虽然买的时候才几毛钱，但现在应该是“善本”了，因为里面记载了蒋先生的校勘和蒋先生记载的隋先生的校勘。这是姜老师对研究生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虽然在阅读原著的时候需要注意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的校勘，看似缓慢低效，但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你的研究才是可靠的。
近年来出版了《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平衡研究(国内修订版)》等书籍。和出版社签约后，我花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就是按照更好的版本重新校对每一个报价——现在聪明的人，六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书或者完成一个科研项目。虽然都是辛苦的工作，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一个专家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材料是否可靠，或者引用或者引用错误。我在书的后面附上了参考书目，每本书都列出了我用的版本，因为不同版本的人物都不一样。这样就方便了后来人用我的书。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蒋先生教我的。
姜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楚辞学家。先有《楚辞》新注(①)，后有《楚辞》章句校注(②)修订补充。此外，《楚辞集》这两部不大不小的著作，独树一帜，奠定了姜先生在楚辞学界的地位。蒋先生曾托我抄写《楚辞章句校勘》的部分手稿。那时候没有电脑和复印机，我们只能用复写纸复印(就像写手写发票一样)，这样可以复印多份。但是，你得在每一笔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强行通过纸的背面”，让下面的稿纸也显字。在那个过程中，我练习了汉字(现在退步了)，学习了各种繁体字、异体字、古文字，最重要的是熟悉了楚辞。抄不抄感觉都不一样。我想这也是姜老师对我的培养吧？另外，在姜先生的指导下，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楚辞文集》的书评。本来是不敢写的，因为是某刊物的稿子，征得了蒋老师的同意，稿子也是蒋老师认可的，所以才敢写出来发表。(3)没想到，这是唯一的书评，还被别人用笔名抄袭了！④蒋先生要是知道了地下组织会多生气啊！
左:楚辞释义；右图:《楚辞全集》
江老师的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深，虽然我比不上老师的学识。我在复旦文基班给同学们教中国古典文学，每周四个课时，一个学期(相当于一学年)。我带他们认真读原著经典，到他们只读到汉朝的时候课就结束了。后来听说姜老师当年上尚书课讲得很认真，三言两语就能讲好几个星期。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这一点上，也许我无形中受到了姜老师的影响？在这方面，复旦的环境很宽松，给老师一个自由空的空间，不会用“教学进度”之类的东西来评判你。
江老师是一位非常严肃和严格的老师，所以学生们普遍害怕他。但我觉得姜老师并不是特别注重“师道尊严”，他也从来没有对我们提出过“礼仪”的要求。我们尊重姜先生，是因为我们尊重他的精神和学识，而不是出于“礼仪”或其他考虑。记得学生时代，经常有在老师家喝茶吃饭的经历，但是从来不送礼物，也不请老师吃饭。第一次去蒋先生家拜年，带了一个小水果篮。蒋先生不服，说你现在花的是父母的钱。我怎么能接受你的东西？
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十分敬重，这方面的轶事很多。但大家可能都忽略了，蒋先生对陈先生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弟子之礼，而是因为他对陈先生的人格和学识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受托人。正如张先生所言，“自然，蒋先生对陈先生十分钦佩，但这种钦佩首先不是因为陈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而是因为陈先生作为自己的老师，是一位坚持独立人格，忠于学术，从而真正忠于自己民族的杰出学者。”⑤同时，越往后，越能看出陈老师对江老师的信任，视其为学术知己和传人。陈先生非常看重蒋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把名山事业托付给他。即使是父亲、儿子、朋友和亲戚，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是骨子里真正的同伴，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那种关系很像古代的知心朋友，生死之交。80后的陈老师越来越“大众化”，出现了很多自称是陈老师贵人脚的人。然而，在陈先生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除了助理教授黄轩先生等人，无论外部环境多么险恶，陈先生的处境都是艰难的。他坚定不移地跟随陈老师，在学术上帮助陈老师做事，为陈老师保存、整理手稿，甚至两次千里迢迢去广州看望陈老师。蒋先生可能是唯一进过陈家门的人！张先生对陈先生的《广州送别江炳南》诗作了解释，他说:“独是一语双关，既指那一次江先生只身前往，又指除了江先生之外，没有人专门到南海去过秋”。如果那时候和今天一样，有很多以执着陈门为荣的人，有很多想远道来看你的人，那第二句就当是‘也来南海挂秋’了。”⑥我就是这个意思。
左:陈寅恪先生年谱；
右图:新版《陈寅恪先生年谱》
蒋老师如此敬重陈老师，但他自己的学术道路并不完全遵循陈老师的道路，而是有自己的个性和自主选择。比如姜老师很喜欢楚辞，而陈老师只是对楚辞有不同的看法。1964年，蒋先生再次前往广州拜访陈先生。陈老师问蒋先生目前在做什么，蒋先生用楚辞回答。后来，陈先生在谈及《子同治鉴》时这样说:“文公书不载屈原故事。”陈先生是一位重视《资鉴》的史学家。江老师当然明白老师的意思，说陈老师是“真正的老师”。不过蒋先生从小就喜欢楚辞。他虽然“不敢讲自己的故事”，但始终不改初衷，成为楚辞研究中的显赫一家。但另一方面，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老师有多尊重学生。他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会问你怎么做。所以这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师道尊严”，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一种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境界。在如此高的水平上，他们的学生尊重他们的老师，老师信任他们的学生。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陈先生和蒋先生的关系。
作为学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学习老师的精神和学风，而不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具体学什么，取决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当年的蒋先生和陈先生就是这样。江老师自己从来没有要求学生像他一样。除了蔡邕研究(硕士论文)是蒋先生提出的，后来我做了《论衡》等研究。，都是我自己选的题目，姜老师从不干涉。后来在读博士时师从张先生，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我也是自己选的题目，张老师完全放手。现在我为我的研究生做同样的事情。在我看来，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使命感，认真学习教师的精神和学风，才是给教师最好弟子的礼物。
张先生介绍了蒋先生的学术风范，称“蒋先生始终秉承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屈学阿诗的行为深恶痛绝。从(19) 50s开始，他没有写过一篇时髦的学术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学术批评；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在系里或者学校的学术批判会上发言。他的作品，无论是关于先秦的《诗经》和《楚辞》，还是关于清代的全和，都是为了发现真实情况，描写真实情况，没有别的目的。陈寅恪的研究也是如此。”⑦那个时代的学者都会知道有多难。
顺便说一句，蒋先生非常不赞成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分工，以及取消上海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做了那么多有利于保存中国文化的事情，但是解放后，出版古籍的业务划给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这项业务就消失了。蒋先生觉得很可惜。另外，清华之前是综合性大学，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特别是文科的国学学院。江先生曾在这里学习过，有过辉煌的历史。解放后，院系调整时，除工科外全部取消。文革结束后，1982年1月，江先生给陈云同志写信，提出清华要恢复文科等学科，成为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商务印书馆要恢复古籍出版。后来清华恢复文科，江先生是发起者和推动者；但商务印书馆恢复古籍出版业务，至今没有动静。这件事也体现了姜先生传承历史文化的使命感。
有人曾为蒋先生立传。虽然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比如蒋先生死在长海医院，其实不是。死于华东医院)，作者还是花了些功夫的，对了解姜先生的生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作为复旦中文系百年校庆的一部分，我已指导我的研究生写一篇关于蒋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也许对了解蒋先生的学术道路有所帮助。
①《楚辞新注》为未出版稿，仅油印本流通。
(2)姜先生的《楚辞章句注》说，该书“取宗室之名，而后取之”。现在《楚辞·尸佼》的书名已经被出版社改了，蒋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该书出版，自然没有办法提出异议。
关于书评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当初书评是应中国社科之邀写的。能有机会重温江先生写的这本书，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原著，认真领会江先生作品的内在精神。写完初稿，我请姜老师过目。像往常一样，江老师用朱笔一丝不苟地修改，然后我根据江老师的修改写了第二稿...几经周折，最终草案形成。而且题目是姜先生定的《楚辞文集研究方法的特点》，所以这篇书评也可以看作是姜先生本人对楚辞研究工作的总结。书评交给这家刊物后，就再也没有出版过。后来，我收到了主编舒芜先生的退稿信。原来舒芜先生对书评的看法不同，自然不能发表在期刊上。我不敢把舒芜先生的信给他看，怕蒋先生生气。后来我把书评交给《复旦大学学报》，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可惜出版时不仅内容有所改动，标题也改成了《蒋天舒先生楚辞文集》，使得蒋先生强调的“研究方法的特色”变得晦涩难懂。后来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集》(蔚山，蔚山大学出版系，1996年，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集”)，其中收录了最后的书评，书名改为《姜天舒先生楚辞集研究方法的特点》，恢复了“研究方法的特点”这几个字。
④抄袭者笔名“高杨”，抄袭文章题为《论蒋天舒先生楚辞研究的历史研究维度》，发表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抄袭的文字依据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韩文版，即本书的“第一辑”)中的版本，而非《复旦学报》中的版本。这本笨拙的书在国内没有发行，我只给复旦中文系资料室，等等。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应该是因为抄袭者在复旦中文系读博期间抄袭的。抄袭者虽然利用了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特点，但因为心虚(已向知情人实名举报)，不敢署名。另外，经过我的交涉，《江汉大学学报》已经承认误发抄袭文章，并向我道歉，但仍拒绝在该刊公开披露此事。原因是这会影响杂志的"声誉"---"声誉"不会受到印刷错误的剽窃文章的影响，但会受到公开披露的影响？好奇怪的逻辑！拒绝公开披露这件事和准备不足有什么区别？“国内一些大学对学术造假有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一旦发现某个老师造假，就会严重损害学校的声誉。所以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掩盖事情的真相，不愿意去调查、处理甚至包庇、维护造假者。我们习惯了这个空。”(方快评:2006年04月07日09:24清华开除造假教授后)《江汉大学学报》的做法其实是这样的，虽然抄袭者为武汉另一所大学工作。
⑤蒋天舒《陈先生年谱》(增订本)，张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⑥张《我师从江先生》，大学第一版，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年。
⑦张·《我师从蒋先生》，《大学》第一版。
⑧朱浩熙《蒋天舒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
⑨王芷妍，《蒋天舒教授传》，载《名师名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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