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张勤有双亲,一个养父母和一个亲生父母。
1984年农历正月,她两岁多的时候,被四川紫阳陆家乡(现回龙乡)赵佳村的计生干部带走,送到了四十多里外的小源镇。那是她姐姐杨澜出生的第15天。
一个多月后,她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她。她躲在养母刘菊花身后,怯生生地叫出“大宝”和“鲍晓”(注:方言,意为米歇尔·普拉蒂尼,干妈)。
直到成年后,张勤蓦然回首,才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自己最亲的亲人。
春天去秋来,穿梭于父母之间,张勤有时会幻想如果她没有被带走,她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重聚于
张勤看起来又瘦又快。她开了一家眼镜店,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吃完早饭就去店里,晚上七八点才回家。她的丈夫唐宏达,今年两岁,在乡镇电力公司上班。她通常早出晚归。
去年之前,我12岁的女儿没有去寄宿学校,张勤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女儿。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家庭。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一般家庭多一对父母。
2月3日,他们带着从重庆回来的张勤的亲生父母,从资阳市开车到小源镇接张勤的养母。一个大家庭高高兴兴地去坎加镇唐红的父母家过新年。
过年前,夫妻俩要么回小源镇,要么回阚家镇,然后去重庆看望张勤的亲生父母。
今年春节,“三方”父母(张勤的亲生父母、养父母和公婆)在他们结婚15年来第一次聚在一起。
张勤非常高兴,听着乡下的鞭炮声从山的这一端响到山的那一端。
炊烟从石屋袅袅升起,柴火发出欢快的响声,不一会儿就炒好了一桌菜。一个十几个人的大家庭,吃完午饭,有的人在家聊天,有的人去山里散步。
除夕之夜,他们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谈论旧时光——张勤命运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出生
一切源于妹妹杨澜的出生。
上世纪80年代,四川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赵家村的村支书熊守禄记得,有人偷偷生二胎后,很多人被强制结扎,包括他自己。
1983年初夏,张勤(原名杨春)一岁多,母亲刘丽怀上了第二胎。
当时按照计生部门的规定,妇女一两个月必须去乡卫生院体检一次。
在发现自己再次怀孕后,刘丽和丈夫杨博文商量。因为大女儿杨春身体不好,时不时有癫痫病,他们决定偷偷生二胎。
起初,刘立东躲在西藏,逃避检查。大哥杨伯轩记得,有一次他给弟弟和弟媳交了十几块钱的罚款。
5个月后,刘丽怀孕了,只好离开村子,躲在村外的朋友家。
进入冬天,又冷又湿。刘丽怕被发现,不敢在同一个人家里呆太久。她在这个房子里躲了两三天,半夜戴着破帽子,躲在另一个房子里摸黑。
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怀孕七个月后,她找不到藏身之处。刘丽决定吃药生孩子。
杨博文去乡医院找了一个相熟的医生,偷了一袋催产素,带回给妻子。她躲在朋友家,睡在被木板挡住的台阶入口处,听到屋外的寒风。
腊月二十八,凌晨五点,杨博文正在门外徘徊,突然听到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是个女婴。”助产士抱着婴儿出来,杨博文看了一眼。孩子只有大老鼠那么大,两斤多。
他担心自己养不活,就给二女儿取名杨澜,谐音“难”。
杨博文说,他原本计划在第一个月后支付罚款。刘丽还记得,1984年1月13日晚上,她家突然来了十几个人,自称是乡计生干部,要他们母子去乡政府。
当时她身体虚弱,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孩子,就给大哥杨伯轩打电话。
他找来两个篮子,把杨澜和杨春同时放进去。那天晚上,黑风高,杨伯轩走了半个多小时,背着一箩筐的外甥女,把三个人送到十几里外的乡政府。
当晚,刘丽和两个女儿睡在乡政府。
第二天天不亮,两个干部进来寒暄了几句,说要带杨春看车。刘丽当时没有起床,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两岁的女儿就被抱走了。她走的时候,孩子穿着一件棉衣,一条棉围兜。
杨博文记得,那天他到乡政府,一个计生干部告诉他,“你得先把结扎做完。”
但是当他做完手术后,他找不到任何人。
回龙乡计生办主任文向记者回忆,当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大女儿被带走。但他不会说更多细节。
一月初,杨博文回到他在紫阳回龙乡的老家,看那破旧的老房子。除非特别注明,本文所有图片均为纸媒记者明雀。
“大保险和小保险”
刘丽想念她的女儿杨春,整天呆在以泪洗面。
那时,杨博文是一个竹匠。干完农活,他经常去各大集镇卖席子。他走到哪里都会打听或者找人打听他女儿的下落。
一个多月后,发现女儿杨春被镇的张家带走了。
那是张家的第五个人。他的名字叫张平,他的妻子叫刘菊花。因为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在收养杨春之前,他们已经多次私自收养孩子未果。有的孩子因病去世,有的被亲生父母接回。
被杨春的计生干部带走后,送到了小院镇政府。当天,住在附近的张平夫妇听说一个超生家庭的孩子在镇政府跑来跑去,哭喊着要找父母,于是前去看望。看到小女孩很可爱,当场决定收养她。
张勤和她的养父母的照片。
杨博文发现张萍夫妇对女儿很好,经常给她买东西,还带她去乡政府看电视...他决定和妻子去张家看看。
当她再次见到亲生父母时,杨春的名字已经不叫杨春了。她改姓张,取名。她叫张平和他的妻子“爸爸妈妈”,躲在他们身后,看着杨博文和他的妻子喊“大宝,小宝”。
正是这个叫声击中了杨博文夫妇,让他们不知所措。
后来说,他考虑到女儿去了张家,不能带回去。况且女儿早就适应了,养父母家庭条件尚可。当时他就放弃了马上带回家的想法。
从赵家村到小源镇有40英里,步行需要两三个小时。杨博文经常跑去看他的大女儿,但张平和他的妻子不欢迎他,所以他偷偷去看她。有时当张勤去学习时,他没有时间见他,所以他跳空必须回家。
当的父亲七十大寿时,杨一家人骑自行车把接了回来。当时她大概五六岁,那是她离开杨家后第一次回来。
一回到杨的家,就觉得不习惯。“这不是我的家,院子是我的家,我要爸爸……”夜幕降临,开始哭泣,在杨家不肯吃饭,吵着要回院子镇,第二天就病倒了。
杨博文夫妇开始明白他们的女儿很难“回来”。
《不想要的孩子》
张勤从小身体就不好,他找不出毛病。他吃粥吃杂粮就吐。养母刘菊花为她煮饭,她和丈夫吃红薯和玉米。
那时,张平在小源镇的一家油厂工作。每次发工资,她都给张勤买衣服、裤子、鞋子和玩具...张勤觉得张萍会想办法给她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
我不记得张勤什么时候听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是她捡的。后来,刘菊花也承认张勤是被收养的,因为她的亲生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下了她的妹妹。她被计划生育干部带到小源镇政府后,被这对夫妇收养。
直到成年,张勤都责怪亲生父母离开了她,并庆幸养父母对她很好。
10岁生日,亲生父母来帮她过生日,送了她一双绝缘鞋。只穿了布鞋,她觉得绝缘鞋很好看。张勤非常高兴,但后来,她感到不安:为什么是她被带走,而不是比她小两岁的妹妹?
上初中之前,她比较敏感自卑,别人说她是,她只会偷偷哭。初中后,成绩上升,深受老师喜爱,她开始变得更加坚强。
有一次,班里一个男生说她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张勤非常生气,跑到他的书桌前,抓起他的书包,扔到楼下的水沟里。
从此没人敢欺负她,但她心里还是不好过。
姐妹
1991年初,杨博文只身离开家乡,来到重庆南坪市场卖猪肉。
不久,他陆续带着妻子刘丽和女儿杨兰,一家人在市场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
杨博文夫妇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屠宰场挑选猪肉,叫一辆三轮车运到南坪市场。他们要卖到下午四五点才回家。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女儿被送到附近的亲戚家照顾。
很长一段时间,猪肉价格不高。进价一元一斤的猪肉,原来只能卖到一元二角一斤,还要交各种税费。2000年后,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之后慢慢好转。
2000年,杨博文借了4万元,花了6万元在市场附近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此后一家人定居重庆,每年回四川老家一两次。
因为交通不便,每次回老家都要一天。通常,回家后的第二天,他们会乘车去小源镇看张勤。
有一次,杨澜跟着父母去看姐姐,看到她家厨房里有一碗猪耳朵。为了抢猪耳朵吃,平时很少说话的两姐妹突然打了起来。
因为不住在一起,两姐妹从小就不亲近,每次见面都很尴尬。张勤经常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一年,杨澜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很漂亮的玩具。张勤问这是什么,杨澜说这是一个朋友为她拼写的。
“你说的拼写是什么意思?”张勤发现她的姐姐变成了一个城市居民,她玩的是一种张勤不理解的生活方式。
高中毕业后,两姐妹突然开始写信,“全是英文,写在有图案的信笺上,有时折叠在纸鹤里,一周一次。”在信中,他们谈论天气,有趣和美味的食物…偶尔会问对方:“你的父母好吗?”
经常写信,但都止于礼貌问候,并没有加深姐妹情谊。
张勤那时做得很好,但是她的家庭没有钱供她上大学。高考毕业后,她去资阳学计算机。
之后邮件就中断了。
和解
到达紫阳后,张勤认识了在乡镇电力公司工作的唐红,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2003年早春,当杨博文庆祝他的50岁生日时,张勤决定带她的男朋友去庆祝她的生日。
那时候她22岁,工作了几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资阳。她很好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很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抛弃”了她的亲人,他们是怎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当张勤和她的男朋友到达车站时,杨博文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并给他们买了一个大菠萝。这是张勤第一次吃菠萝。又酸又甜,我觉得很好吃。
第一次去亲生父母家,走进家门,一堆亲戚围了过来。他们像看星星一样研究她的鼻子、眼睛和嘴巴……最后认定她长得像杨博文。
那一刻,她原本的紧张、尴尬、委屈被一屋子的笑容融化了,她看到了亲生父母眼中的泪水。
晚饭后,亲生父母带他们去逛公园,看重庆风光,吃重庆美食...“他们觉得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就带我四处看看,可能是想补偿我。”她第一次觉得亲生父母一直在等她“回家”。
一年后,张勤和唐红决定结婚。
因为没钱,一开始,他们没打算办婚礼。杨博文发现后有点吃惊。他对张勤说,“你有六个父母。不能办婚礼吗?”
杨博文夫妇给了他们的女儿9000元的嫁妆,加上养父母和唐红父母的钱,足够他们在紫阳举行婚礼。
2004年冬天,在张勤和唐红的婚礼现场,三对父母见证了他们的幸福。
不久,张萍夫妇发现养女与亲生父母联系频繁。他们害怕张勤将来不孝顺他们。不让他们在资阳买房,想让他们回小院镇修房子。
张勤说她的养父母只有一个女儿。她不想伤他们的心,所以她答应回到小源镇去修理房子。她和老公在资阳租房。
两年后,我的女儿肖敏出生了,他们仍然在顶楼租了一间小屋。
起初,她想让她的养父母帮她带孩子,但他们不习惯在城市生活。后来,张勤忙得没时间开店了。有时她带着女儿去重庆,让姐姐杨澜帮忙照看。姐妹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多。
张勤记得她曾经把女儿送到重庆。她的生母刘丽想给孙女买点什么,却不知道该买什么。她特意让妹妹杨澜去店里看看两岁多的孩子喜欢吃什么。这让张勤非常感动。
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张勤逐渐明白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亲生父母最后的依靠,以及他们从未放弃过她。
养父因病去世。
2010年,张平被查出肾功能不全,医生告诉他不能下地干重活。他干脆去资阳帮养女带孩子。
到了紫阳后,他发现村里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让养女回小源镇不现实,就不再反对买房了。
2011年,夫妻俩贷款买了现在的房子,一个月还贷1000多元。
第二年初夏,在搬进新家之前,张萍的病情突然恶化。那时候小敏已经放暑假了,张萍回到了小院镇。
接到养母的电话后,张勤立即带着养父从小源镇来到紫阳第一人民医院。发现病情恶化,变成急性尿毒症,心、肝、脾、胃、肾一起衰竭。医院当场下达病危通知书。
张勤四处筹钱,想让养父接受化疗,但化疗才一天,张平就喊着要回家。他知道养女经济拮据,化疗不一定有效。
第二天,张勤出去买东西,回来了。他的养父已经去世了。
她不敢相信,这个从小就宠着她,给她买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长大后,依然把她当孩子,每次都送她上公交车的父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她第一次在房间里哭了。
几天后,杨博文得知消息,带杨澜回来参加葬礼。父女俩蹲在角落里,杨博文回忆起张勤被带走的细节,边说边流泪。杨澜说,那是她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妹妹被带走的全过程。“如果妹妹生活不好,父亲会感到内疚和不安。”
她的养父去世后,张勤不信任她的养母,让她和她一起住在城里。刘菊花只呆了一个晚上,因为不习惯,第二天就回老家了。
在小院镇边上,我的家乡是40多年前的石屋。每当下雨刮风时,张勤都很害怕,害怕房子倒塌。
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为她的养母筹集资金,在她的家乡建一座新楼。亲生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心疼又愧疚,把10万的积蓄全部给了她。
一开始张勤不要,但是杨博文说:“你不拿这钱,就不要认我做爸爸!”
2013年,张勤用这笔钱拆掉了旧房子,为她的养母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子。
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
1月初,68岁的刘菊花坐在沙发上,精力充沛。
房间宽敞明亮,她高兴地站起来,拉着记者看柜子里的衣服鞋子,冰箱里的鸡鸭鱼肉,房间里的牛奶...
1月初,刘菊花打开衣柜,给记者看了一柜子她养女买的衣服。
张勤一个月回去一两次。她给养母生活费,然后准备半个月的肉和菜。“整条街都知道我养了个好女儿!”刘菊花说。
她在为养女骄傲的同时,又担心她的负担太重。
2016年夏天,杨博文在突然失聪后离开了猪肉市场。一方面没有经济来源,一方面饱受病痛折磨。
这个卖了一辈子猪肉的老人,突然因病变得游手好闲,晚上经常失眠,半夜起来捶胸顿足。
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杨博文花光了之前所有的积蓄,觉得自己成了女儿们的负担。“大女儿条件不好,小女儿负担太重……”他嘀咕着家里的情况。一共几个人,几个人赚钱。每月的支出是多少...
去年初,杨博文想起了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希望得到政策补偿。他找过回龙乡的乡干部,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写信给国家信访局。同年年底,回龙乡政府回复他:只要承诺不上访,同意对独生子女家庭进行赔偿。
杨博文不同意写保证书,认为这是绑架。他躲在房间里想:要不是当年的政策,他和大女儿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自从父亲进入无声世界后,张勤和她的姐姐都很担心他。他们不想让我父亲再为此担心了,只想让他过上好日子。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过去。张勤很高兴“六个”父母都爱她。现在养父已经去世,她希望剩下的父母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
正月初三,张勤去养父母家的后山给去世六年的养父拜年。她拿着各种糖、水果、酒、肉等等……点上蜡烛和熏香,听着爆竹声,“我也祝他在那里过个好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