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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省通衢

江西九省通衢

陈晓明

九江“锦江有湖”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在行政管辖上属于江西,是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之一,起着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被誉为“江西门户”;在经济上,其作用往往超过江西,具有全国意义。它属于中国的九江或长江流域的九江,在全国范围内起着中转和调节货物的作用。被称为“七省通衢”。这种作用使得九江与鄱阳湖流域、九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具有特殊性。

一个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南岸。上至湖北、湖南、四川,下至安徽、江苏、上海;也是赣江-鄱阳湖水系与长江的交汇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九江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晋咸和年间(326 ~ 334),浔阳县、浔阳县(今湖北黄梅、广济)由长江以北迁徙至江南柴桑县(九江)贺文村(其城址在南浔铁路胡赛桥附近)。康熙六年(340),江州府由张羽(南昌)迁至浔阳(九江),九江成为州、郡、县三级政府共同统治的地方。Xi八年(412),浔阳县改名江州县,九江开始成为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之一。行政区划变更后,九江作为县(政府、州)级行政公署,一直沿袭不变。作为地方行政中心,明清时期,九江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行政的场所,其地位显然比一般的政府行政重要得多。明洪武九年(1376年),省内十三州分为九江、南瑞、湖东、湖西、岭北五路。“九江道”辖饶州、南康、九江,道治在德化县(九江)。清代,广饶九难路的治所(即广信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也设在德化县。这不仅巩固了九江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而且将九江行政中心的控制职能扩大到几乎整个赣北地区。

九江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重镇长期存在。早在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惠今皇帝司马忠就从扬州分出七郡,从荆州分出三郡,设立江州。西晋的“周”属于一级行政区。公元304年,西晋分别由五常县和庐江县设立旬阳县,江州下辖11县,江州治在旬阳县柴桑县。此时的江州疆域相当辽阔,包括今天的江西省,福建省的大部分,湖北省的东南角,湖南省的东南角。是西晋朝廷为了削弱荆州、扬州的实力而设立的。从东晋开始,江州的管辖范围开始不断缩小。南朝陈朝光大二年(568),今江西省全称为江州。唐朝时,江州行政区缩小到现在的江西北部(相当于现在的九江),所以九江作为江州的主要行政地,就成了九江的原名,延续至今。虽然九江的建制地位逐渐下降,但其在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完全丧失。清末蒋湘南在《江西水道考》中谈及九江与长江的关系:“古称盆口重镇,有中流带。对于吴楚来说,建造一座大厦是非常重要的,而确保江面的安全是九江的头等大事。但淮南上游共左侧,故所谓常险之人不忧乎?”

由于九江在全国的战略意义和在区域行政区划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上在九江先后设置的各级各类机构尤为复杂。据甘龙《德化县志》卷四记载,官职有:布政司、巡检司、巡检司、察院省政府、指挥所、武备检查司、直隶九江卫司、九圩南司、道标钟君厅、九圩北司、千户司、卫司、卫总督、圩镇司、九江路、土官。

同样,鄱阳湖流域不仅是长江的重要供水区,也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腹地的重要屏障和枢纽。蒋湘南《清末江西水道考证》讲述了江湖关系的故事:“大江虽在九江,属栗鹏之湖;湖也是赶水遇到的,赶水是很多水注入的。既然以河为经,以湖为纬,以湖为赣江为经,以多水为纬,是恰当的;细腻,脉络清晰。”换句话说,长江属于鄱阳湖水域,应该是水运时代民船航行的大动脉;鄱阳湖是以赣江为主体的五大水系所注,也是全流域水运的子午线,而九江控制着其下游的湖口和彭泽,带来了长江和鄱阳湖的好处。因此,九江长期以来一直是长江流域水运的重要转运港。并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商业贸易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上,九江作为国家商品金融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王银《晋书·实录》说:“浔阳南有六路,五山归路,北有长江,远行闽汉,行纳甲,亦是大都会”。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成为南北商旅的重要水路。它沟通了赣江和大禹岭,形成了一条贯穿中国南北、连接都城长安、通往南方广州的水陆交通线。使全国交通形成了以水运为主的大网络。南北之间的物资、官邮、商旅,大多是通过大运河——长江——赣江——打渔岭——珠江运输的。江州(九江)港在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中发挥了中间港和枢纽港的重要作用,突破了原有的区域性港口的局限,向国家级港口转变,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的重要纽带和南北水路的重要港口。

由于九江的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在九江设置了转运(运)仓、茶叶运销署等转运和收税机构,承担了粮食的储运、茶盐的征税等任务。尤其是元十七年(1280年)设立“阙茶运司”,管辖范围涵盖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七省产茶区市的税收、专卖、运销,因此享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

到了明朝,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南北货物的频繁往来,长江和运河上的水运事业繁荣起来。由于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和南北物流的交汇,九江日益凸显。从景泰元年(1450年)起,明政府在九江设立钱海关,由各部会官员监管。它从清朝传承至今,地位不断上升,在长江流域的商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时期通过九江的长江船只约有4-6万艘,平均每天数百至数百艘。乾隆末年“每年约征六十万税”,最多时达七十万。九江海关不仅是清代长江流域税收最高的地方;就全国而言,九江海关仅次于广东海关。九江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粮、竹、盐、茶和京广杂货调剂中心。光绪《江西通志》说:“收吴、楚、巴、蜀、滇、黔、百越之货”。由此可见,九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处于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重要的货物调剂中心之一。

繁忙的九江龙凯河码头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九江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开埠通商,1861年设立海关,1862年12月正式开始征税。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近代航运业在九江兴起,古老的九江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先进的交通工具——船舶停靠和装卸相适应的现代化码头开始出现,九江港也开始由木帆船装卸向船舶装卸的现代化港口转变,成为鄱阳湖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和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

1861年英租界九江龙凯河实景照片

第一家在九江港建立现代化码头的船公司是美国的奇昌公司。旗公司于1862年开始从上海驶往汉口,并在九江港修建了现代化的客货码头。此后几十年,怡和、太古、日清等外国船公司,以及中海招商三北、鸿安、达达、宁少等民营船公司和江西轮渡公司先后来九江港设立机构,修建码头,停靠船舶,装卸客货,港口发展迅速。1915年2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增加了九江港的货物进出量。九江进出口贸易达7000多万海关,在全国所有贸易口岸中排名第9,在长江港口中排名第3。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73万吨,进出口船舶约5000艘,木帆船2.5万艘,船舶码头14个。港口欣欣向荣,腹地相当广阔。

在长江流域,由于九江海关的设立,1864年明确了九江海关的征税范围:从湖北武穴至江苏江宁;江西全境和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作为其腹地。因此,九江海关在成立初期,在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链条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根据1876年《烟台条约》,“安徽沿江的大同、安庆,江西的湖口,湖广的武穴,芦溪口、沙市都是大陆地方,不是通商口岸。根据长江章程,外商不得私自卸货。今天讨论一下住宿法。允许船只暂缓靠泊,商人和旅客的货物全部由民船卸下,仍按大陆的规定办理。”条约规定,安徽的安庆、大同,湖北的武穴,江西的湖口,实际上是九江的海运港口,它们的进出口贸易需要通过九江港完成;九江海关十年报告显示,九江的进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武穴、大同、安庆的市场行情。可以推断,九江的辐射范围不仅包括江西,还包括安徽、湖北的部分地区。在光绪的政治官报中记载:“九江商埠,作为长江的枢纽,是上下游的枢纽。商船运行,相互联系。与湖北汉口、山东烟台相同,宜设商协会。”

同时,作为鄱阳湖流域唯一的进出口贸易口岸,辐射整个鄱阳湖流域。通过内河航运和南浔铁路等水陆交通,将修水、信江、饶河、抚河、赣江、鄱阳湖地区融入其腹地。“这个省的所有出口产品都被视为转运中心”。江西的瓷器、大米、靛蓝、苎麻、茶叶、纸张、夏布、竹子、油料等农副产品,都是通过九江输出的;鸦片、棉布、煤油、糖、火柴、肥皂等商品都是从这里进口的。江西所有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工业、现代交通、现代邮电,都是从九江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江成为江西近代转型的中心。九江经济率先开埠,一度称霸江西龙头地位。据《申报》(1934年12月27日)“九江各大码头、仓库,已知堆积了货障、转运仓、报关行、抵押行,各种商人,比南昌还多。”于是,就有了“江西生意不如九江”的说法。

20世纪初的九江古塘海关

就全国而言,九江是全国第二批口岸之一,也是长江流域首批三个口岸之一,地位也极为重要。就其进出口贸易额而言,九江港在开埠后的几十年中,尽管受到战争破坏、政治动荡和经济变化的影响,直至抗战前,其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尤其是1929年,平凉进出口值达7014万,为九江开埠以来的最高峰,在长江各港口中排名第三。即使在1937年浙赣铁路建成,部分货物由浙赣铁路运输后,九江港的贸易总额仍达6000多万元,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胶州、广州、汕头、重庆、九龙,居全国第九位。在长江流域,九江一直占据比较重的份额,排在上海、汉口、重庆之后,位列第四。享有“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的美誉。

同时要看到,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九江在全国的地位明显下降,甚至在长江流域也毫无优势可言,呈边缘化趋势。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九江市的经济结构不完整。九江在长江流域城市体系中的作用是商品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枢纽,其路线是以商兴市,导致城市商业畸形发展,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导致九江工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地位是充当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而不是商品生产基地,这使得九江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过渡性的商业投机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从而严重削弱了九江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第二,缺乏对外发展的战备意识。在传统时期,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商品流通的重要征收机构,而不是长江流域的重要集散地。江西地方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地方行政中心来发挥作用。一方面,九江开埠通商,由于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西方冲击的应对,一些与现代化相关的新因素逐渐出现。当时江西统治者以九江开埠通商为契机,严厉剥抄仅李牌。“就江西而言,商货场所多达70处,每卡分扣,有借端抑乐之弊。但是,一场比赛就意味着多一笔买卖,多一个差价就意味着多一个人可以切。”苛捐杂税极大地影响了九江的商业,作为通商口岸的影响力逐渐缩小,从而失去了在长江经济链中扩张的机会。

第三,经济腹地受市场空制约。一个城市的凝聚力与其腹地的规模和财富成正比。九江因为开埠早,交通便利,一度占据了很大的腹地,城市经济辐射到江西省和安徽、湖北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九江的主导地位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东临上海,西被汉口挤压,南被南昌扼杀,腹地被芜湖、宜昌、沙市、长沙等港口分割。,随后开业,使得九江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此外,1930年,湖北、安徽、江西三省重新划界,九江以北部分领土划归湖北省黄梅县、安徽省宿松县管辖。从此,九江失去了渡江的机会,这不仅减少了九江本身的人口和面积,也大大削弱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发展空受到抑制,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张力明显受限,不利于九江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江西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以京九线为中心,以南昌为中心,以北九江为中心,以南赣州为中心,形成南北相连的轴线城市带。赣州是南方通往珠三角经济圈的窗口,九江是北方通往长江经济带的桥梁。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在其周边一定距离内开发建设若干城市,形成城市网络带,扩大和带动辐射范围,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从目前全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最有前景;就江西经济基础而言,赣中、赣北最强。江西要想在中部崛起,九江的地位不可忽视。

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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