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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研所神经内科专家许克铭

儿研所神经内科专家许克铭

采访对象:徐克明徐克明,1934年11月28日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首都儿科研究所创始人、主任医师、神经内科教授。1952年就读于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1960年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198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1月退役。一直从事儿童癫痫、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儿童多发性抽动症、多动症等儿童神经精神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曾任国际小儿神经病学学会会员,日本先天性代谢性疾病气相色谱/质谱筛查协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中国儿科杂志、中国临床医师杂志、中国医学杂志等多种杂志的同行审稿人、通讯编委、编委。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医学专著10余部。儿童失神癫痫基因研究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华医学会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癫痫儿童记忆功能、癫痫儿童生活质量及心理干预系列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华儿科杂志高被引作者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面试官:许主任您好!请说说你为什么报考医学院,选择当医生?徐克明:我193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我父亲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我是五官博士,妈妈是老师。从小受父母影响,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父亲非常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我在1952年报考了大连医学院。四年级班级合影(前排徐克明,右二)

入学一年后,学校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赴苏联学习。我很幸运地被选入北京俄语学院的预科班学习一年的俄语。通过考试后,1954年,我和三个同学去苏联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儿科学习。可以说,从那以后,儿科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莫斯科第二医学院门前合影(右一为徐克明)

面试官:请说说你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徐克明:在苏联学习非常辛苦。虽然我在中国学了一年俄语,但我在这里发现,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障碍。买日用品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更别说听老师讲课了。你应该每天带三本字典来上课:汉俄字典、俄汉字典和俄拉丁字典。因为整个解剖课都用拉丁语,所以你听不懂拉丁语。我们嘴上说“太难了”,心里却充满了热情。党和国家花钱送我们出国留学,希望从国外带回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经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要表现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管骨头有多硬,都要一点一点啃下来。留苏期间师生合影(第二排左二,徐克明)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学校开设了外语小班,老师们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学校没有食堂,食物和日常生活都靠自己。寒暑假很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休息过。我们专心学习,总觉得时间不够,学的不够,成绩不理想,生怕学不到东西报效祖国。1960年,我如期毕业,还被学校评为优秀毕业生。留苏期间参加学术研讨会(第一排右四为徐克明)

面试官:你回到中国后,有没有来舒尔公司工作?徐克明:是的,我196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当时寿尔所的临床基地设在北京儿童医院,有四个病房。呼吸内科的张子静博士和消化内科的李佳怡博士分别领导了儿童肺炎和消化不良的重点科研项目。我在这两个病房做临床医生,帮助他们完成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积累,我逐渐认识到,临床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重要的是对病情的仔细观察,仔细思考和总结。只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才能有效提高诊疗水平,高质量服务儿童。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坚持科研先行,突出重点,发展特色,力求创新,学科才能不断进步,医生的诊疗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所以临床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思想贯穿了我以后的具体工作。记者:我们知道你是儿科神经病学的专家。你是什么时候从事这项专业研究的?徐克明:1978年,第一儿童所决定成立神经内科,安排我在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学习一年。然后,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小儿神经病学进修班。这个进修班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左启华教授开的。她是中国小儿神经病学的奠基人。我就是这样从零开始学习专业知识,一点一点积累的。1980年9月5日,全国小儿神经病学培训班合影(第二排右七徐克明)。

1981年,首儿所成立小儿神经内科。系初只有我一个人。1982年,在内科病房设立了神经内科病床。此后一直从事小儿神经病学研究。2003年退休后,我坚持出去诊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才停止诊所。那时候我已经86岁了。可以说我为儿科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对得起当年国家的培养。面试官:可以说是你创造了第一儿童所的神经内科。那么,你在创作初期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徐克明:部门刚成立的时候,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缺乏专业人才。一开始,我是一个人。后来,我开始做科研。因为罗桂芳医生对神经病学感兴趣,所以他来和我一起工作。除了出去门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比如参加北大一院每周的查房,不断学习,慢慢积累。44岁开始做小儿神经病学研究。真的很难,但是我喜欢挑战。既然领导给了我开设神经科的重任,我就得好好干。慢慢的,我对这个专业越来越感兴趣。二是硬件设施差。当时只有张远医生建立的8道脑电图室,神经内科门诊只能做一些常规检查,不能很快为孩子们做出明确的诊断。1982年设立专门病房,床位20多张,才逐步开展临床和科研工作。到了80年代中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越来越多。1975年5月5日内科病房(徐克明在右)

第三,缺乏资金。我一直认为,科室要想成长,必须把临床研究和科研结合起来。没有科研经费,我们就研究既经济又实用的项目。比如我和罗桂芳博士研究的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监测实验,服用相同剂量的药物,儿童对药物的个体吸收是不同的。有的孩子服用后达到有效范围,但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加大剂量,有的甚至需要减少剂量以防中毒。因此,有必要对抗癫痫药物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以便确定药物剂量,准确用药,使治疗更加有效。没有实验室,就用我们研究所的大实验室做研究。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用纸写下来,用笔计算,经常工作到深夜。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前合影(右二为徐克明)。

采访者: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研究工作吗?你遇到过哪些问题?徐克明:儿童癫痫是我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临床就诊时,会有家长跟我说孩子的学习困难。经过观察发现,很多癫痫患儿都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尤其是记忆障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对癫痫儿童的记忆力做过研究。于是,在8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研究各种因素对儿童记忆功能的影响,测量儿童的短时记忆,并与正常儿童的短时记忆进行比较。我们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来测量儿童的记忆力。该量表包括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人像特征联想回忆和无意义图像识别五项测试内容。这项研究很耗时,一次测试大约需要40分钟。我们免费给孩子做测试,大部分家长都很配合。正常孩子的确定要在学校做,要征求学校领导、老师、家长的同意。应筛选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正常儿童,学校应在周末组织学生进行测定。当时我们没有资金,就感谢自己花钱给孩子买了糖果和零食。结果表明,部分癫痫儿童的记忆表现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发病年龄越早,发作次数越多,停止间隔越短,记忆力越差。因此,合理用药,积极控制癫痫发作,对于减轻脑损伤,保护记忆功能,提高学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癫痫儿童记忆功能系列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面试官:你在美国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你收获了什么,对工作有什么帮助?徐克明: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深造。除了进行实验,其余时间我都在图书馆里搜索癫痫文献。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美国生活质量研究领导小组开发的癫痫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该量表包括对癫痫发作的焦虑、生活满意度、情绪、精力状态、认知功能、药物影响和社会能力七个子项。通过问卷可以计算出患者的生活质量。1994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实验室。

我觉得这个量表很有用,因为癫痫患者虽然通过药物控制,但是生活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癫痫患儿,不仅是孩子本身,还有家长,都会出现抑郁、焦虑甚至自杀等问题。应用癫痫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可以评估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对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等进行干预。同时服用抗癫痫药物,以减少疾病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生活质量。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生活量表,更不用说它在儿童癫痫领域的应用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回国。于是我找到了量表的作者,表达了我的意愿,作者也热情地答应了我的要求。1994年进修结束时,我复印了两套秤,一套我随身携带,另一套我装在行李箱里,怕路上弄丢。回国后请人翻译了量表。在保证量表的可靠性和敏感性的前提下,对其中的数据和内容稍加修改,使之适合儿童使用。同时咨询了北京大学一位神经心理学老教授,就如何将量表应用于儿童的心理状态做了科研规划和设计。1994年,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癫痫患者生活质量和癫痫儿童心理干预的系列研究,旨在治疗疾病,提高癫痫儿童的生活质量。2000年,“癫痫儿童生活质量及心理干预”项目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面试官:从医这么多年,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徐克明:我是儿科医生。每次抢救危重病人,看到他们顺利脱离危险出院,我都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记得1965年,我在病房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收治了一个急诊科转来的心源性休克的孩子。十年后,我在一家商店买东西,一个人拦住我说:“徐阿姨,你还认识我吗?”当年是你救了我,你看我病了”。我心里很高兴。第一,我看到那个瘦弱的男孩已经长成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第二,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但是病人记住了我。另一件事是,1977年,我作为医疗队的一员,到昌平区开展儿童保健和常见病防治工作。期间遇到一个11岁的男孩,对青霉素过敏,休克。我为他采取了紧急措施,救了他的命。多年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了还记得我,一听说我有困难就来家里帮我,真的很感动。当医生肯定很辛苦,但我也很享受救人一命带来的成就感。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这种感觉。而且,病人也给了我很多东西。我的专业知识主要来源于患者,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治好了孩子的病,他的家人会记得我,想念我,甚至帮助我。这种获得感是其他职业无法体会的。1995年,六一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咨询。

记者:你退休后就不在诊所工作了。为什么?徐克明:2003年退休。我退休后就出门诊了,有时候也参加神经科的科研,和大家一起探讨科研问题。在此期间,我建立了一个神经心理学实验室。直到去年2月,我才停止在门诊工作。86岁那年,我真的“退休”了。我停了之后,很多病人打电话给我询问病情,我都尽力回答。有些孩子跟了我很多年,已经不是医患关系了。就像家人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关心。1960年毕业时,我和同学约定,“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我们至少要为祖国工作50年。”我做到了。面试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徐克明:国家送我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就有了入党的愿望。但是,我在苏联期间没有发展党员。回国后,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1986年2月22日,我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对自己更加严格了。1988年,我担任内科党支部书记。除了做好党务工作外,我还经常组织义诊活动,成立医疗队,到偏远山区走访。因此,我被授予了先进党支部的称号。2001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面试官:请告诉我们你对年轻人的期望,以及你作为医生的感受。徐克明:医学没有止境。学习永远不嫌晚。现在的年轻医生很幸福,生活在祖国繁荣昌盛,医疗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你最好的时候,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研究型的临床医生,提高医疗水平,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这是我对你的期望,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面试日期| 2021年5月11日

采访团|袁超郝杰

编辑|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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