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廖久明
《九个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刘知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472页,88.00元。
在阅读《九个人:罗曼·罗兰和中国留学生》(以下简称九个人,引文仅编号)的开头,序言的第一段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作者,我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后记,才发现自己先看序言和后记的阅读习惯已经被打破。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瑞士沃州维伦纽夫市罗曼·罗兰别墅区,瑞士沃州维勒洛夫市”,这是中国留学生给罗曼·罗兰写信时使用的地址。本书将打开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寄给莱蒙湖畔奥尔加别墅的信件,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找出相关记录,探究信件前后的来龙去脉,都只是为了唤醒一段因时代而被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因为时代而被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的阅读感受。
一、引人入胜的剧情和人物
著名美学家朱立元在《美学词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中对情节的定义是:“艺术创作中一系列有组织的事件的发展过程。它来源于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的复杂关系,再反过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社会关系和一定的意图。“由于《九个人》关注的是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盛诚、景、梁、(李)、颜、王德耀、傅暖(傅雷)、的关系,这部学术作品自然具有艺术作品的情节特征:主要以时间为线索,逐一还原罗曼·罗兰与九位中国留学生的交往过程。在还原交往过程时,作者除了与盛成交往过程的曲折之外,还注意运用叙事手法增加吸引力。比如,他在描述1931年9月18日与罗曼·罗兰的相遇时,先引用了梁在《回忆罗曼·罗兰》中的回忆,然后指出他与罗曼·罗兰相遇时的感觉是不准确的,然后描述了两人相遇的过程。最后,他告诉人们,梁看到罗曼·罗兰疲惫的样子,并不是因为他的“新病愈”,也不是因为他父亲去世的“大变故”,而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未来的妻子玛丽从一次旅行归来(。
与Roman Roman通信的9名国际学生(来自9人)
该书虽然按照第一封书信的顺序,在一章中处理了一个中国学生,但在写作上相互照顾,使各章不至于脱节。在一章中,作者预演了傅雷一章的相关内容:“此信用毛笔写在中国信封信笺上,寄自关。罗曼·罗兰第一次收到这封中国纸信,但不是最后一次。1936年,身在上海百里洋场的傅雷,用同样的中国信笺,接连寄了三封信。”(第244页)在《王德耀》一章中,作者总结了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的资助:“罗曼·罗兰热爱帮助年轻人,把钱给有需要的人。至少荆、盛诚、李三人都接受过中国留学生的经济资助,现在又提供给王德耀。”(第291页)全书除“章昊”一章外,其他各章均与尊隐钓鱼有关,客观上产生了将全书与尊隐钓鱼联系起来的效果。
书中在讨论罗曼·罗兰和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关系时,也涉及到了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傅暖》一章中,其实只有1934年的《托尔斯泰传》序言和1936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描述了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前四节分别是《从普阿提到1928年巴黎青年之家》、《1929年比利时和瑞士之行》、《1930年法国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和前四节。这样,极大地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事实上,高长虹不是国际学生。他在欧洲六年多的经历只能算是游学。不过,我认为真的有必要在这本书里写一下高长虹,因为这样一来,所有与罗曼·罗兰有过通信的人都会被写进这本书里。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九位中国留学生的性格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罗曼·罗兰被称为“同志”,“纨绔子弟”盛诚;每次写信,他都要钱;荆(169页);梁,受到罗曼·罗兰、瓦莱丽等不同阵营代表的赞赏;和李佳琪,“最忠实的信徒”(256页),谁是简单和认真的。单纯、活跃、直爽、善良的王德耀(301页),孤僻、傲慢、急躁的傅雷(332页),孤傲的高长虹(422页),在音乐学校待了十年的章昊(436页)。
笔者赞同“言之无物,行之不远”的观点,认为纪实作品与虚构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内容而非表达方式。所以即使是纪录片作品也要在剧情和人物上下功夫,《九个男人》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
第二,大量的外文资料被翻译和介绍。
2011年,作者后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长虹年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编年史出版后,作者仍第一时间请人查阅高长虹1932年至1938年在欧洲游学的资料,只有刘知侠找到了。在《高长虹》一章中,作者介绍了高长虹在欧洲游学期间发表的六篇文章:《中国矿工》(部分),《巴黎世界周刊》第294、295期(1934年2月17、24日)法文版发表的小说,日内瓦《东西方文化》第1、2、3卷第9期(1935年4月)。诗《为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分别以法文、英文、德文出版(回国后政治新生合集,甚至以中国为题),论文《行动与诗歌》、《中国画与行动》分别发表在巴黎《欧洲月刊》第183期(1938年3月)和第194期(1939年2月)。第二遍读的时候,我注意到书的每一章都包含了以前国内没有翻译介绍过的作品和新闻报道。值得特别介绍的是上面提到的傅雷在法国留学生活的新披露。虽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留法学生中,傅雷的“欧洲经验是最丰富最熟悉的”(326页),但刘知侠仍然通过悼词《达尼埃卢神父谈傅雷》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傅雷在法国生活四年的未知世界的大门,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文件的价值。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的支持下,他邀请刘知侠和卢兰作为策展人,于2020年11月底在北京举办了“弗莱的年轻岁月在法国”展览。
《九人组》第二章题为《尊重隐钓》,令人想起张英伦花了五年多时间完成的隐钓传说。他查阅了9个外国图书馆和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昂图书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巴黎亚洲之家图书馆、巴黎外交使团档案馆、巴黎外交使团亚洲图书馆、法国外交档案馆、法国邮政公司历史档案馆、瑞士巴塞尔的高校图书馆。张英伦的努力硕果累累。201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尊隐渔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修订出版,书名为《尊隐渔传》);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尊重潜渔集》;2019年,他和胡亮出版了《尊重潜渔研究文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这三本书里,引用或收录了在这些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到的大量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者能做什么?特别是刘知侠在“后记”中说,张英伦曾经慷慨地把来之不易的里昂和瑞士的资料送给他。
作者做了一个奇怪的比较。在《余》一章中,还发现了一些《静音余传》未收录的资料:《罗曼·罗兰专刊》,罗曼·罗兰私人收藏的《莽原》第7-8期,扉页左侧有余用绿墨水书写的礼物,右侧有罗曼·罗兰书写的备忘录(129-130页)。1926年9月4日,罗曼·罗兰的日记记录了静音钓鱼的第二次访问(133页),罗曼·罗兰1929年10月中旬反思法国静音钓鱼经历的日记(169-170页),列宾1929年12月30日给罗曼·罗兰的信(184-186页)。张英伦的《静音钓鱼传》只翻译了一部分。
笔者还发现,刘知侠根据自己对张英伦详细分析过的一些材料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张英伦在《尊隐钓传》中,引用了《小说月报》第17卷第1期(1926年1月10日)发表的《约翰·克里斯托弗对中国兄弟的宣言》,然后写道,“这短短的几个字,浓缩了罗曼·罗兰世界观的精髓。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种族划分,没有国界,只有文明与野蛮,黑暗与光明的对立。他希望用人类的良知和反抗黑暗的英雄气概赶走邪恶,迎接光明。战火不断的欧洲让他失望了。现在,通过崇拜隐藏的鱼,他的克利斯朵夫可以来到中国兄弟中间,这使他兴奋不已。这种充满激情的宣言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第134页)刘知侠的解释切入点不同:“因为外文译本太多,罗曼·罗兰基本上不为译本写序言。译者以书信的形式写序言,只是一个偶然。这封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名义写给中国青年的信,是一篇真正的序言,在内容、结构和用词上都很讲究。四年后,他以同样的形式写了另一首《向约翰·克利斯朵夫致敬》。他的小说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就开始被一卷接一卷地翻译成俄文,过了十几年他才主动写序言,因为他表达了对苏联的友好,并为当时还在苏联的未来妻子玛丽争取到了签证。出版社支付的稿酬全部捐给了苏联的慈善组织。”(101-102页)根据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罗曼·罗兰答应为一个名叫京·余音的23岁年轻人写序言是多么不同寻常!
前言称,《九个人》包含“中国留学生给罗曼·罗兰的书信共一百二十六封,电报两份,罗曼·罗兰的回信十一封,日记二十七篇”。其中,有关尊隐钓鱼的书信和日记大部分已被张英伦翻译成中文,收录在《尊隐钓鱼文集》和《研究隐钓鱼文集》中。刘知侠在创作《九个人》的时候,把他们都重译了一次。这种做法并非多余。当然,保持整本书写作风格的和谐统一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在李佳琪一章中,作者解释了李佳琪给罗曼·罗兰的第二封信中一个词的翻译:“受[罗曼·罗兰]这本日记的影响,作者在信的最初翻译中使用了相对平和的同义词来平衡‘夸张’,如第一句中的‘极其苦恼’而不是‘极其不幸’。但看了他的家书,我才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任何夸张。”(第230页)可见,同一部作品不同人翻译的不同版本各有千秋。
笔者完全赞同刘知侠在《过河看隐钓》(书城2015年第10期)中的评论:“隐钓值得人们研究。文学虽然短暂,但它的创作却相当丰富和独特。过去,我饱受信息匮乏之苦。现在这本书提供了全面而详细的信息,这是所有研究者都得不到的珍贵资料来源。”他也是抱着“提供全面详细信息”的态度写的《九个男人》。于是,“尊隐渔”这一章和《尊隐渔传》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提供了同一个尊隐渔的形象,一个出现在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中,一个横跨整个传奇人生,两者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第三,用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对待数据。
九人严格挑选引用材料,本章所用材料的主要来源在每章开头都有介绍。除了梁这一章,原因是作者与夫人陆兰女士于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青年梁》,材料早已经过严格的挑选。在《颜》一章中,作者在介绍资料来源时是这样写的:“原来有第四种《罗曼·罗兰教授的一个中国学生——记我父亲1929年至1937年在伏立浦天主教大学的学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9月号)。作者是严的女儿严守和,她在1971年回忆起30年前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情景。可惜关键内容与颜的信相悖,不能用。”(第258页)在序言(第6页)和李佳琪(第227页)中,作者提到了1921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的许仲年。由此可以断定,他并没有引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发表的许仲年《追忆似水年华》等。
其次,仔细鉴别引用材料的真伪,甚至是当时的日记、书信。作者在引用罗曼·罗兰1929年10月17日的日记最后一段的后记后写道:“至于罗曼·罗兰关于梁最近才见到雨果的记载,这是谈话中的误解。陈占元写于1985年的回忆录《梁与雨果》提供了梁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许多细节,使我们可以知道,早在1927年,他就已经熟悉了雨果的作品。然而,由于师从瓦莱丽,爱上了象征性的作品,在《保罗·范·莱赫先生》中曾说,在文坛上视自己为拿破仑的雨果,就像威武的拿破仑,却无法复合。事实上,在他的心目中,雨果和歌德一样伟大,而这正是罗曼·罗兰所钦佩的。”(第208页)在引用傅雷1934年3月3日给罗曼·罗兰信后,他写道:“这封信写得非常仔细。但是,就那个事实而言,比利时的短暂停留与青少年抑郁症有关,他1929年夏天的瑞士之行基本上是为了消暑。这是为了前言而写的,与意大利元帅谈话的漫长回忆只是为罗曼·罗兰提供一个话题的引子。他的想法很有效。”(第378页)作者对日记和书信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鉴定,可信度很高,可见其严谨的态度。
第三,面对无法判断真假的说法,作者采取的是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再产生怀疑的方法。王德耀在接受许小羽采访时说,他曾经去瑞士“两次拜访罗曼·罗兰”:“此行的第一个目的是进一步说明那次会议的事件;第一,我得知印度的圣雄甘地也在访问,他想同时访问这位伟人。”对于这一说法,作者写道:“甘地对罗曼·罗兰的访问在当时是一件国际大事。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当局处于戒备状态。奥尔加别墅成了一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地方。两人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会议的重视程度超乎外人想象。在玛德琳和玛丽的帮助下,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不平凡的六天,后来汇编成《Inde,Journal 1913-1943》一书,成为历史文献。这期间师傅身体不好。在六天的接待中,他一直呆在室内,直到告别,第一次离开家,到车站为他送行。王德耀没有提供与他会面的任何细节,拜访甘地的漫长回忆也不符合罗曼·罗兰日记中记录的庄严气氛。这段经历需要历史学家去研究。”(第325页)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真假难辨的材料。有的学者只引用对自己论点有利的材料,结果可能从一个故事流传到另一个故事;有些学者完全回避,使得读者无法从这样的研究中了解世界上的相关信息。在作者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九个人一样。
罗曼·罗兰
四。罗曼·罗兰,“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
读《九个人》时,作者最感动的是罗曼·罗兰“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在这本书涉及的9名中国留学生中,除了无法确定外,其余的罗曼·罗兰都回复了信,并在奥尔加别墅见到了景、梁、颜和王德耀。从刘知侠翻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如果罗曼·罗兰没有给高长虹回信,那真的是因为他的信“真的很特别”(第422页)。romain rolland的中国留学生的来信几乎对他们的要求有求必应:见面、写序言、赠书、资助、回答问题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虽然对成成印象不好,但一旦得知成成缺钱,还是要求姐姐玛德琳资助他的旅费。见他不肯收,叫人递过来(73、75页)。对隐钓的尊重,罗曼罗兰达到了“宠溺”的程度:“原谅他所有的错误,努力拯救他到最后,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放弃的迹象。”(第180页)当严和曾勉问及他们回国后的主要使命和人生的主要任务时,罗曼·罗兰强调:“第一,我们应该勇敢和真诚(对自己),第二,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民进行道德和政治教育:我们应该传授良知和自由批评。”(第269页)面对大量不争的事实,应该承认罗曼·罗兰确实“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第301页)。
要知道,romain rolland和中国学生的接触并不都是愉快的。在燕和曾冕拜访奥尔加别墅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后,在括号中写道:“我在所有的人中遇到了同样鄙视盛成的观点。他显然是个骗子。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是由西方这个轻浮的年轻人代表的。”(第91页)在荆不听劝告,深陷巴黎泥潭,只写信求助的期间,他还是给予了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在李佳琪看来,荆余音“给罗曼·罗兰造成了很多麻烦”(第227页)。在与王德耀交往期间,他认为自己在“扮演萨宾女人的角色”:左派分子“与和平主义者疯狂地争夺我的身体,互相夸大和辱骂”(第321页)。他在信中告诉傅雷,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前,他或中国出版商应先获得其法国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的授权,但傅雷写了一封“措辞强硬”(387页)的回信。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在罗曼·罗兰身上,并没有中国人所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概念。
罗曼·罗兰“与中国学生的特殊友谊”的原因可以从《敬隐渔》、《梁·》、《颜·》和《王德耀》等章节的相关文本中看出。为节省篇幅,作者仅引用罗曼·罗兰1924年7月17日信中的一段话,信中他对隐钓表示敬意:“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多年来,我与日本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国家有过友好的交流,并观察到了我们思想的契合。但到目前为止,我和中国人的关系只是表面的。我记得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也表达了这种遗憾——但中国精神常常引起我的注意;我佩服它过去的独立和深刻的哲理;我坚信它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影响——我相信在过去的30年里,政治和现实问题消耗了它最好的精力;因此,欧洲思想家在你们中间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亚洲民族。你们优秀的知识界在商业科学、社会学、工业或政治社会方面的设施,远不止艺术或纯思想。——这是你永远改变的时候,这时候就结束了;你会回到你曾经繁荣的思想中,我相信将来也会繁荣。中国的大脑是一座建造良好的建筑。或早或晚,总会有它睿智明亮的客人。这样的人是世界所必需的。”(96页)
从上面可以看出,罗曼·罗兰“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渴望了解中国,渴望被中国人了解;第二,我认为中国虽然处于“永恒变化的时代”,但我坚信中国可以“回到你以前的繁荣”,而且“这样的人是世界所必需的”。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的认可,也是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5.“不要让美丽的东西死去”
在《梁篇》中,作者写道:“梁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的书信,可惜他没能躲过这场历史灾难。原文[罗曼·罗兰对《陶谦诗选》法文译本的答复]在1966年秋天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但是,影子里有一种力量,不会让世间美好的事物消失。半个世纪后,2017年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梁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影印件,质量很差。除了折痕之外,还有几处黑色污渍。灰度细节模糊不清,字迹浅淡,笔画断断续续,但罗曼·罗兰的签名还能看得很清楚。经过仔细辨认,发现是上述信件的残迹,包括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根据梁当年的翻译,可以还原第一页的法文原文,包括第一段的整段和第二段的前半句。纸看起来好像吃了很多苦,好像被踩在地上,皱成一团。不知道里面包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经历。虽然残缺不全,被影印,但这是唯一保存在中国的罗曼·罗兰给中国学生的亲笔信页。”(第211页)
在“傅雷”一章中,作者写道:“不仅如此,傅雷当时才二十岁,一个无名的外国青年,但达尼埃尔鲁却一直保存着他此后的所有信件,仿佛预感到了这个青年不平凡的未来。在他的通信档案中,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也找不到类似的第二个人。这是常识无法解释的。只有命运,正如中国人常说的,才能是答案。作者相信另一个原因。黑暗中有一种力量,阻止美好的事物湮灭。”(第333页)
读完《九个人》,笔者认为,作者写罗曼·罗兰与九个中国留学生交往的目的是“不让美好的东西消失”。这么“美好”的东西,真不应该“湮灭”。《九个人》,作者带着这个目的写的,也是让作者感动和敬佩的“美好的东西”,应该被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欣赏。
编辑:郑世良
校对: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