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日本投降76周年# #国家公祭日# #九一八事变90周年#去年年底,尤氏向作者要稿。希望了解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敌占区的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他们经常被日伪和汉奸掠夺、剥削甚至杀害。那么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到底有多苦呢?日伪政府做什么压榨?本文将以最权威的史料为依据,首先讲述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同胞的苦难历史。以后另文介绍东北、蒙古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生活。请支持原创!请注明文章出处:抗战史记
1.史料来源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控制》,北京出版社编,中央档案馆1995年等。《华北大扫荡》,鞠志芬主编,中国书店1998年版,张立民执笔,《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外国社会科学资料,出版[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业资源的过程,中国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2期,王伪政府档案(13)[美]吴天伟著:日本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期间迫害杀害中国劳工近1000万人,2000年第1期,《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2卷,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北京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L-Z》,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战时华北开矿时间表》,《社会科学学报》第10卷,1948年版,刘·,陕西近代经济史。 魏红云,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农业版),吴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个革命根源的成长,晋察冀日报,1986年版,1943年2月9日,3月6日,陈汉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8年。请注明文章出处:抗战史记
日军掠夺牲畜2。抗战初期,日军对华北地区的农业资源进行了掠夺。自1937年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华北一直是中日两军的主战场。庄稼被毁,农场动物被杀或被抢的情况非常严重。1937年10月12日至10月15日,仅河北省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处的梅花镇,日军就屠杀无辜群众1547人,占全镇总人口的60%。共有650多所房屋被烧毁,所有牲畜、食物和财产被抢走。1937年10月7-8日,日军在正定县、永安、西上泽、三里村、贺铸等13个地方,杀害1506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头。资料来源:《河北文史资料选编》第15卷第135、151页。据日本满铁调查部调查,从战争爆发到1937年l2结束的短短半年时间里,津浦沿线四个地区县的平金、静海、沧州、东光等地的谷子收获损失达31%,高粱收获损失平均达46.75%,畜、禽、车马损失过半。平鲁路沿线的涿州、徐水、保定、正定、获鹿(含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等8个地区县的谷子、高粱等作物损失近60%,各种牲畜、车马、农具被哄抢、强制征用达70 ~ 80%。从殷珊岱岳镇到雁门关、郫县、忻口的同蒲路沿线,小麦、高粱、玉米等作物损失近100%。农具、车马都被强征。绥远路沿线宣化、张家口、大同、平地泉、贵绥、包头等六个地区粮食损失过半,牲畜、家禽、车马被掠夺和强行征收。抗日战争期间,仅华北沦陷区就有一百多万中国人被日本直接杀害。来源郑伯彬《日本占领区经济[H]》,资源委员会研究室,1945年,第25页。
日军的“三光”政策三。抗日战争后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破坏进入相持阶段。为了保证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安全,日军在华北。占领区的日军根据地(包括国军)受到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屠杀华北人民的同时,掠夺破坏大量粮食,企图饿死抗日军民。据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河北阜平共死亡9251人,牛、驴、骡、马被抢走22000余头,粮食被抢毁554200石。在晋绥边区,日伪军直接死亡96560人,抢毁粮食44919860石,杀死牛、驴、骡、马304630头。1941年8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7万多日军对北岳山进行第七次“扫荡”,历时3个月。据23个县不完全统计,死亡4726人,伤残1553人,损失粮食429545粒,牲畜10885头。1943年,日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第十一次“扫荡”。据21个县不完全统计,死亡6674人,抢毁粮食217333粒,抢走牲畜19337头,农具172625件。可见日军的“三灯政策”是残酷的。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华北扫荡》,中国书店,1998年,第849页,第878页。日本侵略者还在华北征用了大量耕地或用来修建军事设施,或被迫挪作他用。例如,为了遏制八路军和国军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寇一方面在根据地周围制造大量“隔离区”,另一方面大修机场、军火库、路网、营房、封锁沟、碉堡等军事设施。在中国北方,农民占用了大量耕地。在晋冀边区周围,敌人占领了147.7万亩良田。来源魏红云:《晋察冀边区财经史料选编》(农业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冀南抗日根据地周围有敌人碉堡1103个,平均每平方公里一个;还有路、堵(墙)13170里,平均宽3丈,每条占地9亩,总面积118530亩。到1942年底,日寇已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设点(碉堡、据点)、线(公路)、沟(封锁沟)、墙(封锁墙),把整个冀中地区分割成2670小片。原本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变成了瞭望塔。走在高速公路上,没有村庄,没有戴孝,到处都是恐怖的世界。据统计,“隔离区”和军事设施占华北耕地的15%。来源吴起著:《一个革命根源的成长》,农业出版社,1986年,第64页。据1942年底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华北修建的铁路至少占地1800平方米,新建的公路和汽车道至少占地25000平方米,铁路两皇的护路沟至少占地7000平方米,公路和汽车道两皇的护路沟至少占地15000平方米, 铁路和护路沟之间的面积至少有25000平方米,封锁墙至少有5000平方米。 仅这6项合计8.58万多立方米,共计4633.2万亩。了望塔、堡垒、碉堡和机场所占的土地还没有计算在内。1942年,华北日军为切断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在山西五台山附近和冀东路长城沿线设置了大片无人区。日军在华北采取的各种措施使根据地生产粮食的基本用地急剧萎缩,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粮食产量。但是,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仍然比占领区人民好得多。来源:1943年2月9日《晋察冀日报》。
日本军队烧毁房屋。4.日军掠夺华北沦陷区的农业。为了长期的全面控制,他们对华北沦陷区的农业进行掠夺。1938年12月16日,日本成立所谓“兴亚所”,取代华北日军“经济委员会”。同时在东北、华北、中国分别成立了“兴亚所联络部”。负责掠夺一切敌占区。我们还在华北开发协会设立了许多子公司。“兴亚所”一成立,日本就以自己的生产力发展四年计划(1938年至1941年),制定了掠夺我国沦陷区的“三年计划”。计划到1941年,华北将生产棉花500多万吨,盐210万吨,羊毛5000万吨。这个计划最终在中国军民的抵抗下失败了。日本侵略者不甘失败,制定了所谓《华北工业发展综合五年计划》。华北日军为了解决日本华侨的粮食问题,以直接占领和低价收购的方式,将大量土地转到日伪农业公司名下。1940年,日伪合资的华北垦荒公司成立后,选定河北省沿海地区。在填海造地1万公顷新田的同时,还占用了冀东沿海农田7万公顷。资料来源:陈汉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第411页。华北的伪“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段等人出资的军粮城、茶地两个农场的5600亩土地。北平的伪中央农业试验场,一度占据了德县、唐山等地的许多民用田地。“中原纺织有限公司”以600万元的低价抢占了南苑地区的私人土地,开辟了大规模的养殖场。“冀中种植公司”组织的“东洋民生农场”也占用了数万亩民田。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已在华北建立了55个农场,占地721094亩。到1945年,由天津日本稻谷控制协会和华北垦荒公司投资的日资农场已有70多个,由日本和中国共同投资的所谓“中国式”农场有44个,占用水田49.9万多亩,产稻谷109420255公斤。即218万公吨。而日本人则完全享受着粮食保障。占领区的中国人民长期过着饿死的悲惨生活。出处是鞠志芬,张立民著:《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占领大量土地的同时,强迫农民种植其他作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的农业政策主要是强迫农民种植日军军需品——棉花。日伪当局为了达到增加棉花产量的目的,规定华北地区过去废弃的棉田必须恢复种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不能恢复的棉田要在铁路、公路、水路两侧种植。机场、县城、重要城镇周边300米范围内禁止种植高秆作物,以种植棉花为辅。到1941年,除了计划新开垦的18000亩棉田外,还必须种植战前华北地区的520万亩小麦、236万亩谷子和260万亩玉米,以进一步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完成棉花增产任务。来源《新民日报》,1938年2月18日。日军采取的种种措施,使华北的粮食生产面积大大减少。据1943年出版的日本《北支年鉴》和《满洲铁道北支年鉴》记载,1941年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小麦等11种作物的耕地面积比1937年减少了16%。1938年,河北省平均农产品只有战前的32%。以山西为例。1940年,山西小麦种植面积比战前减少10%,水稻种植面积减少24%。日军占领新疆阳曲、榆次、曲沃、大同等37个县。战前粮食播种面积为2061万亩,1941年减少到1581万亩,减少了233%。1936年,五台县有耕地426389亩。抗战开始后,15万亩荒芜。直到1943年,在抗日根据地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中,才恢复到42万亩。资料来源:,刘: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20-721页。这张表的出处是居之芬。张立民《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第411-412页显示,粮食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导致华北粮食大幅减产。1938年华北地区粮食作物产量比战前的1936年减少了13.53%,而山东省的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战前减少了50%以上。山西北部所有农作物都大幅度减产,减产最少的谷子平均产量也比战前减少了50%左右。1939年,华北农业生产与战前相比严重减产。小麦普遍减产30%,杂粮平均减产40%。水稻平均产量下降了30%。据华北通信公司企业局调查统计。1939年,河北小麦损失20%。小米、大豆、玉米平均亏损40%。大米损失80%,小米损失50%;山东小麦减产40%,高粱、玉米、谷子、大豆和小米平均减产40%;山西小麦减产40%,高粱、小米减产90%左右;苏北、豫北小麦减产20%,高粱减产34%,小米、玉米减产40-50%。1940、1941年,华北农业有所回升。但它甚至没有达到1938年的水平。1942年以后没有完整的记录,但从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来看,仍然严重减产。1942年小麦产量为110,530千吨,1943年为111,814千吨,1944年为122,559千吨,分别比战前1936年的165,424千吨下降了33.18%、32.4%和25.91%。来源鞠志芬、张立民:《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145、411-412页。亚洲协会厦门联络部旧址五、物资禁运从1941年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全面缺粮。当英美盟军对日元地区实行物资禁运后,华北各大港口从欧美进口的粮食数量锐减甚至消失,不得不从东北和华中运输粮食。但随着战争的破坏和日本的掠夺,华中和东北能进口的粮食越来越少。食物的质量越来越差。据海关税务总署统计,1942年秦皇岛进口的粮食中,粗粮约占一半,由上年的25268公吨增加到1678799公吨,其中从满洲进口的玉米和小米最多。没有小麦进口。去年小麦达到378816吨;天津的粮食进口仅限于日元集团,进口量大大减少。小麦粉的进口从2684758减至84325。仅为上年的3.14%,谷子从1186988粒减少到133109粒,小麦从728586粒减少到200粒。幸运的是,今年从上海口岸进口的小麦粉从926896增加到1165225。青岛港从朝鲜进口小米谷物133337公吨,较上年减少近50%。小麦粉的进口从13,712公吨减少到19,470公吨,为上年的14.9%。从中国中部进口的小麦粉也从236,687公吨下降至215,512公吨。1943年,杂粮和杂粮粉仍是秦皇岛进口最多的粮食,占进口商品的38.29%。这些谷物大部分是从满洲进口的玉米、小麦和荞麦。天津当年不进口洋货,仅从中国其他地区调入小麦粉139047公吨,比上年减少88.06%;从青岛港进口的小米粒也从去年的13333公吨减少到112089公吨,降幅约为16%,从华中进口的小麦粉从215522公吨增加到275880公吨。从总量上看,1942年和1943年,从华北三大口岸进口的粮食大幅度减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以前作为肥料进口的豆饼,1942年以后作为粮食大量进口。1942年烟台港进口豆饼19947公吨,ahava进口豆饼1416公吨。1943年天津港还进口豆饼22750公吨,龙口进口豆饼由去年的10481公吨增加到16402公吨,烟台进口豆饼增加到34360公吨。一向用于良田的骨粉也在烟台港大量进口,从去年的1060公吨上升到12750公吨,成为老百姓的主食。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北地区粮食的严重短缺。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控制》,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868-894页。北平六中等待食物的孩子。日伪政权在华北强行征用和控制粮食。为了保证日军和华侨的粮食供应,日伪于1939年成立了米谷管制委员会,控制日军和华侨所需的那部分进口粮食。该委员会严格控制大米的进口、运输、储存、销售和配给,大米是日本军民必不可少的消费。它不仅禁止中外商人囤积居奇、投机牟利,还禁止国人自由种植、运输、贩卖、交易、食用。1940年1月16日,鉴于华北粮价暴涨5倍的情况,日本“兴亚所”华北联络部成立了以日本社为核心的华北小麦面粉输入组合,严格控制小麦和面粉的进口。对当地粮食生产的控制始于1939年6月。当月,日本华北军总参谋部专门命令以日本两大财阀三井和三菱的商社为核心,在华北设立专门的粮食收购机构,并在华北各产粮区设立基层收购机构。及时收储华北各地的粮食,特别注意控制华中和满洲进口的面粉和杂粮的储存。1940年,华北的粮食生产有所回升。日本加强华北粮食收购,导致日本华达面粉厂和日本三井、三菱、大仓财阀于1940年6月成立华北小麦协会,在小麦主产区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设立十几个控制收购点,控制华北当地小麦的收购,控制对华北各面粉厂的原料分配和产品销售。到年底,日本在华北掠夺了8-9百万袋当地面粉;同理,1941年,日本控制和掠夺了华北各大面粉厂生产的近千万袋面粉。鞠志芬、张立民,《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粮食的渠道基本被切断。日本加强对华北本地出产粮食的控制,设立征粮机构,以低于市场价数倍的价格强征农民粮食,资金从未兑现。1942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到公立农场收割粮食,规定每户只保留一个月的口粮,其余的粮食存放在日本侵略者修建的225个粮棉仓库中,相当于抢夺农民的口粮,把他们推向饥饿的绝境,遭到农民的普遍反抗。1942年,华北日伪政府计划掠夺2000万万石粮食,但未能得逞。1943年,伪华北管委会“增产”巨款8400万元(占总预算的五分之一),水利建设3210万元(主要用于农业)。仅农业贷款就达6000万元,比1941年增加了5倍。这些资金迫使老百姓打了30万口井,施用了3600吨化肥,增加了10000台水泵,增加了610万吨粮食产量。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立产粮重点县,建立示范农家和培训农业指导员。日军为了挤干净,采取了低价收购的方式,平均收购价格是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比如1942年的河北顺德路,大米的市场价是每百斤100元,而官方收购价是65元。资料来源:汪伪政府档案(13),页5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43年初,日本调整粮食收购方式,在伪华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华北物资价格处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粮食局、天津、青岛分局和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分局组成,是华北粮食的统一收购机构。4月,在华北粮食局和各省市粮食分局之下,分别成立了华北粮食采运署和粮食采运分局,作为统一的粮食控制和收购执行机构。收运机构收储的粮食,必须随时交付当地粮管所指挥的附近分局、办事处或合作社,不得转卖。然后由粮管局或合作社交给加工社(即加工厂)和经销机构。日本侵略者通过这种严密的收购组织,牢牢控制了华北地区有限的粮食,当年就完成了22万吨的粮食征用。1944年,华北的粮食形势更加严峻。虽然日占区仅限于大小城市、工业中心、铁路沿线的“点”和“线”,但仍成立了新的华北粮食公社,负责粮食的统一征用、储存、委托加工、进口和配给。仅河南省密云、通县、香河、大兴、良乡、三河等9个县,1943年7月就收了3738吨小麦。山西汾阳、文水、孝义、交城等县每年被抢粮食100多万石。全省5000多万石。1940年6月,《华北小麦协定》成立。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大商社也被组织起来,共同承担粮食的购运销任务。该协会在1940年和1941年购买了27万吨小麦,1942年购买了20.5万吨,1943年购买了23.6万吨。来源《国外社科信息》载【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业资源的过程》作者浅田昭二。1984年第2期,日军对原材料的寻找同样疯狂。在山西,一般的土特产都要卖给特务机关指定的工厂,比如军营的十六厂(毛纺厂),军营的十七厂(原西北工业公司的皮革厂)。否则就是“毁友”。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建立军事基地后,以点带面对周边进行搜索。1938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棉花122271公吨,其中100000公吨直接出口日本。并且大量的粗花被用作弹药材料。《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近代史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再版,第36、39页。1939年,日本伪政府成立了“华北棉业改良协会”,作为掠夺棉花的统一组织。还制定了九年增产计划,年产量从1939年的460万吨提高到1940年的1000万吨。1943年春,在全市的“治安区”,首先划定了各种“棉花种植区”,几乎500亩的村庄被迫改种了400多亩棉花。日本在保定收购棉花,通过“棉花生产改良协会”大量低价收购。日本还加强了对华北棉花运销市场的控制,形成郑州、济南、天津。仅在天津,1943年就有2300多万吨棉花运往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和橡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425页。
7.华北日伪政权与粮食配给制度严重失衡。日伪在强征强管的同时,还实行配给制。1940年食物短缺时。重点对城市、工业中心和华北主要交通要道的日本侨民和工人进行配给,而对中国居民则仅限于春节前后购买一袋面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抗战的最后两年,由于粮食极度短缺,日本驻北平大使馆不得不于1944年2月制定了《华北地区生活必需物资重点定额大纲》。规定从4月1日起实行食品和生活用品配给,配给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配给人员是华北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其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企业中的日本雇员,他们配给足够的食物和日用品,主要是大米和面粉;第二类配给人员是以下人员:在间接为加强战力服务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普通日本国民;伪政权的官员和雇员,国防工业的中国劳工。他们也可以配给必要的食物和日常用品;广大华北城乡的中国人属于第三类配给人员,他们是靠基层的小卖点“自配”的。粮食基本上集中在日伪手中,基层往往没有粮食可卖。本质上,日本的重点配给制无视华北广大民众的生死,最终导致了战争末期华北大量民众饿死的悲惨局面。鞠志芬、张立民,《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控制和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逃亡的人8。华北沦陷区大饥荒1942年2月25日,伪北平市公署强迫市民填写储粮信息。结果全市300977户,1656025人,只储存了6339009斤粮食,平均每人不到4斤。据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回忆,从1942年开始,北京市民就买不到纯粮了,只能买到日伪当局强迫粮店用麸皮、米糠、橡子等各种杂粮磨成的“拌面”。到了1943年,这种“拌面”难以为继,半夜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买粮。日本侵略者发给北平市民的“杂面”购卡的配给标准也由每人每月20斤降为10斤。1942年12月,伪天津市当局规定,只准市民吃“代用粮”(类似于“拌面”的东西),玉米每日周转不得超过100包,红高粱不得超过57包。指定的“配给”粮店每天只允许营业4个小时,每人每天只允许购买两美元的玉米。据日伪山西办事处统计,1941年,55个县中有46个县缺粮,占县总数的83.6%,全省缺粮99414万斤,饥民300万人。资料来源:北京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L-Z》,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398页。由于食物短缺,食品价格猛涨。比如1936年华北粮食市场批发价格指数为100,那么1940年为418.4,1941年为482.94,1942年为655.69,1943年为987.7,1944年为2942.04,是战前1936年的29倍。零售价涨幅更大。以中国北方人最重要的粮食——玉米粉为例。1944年8月下旬,5元钱每斤8分,比1939年每斤9分涨了65倍。事实上,粮食短缺严重的时候,往往有价无市,人们根本买不到粮食。来源童哲辉《战时华北开矿计划表》,社会科学杂志,1948年第10卷。冬天,大量的人死于饥饿。1941年,仅山西省就有10多万人死于饥饿。1942年12月,北京每天有100多人冻死饿死。1943年12月,每天有一千多人死于饥饿。资料来源:,刘·: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21页。
日本三菱河北二战劳工赴日发起诉讼。日本三菱山东二战劳工赴日发起诉讼。九。日军“血腥”掠夺华北劳动力。华北日军也疯狂掠夺劳动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施“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试图把东北建设成为其侵略战争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军事工业生产基地。后来为了进行反苏准备,制定了所谓的“北方振兴计划”,在中苏边境大修铁路、公路、机场、地下堡垒等军事设施。这些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东北当地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限制华北劳工出关的政策,特别强调把华北作为巨大的“大东亚开发计划劳动力供给地”,在华北设立劳务招募公司,采用欺骗手段招募华北劳工出关。这使得从华北进入东北的工人数量呈上升趋势。按当年统计,1938年通关人数为49.2万人,1939年为98.6万人,1940年为131.9万人,1941年为94.9万人,1942年为108.7万人,1943年为100.7万人,1944年为44.2万人,1945年前三个月为8.8万人。1944年后,出关人数减少,是因为当年八路军发动战略反攻,日军占领区仅限于城市和交通线,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劳动力运往东北。在数百万劳工被派往东北的同时,16、7万劳工被派往日本,50万劳工被派往新疆。第二,来自华北的大量劳工被迫在当地企业、矿山和军事工程中工作。从1940年开始,日本在华北正式实施“工业发展计划”。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8月,约有300万劳工被迫在华北地方企业和矿山劳动。在频繁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大量的平民劳工被日军强迫挖“封锁沟”,修筑碉堡、“封锁墙”、守卫道路。仅1941年至1942年的五次“加强治安”运动就雇用了4500万劳动力。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工人的残酷虐待政策,华北工人的死亡率特别高。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华北至少有一百万工人遭到日本人的迫害和杀害。来源【美】吴天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杀害近千万中国劳工,《抗日战争》2000年第1期。
根据地的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远远好于敌占区。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人民负担统计:地方经费总额,每人每年5元5角2分。最后再加上伙食负担,每年6块钱。据此,晋冀豫边区人民每年的负担是11元52分。那时候物价高,抗战前1块钱才3毛钱左右。就土地税而言,1941年按规定太行、太岳每两粮(正在加征)征收3元至5元,最高不超过5元。在河北南部,每亩土地税只有50美分,包括建设费。冀豫边区部队津贴每人每月由1元提高到5元。边区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脱离生产的干部),每月差旅费1元至5元不等。边区群众:在涉县地区,农忙时,一个短工每月工资约3元至6元,相当于彭副司令一个月的津贴。员工的工资除了个人生活还能提供一个半人的生活;抗日军人和特困户的家属由当地政府给予优待,每人每年只有一石粮食,不够吃,而政府人员的家属则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华北骗招劳工时,公开的报价是每名出境劳工日工资1元至1.5元(以法国货币计),即平均每月50元,外加遗属安置费。但实际上,除了离开前给工人家属几元钱的“安置费”之外,出境工人的“名义工资”一到就以当地货币(主要是伪币)折算减少到60%,加上日伪督军和对其人头的剥削,每人“名义工资”只剩下20%。而且工作量巨大,工作环境恶劣。死亡率极高。在粮食方面,八路军每人每天交10分钱的伙食费,3元的油费,2元的盐费(但由于物价高,财政困难,没有实行)。物价高的时候,蔬菜和柴火匮乏,除了烧火,能买到的蔬菜很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没有油和盐的规定,除了每人每天10美分的食物。在食物方面,军政文职人员经常吃小米,很少吃小麦(平原地区更好)。食物匮乏时,还必须吃玉米、黑豆、高粱等杂粮。人民的粮食一般是小米(平原的更好),但质量比军队好。在日军“扫荡”的困难时期,人们只能吃玉米、黑豆和高粱。有些地区会出现混糠吃树叶、树皮、野菜、草根充饥的情况。部队经常缺粮吃粥,有的部队有自己的规定缺粮吃四分之一糠。但是根据地的人民比华北沦陷区的人民好得多。占领区不同地方征税不同,差距很大。太行、太谷、榆次地区,300户以上的村每月缴纳高达23万元(平均每户每月缴纳700多元)。在台南鹿城,1亩地年缴高达1700元。介休太岳平遥,每两银子,征收“鬼票”(俗称日伪币)8元,另加清乡费3元,麦3斗。在冀西,称帝时,每两粮银征收“鬼票”50元。在临城(良田4亩,劣田1亩,劣田9亩),每月每亩收白面4斤,谷子8斗,柴禾4斤,禾谷类草10斤。此外还有日军、日本浪人、汉奸、伪警察、伪宪兵等。,混水摸鱼,村里乱吃乱罚,乱捐乱抢等等。,就更难统计了。在襄垣祁县,一个敌占区的村办,每月只有1500多元的招待费。1945年1月1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华北土地税暂行办法》,规定:“华北各省市的土地税,一律停止收取现金以满足平均负担的需要,一律以实物收取。但如有特殊情况使他们难以收取实物时,可事先向华北管委会申请批准,仍收取现金”。根据《华北田赋暂行办法》的规定,《民国三十四年田赋实物征收大纲案》规定,田赋征收额“每年每库存不得超过15公斤”。《华北各省市土地税折算说明》规定,根据1945年1月1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华北各省市土地税折算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其他种粮折算的比例为:小麦100公斤,粮食160公斤,小米120公斤,高粱200公斤,高粱米130公斤,玉米130公斤。按照当时华北农耕的年产量,田赋可能占到农民粮食收成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来源《中华民国特别史》第12卷《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第504-506页。日本也以各种名义设立苛捐杂税。在山西大同,捐地、捐门牌、捐户籍、捐牲畜税、捐屠宰税、捐桶税、捐牙税、捐狗等50多种。根据1942年对游击区15个村的调查,每个村对敌人的负担平均占总收入的67.43%。1942年,平山县东岗上村每年每亩缴纳253元;唐县赵奇峰村,每亩每年承担316元。来源:1943年3月6日《晋察冀日报》。综上所述,电影海报拍摄于1942年,正值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无论在八路军根据地,虽然国统区人民生活艰苦,但不存在沦陷区人民生活高于国统区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相反,敌占区的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一旦发生饥荒,将有数万人饿死、冻死,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国王的天堂”。比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河南的灾民基本都选择逃往陕西关中的国民党控制区,而不是向东占领该地区,可见在日军占领区生活的艰辛。电影《1942》里,日军给难民发食物,根本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