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口述
孔敬/作者
庸医/编辑我是张(@张导演)。两个多月前,我在西宁第十五届首届青年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我的电影《最后的告别》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当导演之前,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获奖对我的改变并不大,但外界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很多。获得西宁首届青年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奖后,有一段时间很多用人单位和项目来找我,周围的人对我拍电影的态度可能也不一样。以前老家的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还在拍电影,觉得这个行业不靠谱。回家的时候特别害怕见那些亲戚。他们现在应该都知道我得奖了。我老家在安徽最北部的张庄村,在宿州市砀山县下面。其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临江苏,北接河南,是三省交界处。1991年,我出生在一个村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老家张庄村的一个角落。村里是熟人社会,邻里之间交往密切。在20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没有电影院或互联网,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要么在泥里玩耍,要么在河里抓泥鳅。夏天的晚上,每家每户都不锁门。乡下车辆少,但树木茂密,可以在大树下乘凉。在院子里和屋顶上铺个凉席就能睡个好觉。晚上停电的时候不要害怕。天空晴朗,夜晚总是有月亮和星星空。那时候家里没有好的电视,我和姐姐总是去朋友家看电视,看老版的《射雕英雄传》。晚上八点,天已经黑了,农村没有路灯,我们就打着手电跑回家,或者干脆就在邻居家睡。村里没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互相串门。有人结婚,有人办丧事,大家都抢着去帮忙,出主意,打零工。小时候没有留下任何和姐姐的照片。这张是2013年我们去青岛海边玩的时候拍的。(哥哥在左边,姐姐在中间,我在右边)砀山盛产梨,所以我们在那里有一大片果园。我们家有五六块地,种花生和生菜,但果树是最主要的,比如梨、桃、杏。从小我就能吃很多水果。我是家里最大的,属于超生的那种,没分到什么地。小时候我妈跟我开玩笑,指着我说你是个没地的人,少吃点。农村土地往往比较分散,东边一小块,西边一小块。我妈妈一个人照顾这些真的很难。偶尔帮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比如除草、浇地、授粉、捡树枝、把水果装进箱子,但也做不好。即使有了这几块地,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年比一年差。2000年是一条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家里一年卖梨收的钱,去掉农药钱,就不还了。村里种梨树多了,梨的价格一直在跌。不只是我们家,整个村子都不景气。2008年后,家乡很多人放弃种梨树,外出打工。这是家里的果园。种一些梨树和苹果树。村里的教育条件不好。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读完小学初中都要出去打工,但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读书成功了。这和我父亲是乡村教师有关。就算他家穷,我爸妈对我们兄弟姐妹读书也从不含糊。我爸高中毕业去徐州师范学院深造。他回来后,在村子里教书。他喜欢写诗和小说。下班回家,他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晚上总能看到他坐在蜡烛下。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稿子,现在家里有厚厚的一摞。长大了才知道,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因为这个,我妈总是和他吵架,认为他不擅长种地,做什么都不对。我也不应该当老师。在农村,很多时候,价值是用钱来衡量的。教师工资极低,一个月只有200元。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尊重的,但是在别人的聊天中能感觉到,还是看不起。每到寒暑假,父亲都会出去打工挣钱,在地里干着又苦又累的活。他第一次来西宁就是修高架桥。2012年春节,我在安徽老家过年,爸妈在包饺子。在我们那里,八个村归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会有一个学校。我父亲在大队学校初中部教语文和地理,但我没上过他的课。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停止了在大队学校的学习,被父母送到了另一个很偏远的镇上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师资和教育更好,但是学费稍微贵一点,是大队的三四倍。当我三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教书的学校前拍了一张照片。这辆摩托车是摄影师的。除了学校本身,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把我转走了。有什么原因吗?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清晰。那是2000年左右,某年8月31日的晚上。因为第二天就是九月一号,开学我们就四年级了。而且从小到大都无法踏入新学期。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之一,整天呆在一起。8月31日晚,他在家中被亲生父亲杀害。最小的父亲有长期的精神问题。那个年代的农村比较封闭,他后天可能会受到刺激。精神失常后,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我知道我们经常在那里偷东西,但是杀人是第一次。每天都有人在离开,身边的人突然离开,你还是会受到刺激。村里同年级的孩子很少,总共只有三四个。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但是这个小团体突然少了一个人。九岁和十岁孩子的感受无法解释,我们都心照不宣的不提。九岁的时候,我和小学同学合影。他们没有一个比我小,我的童年比我低一个年级。但是这件事的痕迹是抹不掉的。小坟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在我们经常玩耍打闹的一条河沟旁边。每次路过,总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天黑以后,隐隐约约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少再走那条路。我变得更加沉默封闭,不爱与人交流。这种影响似乎辐射到了全村。熟人的社交氛围突然僵住了,压抑了,好像一切都变了,大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谐快乐。第二年,我转学到了一所私立小学,自然和我们村的很多人接触就少了。我家乡的院子。五年级开始寄宿学校生活,每两周回家一次。在私立小学,老师总是给我们灌输竞争意识,他会直接指出:你要和这个同学竞争。我好像总是在教室里学习,吃饭,交不到朋友。小学毕业后,成绩在全镇名列前茅,考上了全县最好的砀山五中,但从初二开始,成绩一落千丈。新环境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初中基本都是县城的孩子。我来自农村,他们在衣食住行上的差别肉眼可见。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我开始打游戏,去网吧,就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我为之疯狂。以前学习中的竞争心态逐渐消失,没什么可奢求的。父母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很少,一日三餐一共三块钱,我只能少吃点,攒钱上网吧。我考上了高中,但是从高二开始,基本就不上课了。对游戏的痴迷不是问题的根源。上课很累,看到老师和课本就头疼。我觉得学这些没用。我读初中,砀山五中。记得2008年5月,汶川地震默哀的那一天,我还在逃课。我和几个哥们爬过学校的围墙,在街上闲逛无所事事,边走边聊,听到寂静的汽笛声,就停下来,默默地站在街边。虽然我手头没多少钱,但我还是捐了钱。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这是一种特别悲观的感觉,我只能看到现在。逃课的时候没事干,也会去同学家看电影。这是你第一次接触电影,并把它作为一种消遣工具。除了看CCTV6,还专门去县城的地方租了录像带。那个时代受香港电影的影响。我看了许多经典的流行电影和动作片,比如《黄飞鸿》。但是,光看是不会产生什么启发的。我喜欢电影吗?没有这种怀疑或意识。我高考没考上,去了Xi安学院,学的是机电工程。专业的家长帮我选的。毕业后大概会去工厂的技术部做一些简单的基础工作。上了大学也是对父母的顺从。我知道这只是在偷懒。9月份开学前,我有过两个月的短暂逃避。因为在学校门口记账,欠了高中六七百块钱,不好意思跟父母说,就给我哥打了电话。有一两次,我爸妈也知道这件事。一方面不想呆在家里面对他们,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去窗口买了火车票,去北京找大哥。我哥哥在高中学习绘画。那时候,他喜欢电影。2006年,他高中毕业,先去杭州富士康打工,一年后辞职。瞒着父母,他偷渡到北京,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艺考。复试失败后,他留在北京的工厂工作。2007年,我的哥哥张中雨在富士康工作,他在五一假期游览西湖时拍了照片。第二年,我哥哥离开杭州去了北京。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北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开车去大兴区,我弟住的地方,是另一个村镇。周围的街景和我的家乡差别不大。我想知道我为什么又来到这个地方。我无法逃离这个环境。特别难受。大兴到处都是小工厂。我哥朋友开的皮包厂不是正规工厂,小作坊比较合适。从外观上看,工厂就像我的小学,三排平房,很低矮。老板是我老家的,很多员工也是我老家的。我们彼此熟悉,是朋友的氛围。在工厂,我帮助做一些工作,如剪线,成品包装和仓库清洁。我玩得很开心。我不需要考虑这份工作。我也喜欢上一个工厂的那个女孩。她可以踩缝纫机。我每天都期待和她一起工作。两个月后,我带着800块钱去Xi安上学。大学的时候,寒暑假会和同学出去打工。2009年,我去了天津的一个开发区,在一家风机叶片厂的打磨车间工作。工资很高,一个月近3000元。这是一个拥有系统管理体系的巨型工厂。三班倒排班,时间跨度长。早班八点开始,夜班半夜十二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所有的工人都住在同一个公寓里,上下班有专门的公交车。一上班就能看到一群人往外冲。大家都穿着一样的工作服,一个个上车。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厂制度的压迫,劳动氛围的压迫。在工厂里,工人的手不时被机器绞伤,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给了我一种非常直接的恐惧。在我工作的打磨车间,有一个齿轮挂在空上。我忍不住抬头看它,担心如果有一天它倒了怎么办。被时光机无情吞噬。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很年轻。有很多年纪很大的工人,有的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有的还在做普通工人。看到他们,你会不自觉的想,为什么他们有了家庭,还在工厂做这种工作?每次走在他们中间,我就开始反复问自己:以后我真的要成为他们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010年国庆,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大学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去了美的集团在安徽芜湖的一家分厂,流水线生产空可调滤网。在父母眼里,这是一份特别好的工作。村里打工的人多,成年后大家都进工厂是必然的。父母觉得有稳定的收入,有保险,有养老金给你,每个月除了生活,手里还能剩点钱。他们的余生就这样过着,挺满足的。我受不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生活。做了八九个月了,不想再麻痹自己了。我不能一辈子做这种劳动。反正我也要走了,还是尽早离开的好。走之前,我没有想到出路。我打电话给我哥,说我不想呆在厂里了。虽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只要我不呆在这里,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他说,来北京找我。到北京后,哥哥从工厂一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他住在北电C栋保安宿舍,我和他睡一张床。我没有马上找工作,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游荡。整个人都处于打空的状态,但是脑子也在时不时的转动,考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到了2012年底,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我一直记得那种走在街上不知所措的冰冷感觉。保安队里很多人喜欢电影。在我宿舍,一面墙前有一个书架,里面放满了与电影相关的书籍和碟片。他和他的室友经常在宿舍里看电影和聊天。我不能理解他们,但有时我觉得他们很有趣。我觉得我天天没事干,问我要不要像他们一样上电影学院的课。这是要做的事情。在他的建议下,我走进了教室。现在的场景和以前的教室完全不同。大房间很暗,后排的窗帘拉得很紧。正面投影上有一个胶片。老师站在讲台上谈论这部电影。播放一会儿,按暂停,说几句话,然后继续播放。下课后才知道。叫拉环类。上课的老师好像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外聘教授。上完这门课,我开始听了很多讲座,打发时间。我以前在北电旁听课程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后排。在电影学院,我听徐浩峰先生的讲座最多。他讲的是影视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他总是给学生放大片,讲有特色的电影。上课的时候,他坐在投影旁边,声音很慢,说话很慢,有时候说到有趣的地方会笑出声来。他整个状态很稳定,听起来感觉特别有安全感。我会把他的课录下来反复听。第一年和大一一起听,第二年再听。但是我和他交流不多,课后也不会问他问题。如果内容吸收了,我会再听一遍,然后再吸收。奇怪的是,我之前对上课的厌烦慢慢淡去了,于是我决定一直听下去。总是吃住不是办法,你得有自己的经济来源。2012年初,我入职。和哥哥一起在北电做保安。一开始在教学楼门口的岗亭做保安,一个月1200块钱,吃住在学校。为了白天有充足的时间自由上课,我主动选择了12点和7点的夜班。晚上,你可以阅读和看电影。第一个岗位是电影学院保安,教学楼C栋值班岗位。电影专业课内容有限,大部分内容靠课后的阅读和拉环。老师不会在一节课上给你一整部电影,只会在上课前给你一份电影和书籍的清单让你看。为了看电影,我花了3600块买了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又厚又笨重的东芝,带光驱。每个月都要买书和光盘,1200块根本不够。没有钱买CD,所以我在网上找电影。2013年,微博里有很多大V电影,会分发电影资源。我会提前收集下载,放在硬盘上,晚上值班的时候看。晚上人少的时候打个盹。白天基本不睡觉,直接上课。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年轻的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很支撑我做这件事。我自学阅读时做了读书笔记。那是我积累了很多时间的两年。同时我会自己做笔记,下载电影重新剪辑。这是我自己在自学过程中的学习方法。我记得电影《教父》。我只是在分析之前剪掉了所有的场景。教父三部曲讲述的时间空错乱,岁月交织,回忆很多。如果直接分析,会很乱,很碎片化。剪完之后按时间顺序排列,可以更清晰的感受到镜头调度。我所有的心思都在电影上,根本没空想着玩。一吃饱就迫不及待的学习,时间极其精准。有的可能一天只有七八个小时的课。20个小时基本不睡觉,脑子一直转。有时候有些东西读了也吸收不了,但我还是觉得读了总是好的。在电影学院的图书馆里,我坐在地上看书。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讲述“自拍”】和北电学生一起上课,总觉得自己太不如别人。专业知识不错,主要是积累。可能初中的时候喜欢电影,看了很多电影,或者初中高中的时候喜欢画画,受了很多审美的影响。但是,你才开始慢慢接触这些东西。当然,差别太大了,不仅仅是一点点。所以我只能弥补了。直到现在,这种紧迫感还在追着我。每天都要坚持看书看电影,不然会觉得自己很堕落。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学校的保安经常跳槽。在保安亭干了半年,被调到监控室。这个职位缺人,我需要顶替。每天晚上十点,我和同事在宿舍门口集合。每天早中晚集合三次。监控室的工作很简单,坐在北电C栋的机房里,盯着十几个屏幕,看着校园的每个角落。一般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偶尔会有学生丢东西,比如自行车,查查监控就好了。我面前的监视器屏幕给了我电影的灵感。后来我在北电学院面试的时候提到了在监控室的这段经历。它给了我一些关于拍摄视角的东西,启发我在电影空中进行创作。渐渐的,我发现有一些不错的电影作品,也是使用监控视角的。徐炳老师的《蜻蜓之眼》是用网上找到的一些监控素材剪辑而成的电影。监控的元素和视角也体现在我的第一部作品《最后的告别》中。我有这个经历和体会。写剧本,拍完一部电影,就想放进去做一些尝试。在控制室里,我也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自由学习时间。我学会了写剧本和拍短片。我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图书馆。我还从北电跑到北大逃课。北大有个老师叫杨力,是北大艺术学院副院长。他讲哲学和电影的关系,翻译了很多福柯的电影理论书籍。我上过他一段时间的课。我在电影学院的监控室值班,一个人盯着面前的十几个监控屏幕。那时候我们有最好的学习氛围。队里大概有10个保安特别喜欢电影。我们玩得很开心,聊了很多。我的哥哥已经开始自己制作一些纪录片,2013年,我也开始自己制作短片。其实我拍的东西不能称之为“短片”,充其量是个练习。在电影学院,很多正规的短片都有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团队,一部片子十几二十万。没钱买器材,就用手机拍。用什么器材不重要,只要能呈现出我想表达的画面就行。做《夜巡》的时候,电影学院金字塔的名字和获得“学院奖”的导演都会刻在金字塔上。我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一部很普通的诺基亚。可以开,可以关,可以录视频,可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第二个是智能手机,很不错。我用它拍了一部我比较满意的恐怖短片。有时候可以借个单反相机。有同事是学摄影的,需要自己的器材,我就用他们的单反相机拍几天。如果我们请不起演员,我们就互相帮助。那时候我的短片里的大部分明星都是我的同事王耀德,最后告别的主人公也是他。他长得有点像张国荣,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有姚德在,还轮不到我表演同事的短片作业。我更多的是为大家做摄影和剪辑。互相拍个片子,拍完片子大家一起出去吃饭,这件事就解决了。电影学院旁边有个串吧。七八年前,我完成第一部短片的时候,请同事来这里吃饭。那顿饭花了我800多元,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这次从FIRST领奖后,我们又去了那个串吧聚会。坐在那里,旧时光依然历历在目。睡在我对面的同事王耀德是我大部分短片的主演,他看起来很端庄。一开始拍短片,拍了很多惊悚片和实验短片。惊悚片类型可以锻炼拍摄和剪辑的技术;实验没有条条框框,短片创作相对自由。我曾经拍过一个新闻题材的短片,以2014年的马航空惨案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背景,用网上找到的相关视频资料拼贴王耀德的表演,试图从零开始做一个有意义的形象。拍完之后,内部的参与者和同事都会去看一看,聊聊天,但我基本不会给老师看,因为往往在拍片的过程中,我就能意识到这个片子的问题,在学习了经验之后,再用在下一个短片中。在电影学院,我向摄影专业的同事借了单反,摄影师是陈昆阳。那个时候的电影,说是拍出来的,其实是救出来的。十分钟左右的片子,也需要厚积薄发,好好努力。毕竟什么都不用说,还需要一个朋友。请朋友帮助你。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我心里喜欢,不然我不会拍这么多。很多人发现自己不适合,对这些射击练习不感兴趣,所以肯定放弃了。我能坚持是因为我想做,然后我做到了。这是自然的。你不会觉得你在坚持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苦的。冬天上班好冷,睡不好,白天还要上课。二十三岁还是二十三岁,真的很简单。想不到这么多,而且除了我,还有一大群人在一起。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喜欢一件事。生活很辛苦,但是状态很轻松,没有压力。每年都会去电影学院的毕业设计放映现场看本科和研究生拍摄的作品。为了让自己学的东西更系统,2012年我考了北电继续教育学院的升级版,读导演剧方向。准备时间总共也就一两个月,考试内容基本都是文化课,还有特别简单的专业课基础知识。这几年听课和看电影的积累足以应付。在继续教育学院,一周只有两三天的课,其余时间,我还是上别的课。我哥先考了北电的专科,然后又考了继续教育学院。我们成了同学。从2011年在北电做保安,到2015年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这四年是最幸福的。2015年,我从北电继续教育学院毕业,我穿着学士服去拍摄毕业照。
【如果你也想说出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说出“自拍”】2015年,就在毕业前,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学校踏入社会,我将要做出新的选择。电影学院是梦想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离开这里意味着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到底想不想做这份工作?很多人做不下去了,因为不固定。一个准备了三四年的项目,流产了就可能流产。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打算怎么办?对于我们这些梦想电影的人来说,校园就是一个“舒适区”。呆久了就不想走了。如果你不打破这个保护罩,你将永远不知道如何落后。我搬出了学校,在北电小区租了一个次卧,租金1500元一个月。靠一些剪宣传片之类的小项目养活自己,一个月能挣4000左右。除了电影,其他都不擅长,还打算留在这个行业。刚毕业的时候,在北电小区出租屋自拍。有些电影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做小项目,认为做这些事配不上自己的才华,但我不这么认为。不管这个项目有多小,我都非常小心地去做。可以赚钱,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了。唯一不好的是接下来的工作都是商业项目。时间长了,会发现更多的商业项目,成本会更高。你以为靠这个就能挣钱。如果你过着舒适的生活,你会忘记你想做什么。为了不让自己误入歧途,我必须每天看一部艺术片,以保持对电影作品的感觉。我在北电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剪辑了。这是我第一次剪辑短片作业。这种生活直到2016年才发生了一些小变化。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一部电影需要剪辑。地点在广州。我在私聊中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对方同意了。我也没多想,就背着包去了广州。我去了之后,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是导演彭发。他是个编辑,他是《无间道》的编辑。你想想,他挺好的。我以为有剪辑指导和我一起剪这个片子,所以一开始就报了个低价。没想到,去了才知道,要自己抄素材,自己代理,自己编辑。作为一名编辑,我和导演彭发一起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剪故事片,很激动。第一天坐在那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从早到晚。切完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头晕,然后才想起来大概是没吃饭吧。每天,我都是一个人做。第二天,导演彭发来看电影。导演彭发拍摄的材料很少,所以他可能在拍摄前就计划好了如何组合和利用这些材料。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剪辑技巧,以及如何更细致地处理素材。但是我很少受他的影响。确切地说,有时我不得不与他的影响抗衡。因为我们的风格不同,我想保留我自己的风格。导演彭发来中国拍电影后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剪辑。我们第一次合作还算顺利,从拍这部电影开始就一直合作。我一直在北京漂,很少和父母联系。不知道能不能打一两个月的电话。我哥哥也在北京。他主要学习编剧,一直在接一些纪录片项目,平时自己写剧本。我们交流不多。我们偶尔会联系,我们会谈论彼此的最新项目和想法。我弟弟在我出租屋的照片,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在忙。我父母不支持也不否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但是他们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们可以吃饱饭。只是年龄越来越大,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二十四岁,在我们老家是该结婚的年龄了。我妈妈总是担心这个。有时候她说我还不如回工厂,至少认识几个女同事,找个人结婚。他们不希望你飞黄腾达,也不认为你会做出伟大的作品。这些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想让你快点完成这重要的人生大事。老家的亲戚见到我爸妈总会问:你家孩子现在在干嘛?说到电影,反应就是:为什么还拍电影?这个东西不靠谱;再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还没做大?这个电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概念。爸爸压力也很大,吵了一架。相对来说,我爸更支持我。他会偷偷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妈妈不开心。请安慰她。2015年到2018年,我做的都是编辑。削减这些项目只是一种学习,一种训练,一种对自己输出能力的考验。它还没有完成一个表达式。不是我没有表达的欲望,而是我很清楚自己导演一部电影需要多少金钱和精力。我的剪辑照片。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讲述“自拍”】没有导演不想拍自己的作品。这个想法已经在我心里萌发了。2015年毕业,大家各奔东西,我编的。我其他同事有的去了广告公司,有的去了互联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后,每个人都在改变和成长。但是留在北京的,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聚一次,喝酒吃饭,不在北京的总是打电话聊天,关系并没有随着距离的远近而断绝。2017年的一次晚宴上,我说我想拍我的第一部电影。当时觉得这两年有了一些电影制作的经验,接触过不同的项目,和一些导演合作过。似乎我有某种能力。况且这五年的积累和不间断的练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听了我的话,大家都挺支持的,说你想做就做,这样一下子就能找到你原来的团队。这么多年的朋友,想一起做点什么,还是想做。电影《最后的告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在拍什么?在接触电影的过程中,贾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记得看他的电影《小武》的时候,我很惊讶。里面的人物特别像我在老家时曾经身边的人。他们的衣服,每天做的事,说的话,都和电影里的差不多。影片开头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就是我每次放学回家坐的那辆公交车。我是看了才知道的。哦,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生活中的场景都可以在电影中呈现。然后拍一个小镇的故事,一个关于家乡的故事。虽然离开家乡已经将近十年了,但是家乡的那些人和事在我的记忆里都很清晰,离我很近。我童年的这件事是我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了我很多写剧本的灵感。写好剧本后,没找赞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风险投资,也没有什么人脉。如果我想拍它,我必须自己筹钱。我在保安队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每人出了十几万,想把启动资金凑在一起。我不能把这笔钱浪费在别人身上。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甚至要想到电影是什么样子的。这不是当头一棒。2019年,开拍前,我和保安队的同事见了面,大概十二三个熟悉的人,通过朋友介绍,低价找到了在拍摄现场帮忙的人,最后在人最多的时候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小团队。电影的拍摄成本很低,而且是在河南农村拍摄的,我的制片人,我安保组的同事陈昆阳就是那里的人。他对那个地方很熟悉,很多拍摄场地都方便沟通。2019年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最后的告别》,是在河南平顶山贾县梁庄村拍摄的幕后工作照。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聋哑人的故事。王耀德是男主角。正式开学前两个月,我提前安排他去农村生活,也让他提前去聋哑学校体验生活。剩下的演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刚开始招聘的时候,有专业演员投简历,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都需要经纪人安排档期,拍摄周期和资金方面我们都满足不了。最后我们决定,既然电影是农村题材,就找合适的人在当地演。我们在村里找到了聋哑男孩,妈妈,爷爷,都是非专业人士。影片中有三头牛。电影里,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拍的,只能慢慢相处。不过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挺和谐的。大戏拍完之后,我们求助的一些人接手了其他项目,我就让他们走了。20多人的队伍演变成了更小的势力,剩下的零散场面也就完了。整个拍摄周期为一个月。电影《最后的告别》剧照,王耀德、牛主演。最大的困难出现在电影制作后期,就是没钱。拍摄初期,钱刚好够用。到2020年,我自己剪辑完之后,剩下的声音、配色、音乐都会很难。这些都是很难花钱的地方,大概几十万,但是我们没有钱。去年,我带着我的电影参加了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发展中”电影项目。这个计划有特别奖,但最后没拿到。那段时间我很沮丧,整个状态都不对。但这部电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我得赶紧想办法脱身,马上开始编辑赚钱。两年来一直没时间接手这部电影。现阶段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挣钱填。还好最后都完成了。电影《最后的告别》在现场拍摄了作品的照片。今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收到了FIRST官方的入围邮件。我在拍戏的时候,不想用它去参加比赛拿奖,因为一旦有这些杂念,电影肯定拍不好。当作品出来后,竞争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FIRST Film Festival的参赛选手比较年轻,不太商业化,是新人导演的合适选择。7月底,我们团队带着片子去了西宁的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一次抽签,有12名候选人。说实话,当我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我并不太兴奋。一般一部电影只能拿一个奖。没想到,最佳故事片奖也颁给了我们。当时我激动的跳了起来,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认可。我想和他们分享这份荣誉。他们是我过去十年非常重要的朋友,以后也是。我们的团队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每个人都上台领奖。获奖并不意外。非常投入的去做一件好事,迟早会被认可的。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这只是个开始。我会继续拍我想表达的东西。我父亲当时也去了西宁。他没有票,所以不能进去。我哥哥给他发了一个链接。他在酒店,用手机看了颁奖的同步图。当我看到奖品时,他激动地哭了。他曾经对创作和表达很有感情,但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去做。看到我做出了一些成绩,对我更有信心了,可能觉得自己实现了他的某种愿望。我妈没来西宁。她认为机票很贵,说这是浪费钱。中奖后的第三天,她打电话给我,最后还催我赶紧结婚。我说,我刚中奖,不能拖一个月吗?回到现实,面对现实。在河南省鲁山县,摄制组拍摄了杀人照片。这段时间,蛮多媒体也联系我,想采访我,不仅仅是因为我得奖了,还因为我以前是保安。我不太愿意这么说。之前在北电上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老师同学说过我是保安,也很少和他们交流。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的身份对我有任何看法。我不需要什么好坏之分,因为一旦加入身份属性,别人就会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好人我就不说了。很多认识七八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做过保安。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卑吧。这种自卑感可能来自于我出生的环境,一直伴随到现在。这已经是我的性格,我骨子里的东西。现在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也不排斥,不反感。对于我的职业来说,它让我不会把自己放在太高的位置上,还有另外一个看人看世界的视角。我觉得挺好的,只要能让我拍出好照片就行。至于我为什么喜欢电影,没有明确的答案。大概是二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电影抓住了你,你很兴奋的去看。你有一些火花,而且这些火花还在继续。从初中到高中,整天在那里游荡,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到在工厂里反复机械的工作,找不到活着的意义的状态。现在,可以说是电影救了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对我帮助不大,但在精神层面上给了我很多东西。正是这微弱的火花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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