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新闻网特稿供参考
原题《关键日期视角下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分析》发表于《日本日刊》2019年第2期(全文约1.5万字)。
[作者]舒振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消息网4月22日报道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舒振亚认为,“关键日期”是依据争端中某一特定时间之前的法律状况,确定待调查事实范围、评价争端可诉性的标准和尺度。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可以从权利取得和权利转让两个方面来看。在日本声称要实施先发制人时,中国和日本的领土获取主张发生了对立。在领土主权变更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实际上并不反对领土主权的转让,因此没有必要为此设定一个关键日期。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可以由日本内阁决定关键日期。因此,中国主张的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优于日本主张的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日本所谓的“有效控制”行为不具有证据力。
关键日期是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提出并不断使用的,它与领土主权争端尤其密切相关。面对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的长期演变,可以以关键日期为切入点,考察争端中的法律关系和双方证据的法律效力。
一.国际法中的关键日期
国际实践和理论研究从排除或削弱临界日期后行为的法律意义的角度指出,在一个争议中存在着对评价事实、影响判决结果具有重要意义的“临界”时间。这种评估的目的是确定应及时调查的事实的范围,并排除不应影响争端解决的因素。关键日期还会影响争端解决机构能否对争端拥有管辖权。当事方同意接受争端解决机构管辖的时间往往决定了争端解决机构能否接受争端。重点是根据争议事实确定时间节点,以时间节点前的法律状况作为确定待调查事实范围、评价争议可诉性的标准和尺度。关键日期提供了一个时间点,作为识别或选择有效事实的检验标准,以便据此确定适当的案件。
关键日期的确定是应用的重点和难点。关键日期的确定以争议受理机构自行解决争议的原则为基础。虽然当事人不能决定关键日期,但他们的主张是决定关键日期的重要考虑因素。确定日期的关键标准可以从索赔异议形成的时间来考虑。如果每一方的主张都有确定的形成时间,那么对立主张的形成就是后一方提出主张的时候。如果一方的请求权没有明确的实现时间,另一方主张取得权利的时间就会形成双方请求权的对立。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日期都是形成索赔异议的时间。关键日期不能简单理解为争议产生的时间。竞争性权利实际构成法律冲突的时间可视为关键日期。
如果难以界定当事人权利构成要素的实现时间,实践和理论中提出“争议具体化”作为确定关键日期的标准。“争议具体化”的实质是在当事人的冲突主张不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当事人的对立主张的表达或竞争行为等具体事实来判断对立主张的形成时间。
当争端的当事方声称其权利已得到条约或国际承认的法律承认时,这种权利争端的解决应审查权利得到承认时当事方的情况。争议各方的法律地位应恢复到合法取得权利时的地位,这样才能将当事人合法取得权利的时间确定为关键日期。这一关键日期在涉及前殖民地独立的领土边界争端中更为突出。
在法律程序领域,就管辖权而言,关键日期是争端各方形成接受争端解决机构管辖权的共识的时间。在最近的实践中,当事方提出请求和法律程序开始的时间通常被视为管辖权的关键日期。就案件的可受理性而言,当事方提出请求是其主张的具体表现,表明了当事方的最终立场。因此,请求的提交时间被作为判断关键日期的主要标准。
此外,在争议中,如果存在不同级别的法律问题,可以为每个问题设置不同的关键日期。
数据的核心功能是影响争议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关键日期函数的基本原理是,关键日期是边界,前面的证据是可接受的和可证明的,后面的证据将不予考虑。关键日期之前发生的事情具有实质价值,是创设权利的事实。就关键日期前的证据而言,越靠近关键日期的证据证明力越强,而远离关键日期的证据主要是对关键日期状态的说明和解释。关键日期之后的事实不能产生或完善权利,原则上不予考虑。排除关键日期并不是绝对的。关键日期后的行为,如果是关键日期前行为的正常延续或者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并且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采纳为关键日期时情况的说明或者解释性证据。取消关键日期客观上抑制了各方打破现状并从中获利的单方面行为。
日期在国际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作用主要是评估启动程序的条件是否完备。管辖权的关键日期可以排除争议受理机构对超出双方约定期限的事项的管辖权。同时,如果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已经满足,在提出请求后,管辖权所依据的某一因素的消除不具有溯及力,不能剥夺争端受理机构的管辖权。案件受理的关键日期主要用于评估当事人的主张在法律上是否可以解决。当事人主张的依据只能由现有事实构成,不能由后来的事件补充。
二、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的关键日期分析
中日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法理依据。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可以从权利取得和权利转让两个方面来看。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日本主张以先占钓鱼岛的时间为关键日期。中国对钓鱼岛的先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日本的先占是通过一定的时间进行的。当日本决定将钓鱼岛“纳入”其版图并声称先占时,中日主张反对。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先占时间,可以视为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关键日期。中国因日本的秘密行为未提出抗议,不影响主张被反对事实的存在。在明显对立的情况下,关键日期是对立形成的时间。争议具体化是确定关键日期的重要参考因素,但只有当形成的反对意见难以判断时,才有必要利用争议具体化分析来确定关键日期。一些日本学者以中国首次抗议为标志,寻找争端具体化的关键日期,既无必要,也无道理。
在领土主权变更问题上,双方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立,关键日期问题也不存在。中国主张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因《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二战后通过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归还中国。中国的立场一直是改变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日本所依据的《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协定》所指的权利是管理权,而不是领土主权。因此,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不容改变。中国主张的权利变动对象是领土主权;日本主张的权利变更的对象不是领土主权,而只是对领土的管理权。由于双方并未对领土主权移交实际形成反对,因此没有必要为此设定关键日期。
第三,关键日期在中日证据效力中的作用
日本主张先占钓鱼岛主权的关键日期,使得中日出示的证据具有不同的可采性和证明力。
中国在这一关键日期之前的证据属于具有直接证明力的证据材料范围;中国在关键日期后以同样方式进行或继续进行的行为并非旨在提高其法律地位,也可作为关键日期前相关情况的有力证明。
为了证明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日本提出了不同时期的行动作为“证据”。日本在关键日期前在钓鱼岛的行动只考察1885年以来。作为关键日期前的证据,这些行为不符合日本先占钓鱼岛的意图,不能满足国际法上先占的要求。日本的其余证据都是关键日期之后的证据,原则上不被采信。即使从解释性或说明性证据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证据也必须与之前的行为一致或相同,且不以提高其法律地位为目的。但其之前的行为不符合先占的要求,后续行为的证明力不能超过之前的证据,甚至不能被进一步削弱。日本不能通过在关键日期后的行动声称先发制人。
此外,不排除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进入法律程序的可能性,程序中的关键日期值得关注。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宣布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但根据日本的主张及其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钓鱼岛主权争议属于日本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程序的关键日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今后妥善处理国际管辖权的一个相关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