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风
最近,Xi疫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在满平的《谈Xi安》中,有一则新闻仍在网上引起热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布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道称,两所大学约70%的毕业生都进入了体制内。其中清华分别有15.8%、30.3%、23.8%的人去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
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为什么清北学生的就业去向备受关注?正如《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两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流动是“一个风向标”。它不仅是对社会变化略显滞后的反应,而且往往预示着未来地区和行业的发展趋势。”
我同意这个判断。有人担心两所大学如此高比例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是否会影响创新,浪费社会资源。在经济发展放缓,各级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那么多优秀毕业生向往“铁饭碗”,势必给财政带来更大压力,加剧体制内的内卷化。
这种担心,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即使在前几年,比如经济飞速发展、创业风起云涌的世纪之初,选择加入体制内的依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毕业生居多。今年两所大学的报告只披露了成功进入体制的比例,而没有披露愿意进入体制的比例,这个比例应该更高;剩下的30%毕业生中,肯定有努力进入体制的失败者。
人往高处走是常识。大部分毕业生都是理性经济人。选择就业单位只有三大考虑因素:薪酬、风险和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评估。三大考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人群,往往有不同的权重。在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尤其是民营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互联网、房地产、汽车、金融、法律服务等行业的民营企业会以高薪吸引大量毕业生。
但总体来说,大部分毕业生会优先考虑风险因素的考虑。进体制内比较安全,工资虽然不如一些私企,但也不差。工作压力比较轻,只要不犯大错就不会失业,还有一些资源很难货币化.......综合来看,体制内的吸引力要好于体制外。
一个毕业生第一次选择进体制内工作,很正常。更值得关注的是体制内外是否有足够的开放性。体制内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后,对自己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他向往体制外,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能否给他足够的勇气和机会,远比第一次就业有多少毕业生进入体制内重要。
社会开放对年轻人有多重要?
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就业经历,来说明社会开放对年轻人有多重要。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初出生的)总体来说是幸运的。大学毕业后,我们赶上了开放进步的大时代。
我的就业经历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先后在大型国企、国务院部委、事业单位(报社、出版社)工作过,包括体制内三类单位。2015年,我彻底脱离体制,去了私企。我的总体感觉是,换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我并不感到焦虑和难受。
我于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当时的就业政策只是告别了全国统一分配,改为双向选择(即用人单位选择毕业生,毕业生选择用人单位)。那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不多,我们31届毕业生的班里,重要人物就有100多人。私企因为在解决户籍上的劣势,根本进不去。全班同学,100%进入聘用制。
我当时隐约意识到就业地区比就业单位更重要,谢绝了甘肃省几个省的党政机关的青睐,选择了北京某大型国企(因为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毕业二十年后,我们会看看同学的下落。留在西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份的学生,有一半以上通过考研、跳槽、转学等方式去了北京、广东等沿海大省。而体制内的同学,也有小半跳出来进私企或者自己创业。
我在北京的第一家雇主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位于东北郊区酒仙桥。现在,这家老牌国企已经化蛹成蝶,成为全球半导体显示产品领域的领军企业——BOE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当时这家国企正处于改制的阵痛中,薪酬待遇较低。个人似乎没有未来。我觉得自己的专业不适合这个电子企业,于是我在95年底通过了公务员考试,进了一个国家部委——和我同年分配到BOE的大学毕业生有120多人,我走的时候还剩不到40人。
那时候公务员不是香饽饽,体制外唯一的吸引力就是可以在分房中度过余生。当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政策落实,这种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90年代,年轻有为的国家部委官员被外企、私企挖走或自己创业的现象屡见不鲜,成为人事部门和主管领导头疼的问题。我入部不久,听说有三个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年轻公务员在某公司某处办公,都姓陈。其中,一个是本科学历,两个是本科生。机关的工作主要是文件和文稿的对应,当然也需要专业,但专业以外的技能更重要。
有一年,老大辞职做了律师,临走前对两个弟弟说,我们找个中专生或者电大毕业生,这些活都能干。我们北大做这些事真的是浪费。迟早,你们两个会步我的后尘,离开这间办公室。——果不其然,几年后,两个弟弟辞职做了律师,开了公司。
我不是主动离开那个部的,而是被国家大政策驱使的。从1998年春开始,国务院系统大幅精简,47.5%的公务员要下岗。我所在部门采取的政策是重点切两头:一是过几年就要退休的公务员,让他们内部退休或者向下属事业单位过渡;另一端是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
这是任何一个政客都会想到的办法。达到以上数字目标,这两个人的震撼就少了。年轻公务员基础不深,应变能力有限,有年龄和专业的优势。应该采取一些类似赎买的政策来安抚他们,比如分房,三年工资福利不变,免费免费进入名校深造,选择自己喜欢的院校。.......
任何一种安排都不比留在部里差。收入方面,分流的人大多比以前强。于是,这一次精简毫无波澜地完成了,于是我去了一家中央媒体。
回想过去,我更喜欢那些还在原单位,已经离职的同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和我一起去京东,留在公司的同事都成了高管;走的人大多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我们经常在一个微信群里叙旧,交流近况。那些留在部门的同行,大多已经是副处长、处长;他们中的一些幸运儿可能会走得更远。和我一起离开部里的同事呢?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事业单位负责人,有的是上市公司高管。.........
在好的时候,猪可以随风起飞。
我觉得原因不在于我们人有多好,而在于如上所述,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形势比人好,风口上的猪都能起飞。
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十年左右,30多岁。他们的精力、知识和经验达到了最佳配置,正好赶上中国入世。经济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大城市房价仍处于低位。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可以重新选择职业,从容修正自己的人生航向。他们在系统内外都能达到正常的沟通状态。一些更适合体制的人留下来,一些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到外面谋生。
除了少数人由于运气或者其他原因,大部分人无论去留都能获得不错的回报。以BAT为代表的老牌互联网巨头和以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阿auto快的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巨头为例。他们的骨干大多是1970-1985年出生的人。很多不是一毕业就进大公司,而是先在体制内积累一定的业务、技能和人脉,然后找对机会再跳槽到大公司。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也是如此。
入世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难得的时期。很多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人,如果还有遗憾的话,就是后悔自己离开的太晚,在体制内花费了太多的机会成本。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双轨制还没有解决,影响了系统内外开放互通的效果。因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官媒的工作人员还是实行传统的退休制度,他们单位不给他交社保。如果他四十多岁从体制跳到私企,社保不能续保,必须重新申请,相当于前20年白活了。如果私企在薪酬和期权上没有足够的诱惑,很多人很难下定决心。
大清毕业生进入体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社会空。
我曾经以为,只要社保政策打通了体制内外,体制内外的人才交流就会更加活跃,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力资源就会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
现在看来,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在放缓,尤其是因为太多的社会资源被控制在体制内。民营企业发展的空势头大不如前,连互联网大公司的金身都在褪色。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待在体制内,已经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也把走出体制视为畏途,即使觉得不舒服,有怨言,也没办法。体制内的人才扎堆参与是必然的。
|北京公务员考试举行,考生排队入场。
想象一下:三个清朝北方的毕业生几乎同时来到政府的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起草各种官方文件争论不休。如果体制内外互相开放,过不了几年,其中两个辞职去私企,剩下的一个勤恳工作,一步步升科长、处长、主任,直到退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都开心。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体制内外开放性不强,体制外没有吸引力的时代,这三个优秀的年轻人很可能会在政府机关工作到老,他们之间必然会有很多无聊的竞争。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观点,且不说70%,甚至80%、90%的清北毕业生都进入了体制内,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建设是否有足够的空,让体制内的一些人才敢于走出去,在外面有更精彩的生活,从而避免进一步的内卷化。如果不是这样,体制内的旧人不去,新人接踵而至,绝非一代人、一个民族之福。
十年劈柴,文史专家,评论员。本文原题为《清北七成毕业生进体制问题:未来是否有走出去的机会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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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十年前砍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