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家长们将这一政策解读为“中考分流,5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上职校”,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恐慌。
就此,记者采访了《我的两个学生》的作者黄登。她长期在教育一线,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她关注中国年轻人的状态,与学生有过深入的交流,也非常关注学生的社会关系、出身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比重。关于中职教育,她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生活经历,有一些看法。
我赞成发展职业教育,
但我不同意过早分流学生。
新京报:教育部发布的文章提出,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比例要大致相当。所以网上流传着“中考后50%的孩子会去职校”的说法。对此你怎么看?
黄灯: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已经存在多年,“中考分流”并不新鲜。以前初中学生上高中的比例平均在50%左右。深圳和广州可能会高一点,但不会比50%高太多。可能上海、北京等地的比例会更高,达到70%左右。只是以前没有强制政策,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
但是我觉得高中生的比例不应该减少,应该增加。我们可以把12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缩短一年,初中和高中阶段一起缩短一年,一起变成十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高中。读完高中分流学生会更好。
社会给中职生提供的发展空比较少。如果真的要把更多的学生送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不如先把职业教育理顺,师资和办学条件跟上,再让家长自己选择。现在我也很担心我们有多少教师能胜任中职教育,这也是个问题。
新京报:现在家长都在担心这个,最近几个月热点话题不减。
黄灯:现在家长这么敏感,可能是因为国家以前没这么强调,现在突然强调,很多人觉得孩子的出路被堵住了。
因为现在的孩子成熟晚,如果初中毕业就去职业技术学校,不排除一部分懂事晚的孩子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再说现在家长普遍重视教育,他们是有需求的。如果外部没有提供条件,父母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情绪。
虽然一个孩子即使考上了高中,然后考上了大学,也不能保证他有一个特别光明的未来,但至少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如果你初中毕业就去职业技术学校,大家都会觉得你的孩子没有希望。其实我个人是赞同发展职业教育的,但是现在我们的中职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上是被歧视的。
新京报:你接触过从中职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吗?
黄登:我的一个侄子,初中毕业没上高中,在老家的一个中等职业学校读了两年,数控机床专业,但是学校条件很差,什么都没学到。毕业后去了几家工厂打工,但是因为没学好,最后不得不在社会上从零开始学技术。还有一些亲戚初中毕业就去中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中职学校办学不规范。
但我相信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是分层的,一定会有更好的中等职业学校,比如我现在所在的深圳理工。虽然是高职,但是比很多普通大学要好。
新京报:现在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都要经过磨练,重新学习技能。
黄灯:可以,但总体来说,本科生的劳动素质、理论素质、技能素质应该比中职生好。
新京报:很多家长认为,只有孩子上了大学,才有机会思考自己想做什么。你认为自我思考的能力和学历有关吗?
黄灯: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因为过去20年应试教育太泛滥,很多孩子在中小学没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导致更多的个人空室,更多的空室,只有到了大学才慢慢思考。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只有上了大学才有思考的能力,而是他们上了大学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当然可以考虑自己,但人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
为了在社会上形成相对公平的价值,
给劳动者应有的尊严。
新京报:您之前提到担心有多少教师能胜任中职教育。这句话怎么理解?
黄灯:95年毕业后去工厂待过一段时间。印象中,以前大型国企都有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毕业后会被工厂接收。企业也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技术人员。当时很多老师都是从一线过来的,师资可以得到保障,让学生学完就可以马上上岗。
但是国企改革后,很多技术工人流失了。所以现在我很关心中等职业教育的老师。如果得不到保证,学生仍然学不到扎实的技能。相当于不学习技能,不上高中,不提高综合素质。
新京报:说到职业教育,很多人会想到德国的职业教育。
黄灯:德国的职业教育做得很好,但是德国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后,工资高,工作好,在职业上受到了尊重。而我们的社会招聘一般要求学历,很少有机会给一个技术工人太多的晋升空间空。长此以往,形成了鄙视专业技术人员的链条。
新京报:也有一些文章说中国高端制造业技术工人短缺。
黄灯:现在真正能做事的技术工人真的很少,因为培养他们的土壤已经没有了。以前国企采用的是学徒制,再加上工作单位相对稳定,所以技术熟练的技工很多。至少有许多这样的工人、机械师、焊工等。在我以前的工厂。国企改革后,失去了,没有机会系统带徒弟。
现在的私企,毕业生来了就要求你就业。企业不会培养你。你学技术,可能马上就被别人挖走了,企业也不敢培养你。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员流动过快,企业培养人才有风险。
新京报:你认为国家未来会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吗?
黄灯:肯定会的。国家现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但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家长对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偏见,这可以理解。
新京报:除了国家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你认为职业教育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灯: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价值,给劳动者应有的尊严。90年代我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劳模很受尊敬,他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个工程师。
新京报: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人说大学生职业技能弱。那么,当中等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时,学生是否会更容易就业呢?
黄灯: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些学校和企业合作比较多,有定向培养,学生就业肯定没问题。但如果学校盲目培养,不知道学生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怎么就业就不好说了。
就业机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时,就业机会自然会增加。并不是说培养的高职生多了,就业机会自然就多了。逻辑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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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我们邀请了黄登老师做客《新京报周刊书评-反向流行》的播客节目,和她聊起了“做一个小镇提问者”的话题(如果你没有考上985,难道你不配称自己为小镇提问者吗?丠对话黄灯)。我们黄灯老师对学术歧视的理解和学生对如何提高自我意识的看法摘录如下:
对学术歧视的看法
很多人会觉得学历歧视由来已久。但据我观察,近几十年来,随着应试教育的推广,根深蒂固的学历歧视得到了加强。我在大学的时候,专科、本科、重点大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鄙视链。专科生顶多会发自内心地羡慕名校生拥有的教育资源,能够去更好的城市多看看世界,而不会觉得命运有天壤之别。在考研和博士考试中,只要符合学校的报考条件,专科生和北大本科生的起点没有本质区别。
我的硕士博士都就读于国内比较好的大学,和本科生也有过接触,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大学都合并了,我能感觉到他们比本地大学有更强的自豪感和身份优越感。但由于我是在合并前进入大学的,这种因学校差异而产生的身份差异并不那么明显。另一方面,在我高考的那一年,湖南的文理学院和本科分数线相差不大——如果我多考4分,我就能进湖南师范大学,如果我多考20分,我就能进更好的重点大学。而现在,专科和本科的分数相差几百分,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相差几十分,重点本科和顶尖大学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这种无形的优越感也是有现实基础的。985、211大学生嘲讽本地大学生不配被称为“小城作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提高学生自我认知的几点看法?
之前,我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但是98年下岗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特别重要的。95.211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自称“废物”?因为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的教育中,他们的个人经历是完全被遮蔽的。他们做的每一道题,读的每一本教材,老师递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村庄,小巷,父辈祖辈的劳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作为教育资源存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不能完全接受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从中获得坚实的生存基础,就特别容易陷入虚拟现实空。
所以我在给学生上公共课的时候,会尽力帮助他们唤醒真实的生命意识。我会改变和学生交流的方式,比如让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村庄,自己真正的困惑来写作文。我会利用我的老师身份,尽力引导他们面对个人生活中的挫折和难以承受的经历,比如贫穷和自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能走出这道坎,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真实的自己的学生,会更顺利的进入社会,更好的承受社会的复杂和锻造。面对学生的精神成人,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学生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接受真实的自我,提升个人认知。
采写|沈婵
编辑|王毅
校对|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