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的校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源于他1964年3月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峰的回信。那是山大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了120周年校庆。山东大学,创建于清末,崛起于民国。战争时期风雨飘摇,1949年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击下,山大几经动摇,几经分裂,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以“文史专长”著称,底蕴深厚。一所大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或许可以从山大120年的历史中得到答案。
20世纪40年代齐鲁大学校园全景。
“作家校长”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和杨振声。蔡元培当时是主持全国高等教育事务的一个学院(后改为教育部)的院长,他坚持要把山东大学建在青岛。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玉山路5号正式成立。当时还叫国立青岛大学(后统称山大)。蔡元培亲笔题写校名,推荐杨振声为校长。
首任校长杨振声。这成为山大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山东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这是继首都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办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14年,全国各地进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分为法政、工、农、商、矿、医六个专业学院。后来六校短暂合并两年,更名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占领了济南。省立大学被迫关闭,师生分离。蔡元培选择杨振声为首任校长是有考虑的。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杨振声是“五四新文学”干部。他的中篇小说《于君》于1925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鲁迅评价他是想描写人民疾苦的作家。林大文学院副教授刘香在其专著《边缘的自由》中分析,杨振声是一位“作家的校长”,他本人的人文追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山大自由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去山东大学之前,杨振声曾任清华大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他提出了“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的目标,这一目标在山东大学得到了全面贯彻。刘香指出,作为直接结果,小说家管理学校,决定学校制度和规范,山大更重视文科的教育和发展。虽然他们也聘请了一大批科学方面的一流学者,但仍然比不上他们对新文学教育发展的重视。
定量实验室。至于延揽人才,蔡元培曾说,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不论政见或学术派别,都可以录用,要看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懂得教学方法。杨振声继承了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在延揽人才方面有自己的标准。1930年夏,他亲自到上海寻找老师。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杨振声的老朋友,当时正好在上海。杨振声劝他们说:“上海不是住的地方,青岛的风景环境全国第一。”不如“先尝后买”。在杨的劝说下,夫妇来到青岛,发现“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很符合标准,于是决定在这里教书”。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山大中文系系主任,梁实秋为外语系主任,是因为闻一多和梁实秋在思想和实践上都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两人都有中西合璧的本事。杨振声认为,“要注意新旧文学的融合,中外文学的结合”。他还要求山大中文系学生选修外语系两门课,外语系学生必须选修中文系两门课,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除了公共英语作为必修课,德语、法语和日语也作为第二外语。闻一多在山大讲唐诗、英诗、诗经。他在阅读西方莎士比亚研究时,发现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落后,强调考证,于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打通了中西学术的不同脉络。“把古籍放在古人的生活中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这时,梁实秋在青岛市玉山路33号的公寓里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当时山大图书馆的莎士比亚作品在全国“有些名气”。
1936年,山大足球队队员在校运会上合影。1931年,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加入山大。梁实秋说:沈从文中学才毕业,提拔他的有三个人:胡适、徐志摩、杨振声。杨聘请他做散文写作讲座,把新文学带到讲堂,这在3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这是他教学理念的体现——“让大部分学生能够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在未来激发他们作为作家的才华”。杨振声亲自讲授小说实践,将新文学提升到与楚辞、诗经、莎士比亚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所有语文课程的中心和先导。沈从文在《回忆青岛》一文中写道:“在青岛的那两年,是我工作能力最强、写作技巧相对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不仅创作了《八马》、《三散》、《泥涂》、《三个女人》等优秀小说,还撰写了《胡也频》、《从文自传》等著名散文。《边城》也是在青岛酝酿的,只是到了北京他才落笔。“小说中的人物也受到了崂山北九水姑娘的影响”。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这一年,杨振声因学生闹事等原因多次辞职,原教务长赵太谋接任校长。赵泰谋曾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倡导“国剧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一位追随五四新文学脚步的“作家校长”。梁实秋形容他“沉默而微笑”。“他(赵太谋)有一次去上海看我,进门一句话都没说。他只是低头抽烟,我很耐心,一句话也没说。他几乎是两个人抽了一根烟就起身走了,充满了六朝的风范。”赵太谋和杨振声走后,小草亦步亦趋,继续招募一批新的文学人才。到30年代中期,山大的文科队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和作家,包括闻一多、游国恩、老舍、沈从文、洪深、吴伯箫、方令儒、丁山、黄晓舒等,从而形成了一个鼎盛时期。在此期间,盛大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文学主流是“革命文学”,认为文学是为了救亡图存,另一派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社”为立场,认为文学没有阶级性。盛大起步的时候,“新月派”文人的空正在被挤压,于是这些自由派作家就来了绿”。刘香指出,除了北大的新青年派、清华的清华派、东南大学的薛恒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之外,山大在1930-1937年间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存在现象,即新月派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他们纷纷来到国立青岛大学,原因有二:一是青岛地理位置边缘,不是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相对自由独立的文化精神和氛围;第二,山大的办学理念也强调学术独立、自由、理性,为“新月派”自由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两位‘作家和校长’的努力和追求,最终成就了山大校园文学的自由状态和精神气质”。30年代中后期,民族危机加深。抗战爆发后,盛大转战安徽安庆和四川万县。1938年2月,国民政府关闭山大,大部分学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1949年6月,青岛解放,山东大学正式由“老大学”改为新大学。
从青岛到济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政府决定将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华东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948年的革命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但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无法靠自身力量顺利过渡到正规大学。为了集中力量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要求并入山东大学。实际上,这所联合学校是1952年国家部门正式调整的预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大洗牌”的开始。1952年夏,为了继续学习苏联科学院的经验,全国各地的学院和院系进行了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山大是“散”的,“出多进少”。除了保留的几个系,工、农、医三个学院全部外迁,原来由华大合并而来的政治、艺术两个系也一并外迁。1951年3月15日,党内著名理论家华钢正式就任山大校长。华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深的造诣。1949年前,他在四川、康州、云南等地任大学教授,也善于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1951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和成功庆祝会。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有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水产九个系。在此基础上,华钢提出要把山大建设成一所各有侧重、各具个性的学校,即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师资力量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很有成就,可以算是学校的重点学科。此外,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很强,青岛有着研究和发展海洋生物的有利地理位置。海洋系是当时中国高校中唯一的新系。虽然它是新成立的,但教师和设备需要充实。然而,有了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系的人力支持,以及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合作,它有了光明的前景。经过与卢侃如、童第周两位副校长的反复讨论,华钢最终确定了院系调整后山大的学科发展思路:文史、生物发展、海洋探索。这是盛大第一次明确“擅长文史”的优势。随后几年,在华刚的带领下,盛大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山东大学档案馆原馆长刘培平在《华钢与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一文中指出,在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初期,历史提供的震荡和颠簸的概率和能量比普通大学大很多倍。合并后的新山大校长不仅要有革命地位,还要是有知识、有能力、有办学能力的专家学者。也就是说,融合革命者和学者,才是山东大学需要的最好的校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华钢既有优势,又是最佳人选。
20世纪50年代初的华钢总统。华钢延续了杨振声和赵太谋的办学精神,非常重视“兼容并包”的人才招聘。历史教授郑在国民政府和国史馆工作,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在他的记忆中,华刚“从未对他另眼相待”。郑藏书量很大,藏书数万册,其中大部分是平装本。1951年从南京调到山大。由于他走得匆忙,大多数书都没带来。华岗知道后马上帮他解决了问题,把书运到了青岛。青岛玉山路26号是山大当时最好的宿舍。它原是日据时期日本人为其老师修建的别墅。华岗一上任就规定只有一流的教授才能住在这里,而不是高层的行政领导。陆侃如、冯、童第周、吴福恒、等人都住在这里。到1953年,山大历史系60%的教授、副教授是新引进的,中文系新教师占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45%。华岗管理学校时,一方面强调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1951年3月18日,华大和山大合并后的第一次校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几个“未来学校管理的关键”。一是在校庆的时候设置了一个科研研讨会,每个系都要制定一个科研计划,包括选题、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等。,迎接校庆一年一度的科学研讨会。二是重新组建学术委员会,负责规划全校科研工作,编写出版文、理、工、农、医综合性学术期刊。1960年,毛泽东参观山东省高等学校教育革命展览时,听山东大学的讲师讲解运筹学。据赵宏泰回忆,学校鼓励老师多写文章,在会上讨论,其他学校的师生也可以参加。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研讨会的很多论文会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等期刊上发表,有时还会出校庆论文专集。华钢鼓励学术争论。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想法,可以开个人报告会,学生可以自由聆听。邹一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1952年考入山大历史系。据他回忆,当时系里充满了学术空精神,思想也很活跃。教授们经常发表具有文学、历史和哲学新观点的论文,几乎每一期都是如此。“这对我们的学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虽然当时大家水平都极低,历史入门也谈不上,但已经有了将来搞学术、写论文的愿望。”邹一琳写道。这些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山西大学浓厚的学术空氛围。然而,1955年,华岗被捕入狱17年,直至1972年冤死。1980年,华钢被平反。华刚被抓后,山大搬迁上学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当时山东大学很多教职工对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到济南有意见。据该校历史系教授童书业之女童娇英介绍,1956年,山东大学教职工提出了几个不迁校的理由:一是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天时地利人和,占地少,是理想的办学和科研环境;第二,历史上山东大学因为地处青岛,创造了它的黄金时代,很多专家学者都愿意应聘。搬到济南会失去这种地理优势;第三,应该在济南再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山东省人口比英法多,国土面积接近日本。建几所综合性大学都不为过,为什么还要这一所搬来搬去?事实上,国立山大创办时,正是蔡元培建议将校址从济南改为青岛。最后,出于国防和扩大建设的考虑,山大于1958年10月在20天内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搬迁。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原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9年夏天,他从上海考入山东大学。他填志愿的时候,学校还在青岛。结果那年他很晚才收到录取通知书。拿到手的时候,他傻眼了。注册地址写着:济南。
1960年,山东大学师生下乡学习工作。photo/fotoe 1959年8月,曾繁仁第一次到洪家楼校区报到,但11月,文科师生开始向李农场新校区转移。这里以前是玉米地,铺着碎石,甚至还有狼出没。它仍在建设中。“整个新学校都是学生建的,冬天在食堂上课。天气很冷,滴水成冰。有的老师讲话全用卷烟纸代替,很辛苦。”曾繁仁说道。学校搬迁后,山大只剩下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六个系。此时,程新任校长,刚刚上任两个月。程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革命文学”的重要人物,“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1958年,中国正在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体制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在校园里从事生产劳动。”流汗”成为了教育方针。但是,程指出,高校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教学和科研这两个根本,否则将来也会离开。1959年2月,他在书记、校长会议上确定了“教学优先,合理安排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的办学方针,并于当年恢复了四年一度的周年科学研讨会。曾繁仁指出,1958年“钢铁冶炼”后,程提出要“整顿教育秩序”,他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如“课纲是准法律”。上课的名称、地点、时间不能随意更改,教师不能随意调课或请假。”后来我当了教务长,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也执行他的规定。”他说。由于成上任后立即着手稳定教学,盛大得以在“乱”中迅速稳定下来。
“一代有一代的学问”。山东大学文科延续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振声和赵太谋的辉煌。中文系保持了原有的影响力。除了著名的“冯()、陆()、高()、萧(萧涤非),还有语言学上的“二音”(尹梦伦、尹焕先)、黄小舒、高澜等人。山大新成立的历史系,广纳全国人才。到1952年,已形成著名的“同槽八马”,即杨湘魁、、黄、郑、、陈同燮、和王。其他名师如吴大坤、丁山、孙思白也各有所长。
阮军教授、卢侃如教授和高峰教授与青年学生一起研究学术问题。“八马”之一的赵丽生应华钢的邀请于1950年来到盛大。他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先驱,在中国第一次开启了农民战争史的进程。1954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与夫人高合著)。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赵先生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范式是的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历代农民起义,打破朝代更替的传统线索,代之以农民地位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出发,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研究线索。他还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概念,把封建国家机器、民族关系和宗教思想纳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领域。赵丽生因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赵丽生的讲座很有感染力。当他在黑板上写字时,他变得兴奋,经常折断粉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调到兰大的赵丽生经常回山大讲学。77岁的山大历史系学生、山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新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赵老师是外语系出身,讲土地制度史的时候,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首先他说这是他翻译的某部作品。当年他是怎么翻译这段话的?他读恩格斯,必读程恩和格鲁斯,他有自己的口音。”在胡新生眼里,赵丽生是一个雄辩家。黄,“另一匹老马”,自学成材,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精通明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博古通史,善考证,作风实干。1954年应文史哲邀请,撰写出版《柳宗元文学评价》,后又出版《韩愈文学评价》。这两篇论文于1957年汇编出版。在引言中,黄指出了柳宗元“翻案”的原因: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代散文和骈文斗争的领袖,但他们的政治表现却恰恰相反。韩愈仍然站在旧的落后势力一边,柳宗元站在新的进步势力一边。这是典型的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和阶级史观解释历史。他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求实精神的古典文学家。”今天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的要求,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的通俗性和现实意义”。
童第周和叶夫妇做实验。图片/山东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氛围下,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史学界贯彻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谁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谁就走在了国家学术时代的前列。盛大无疑是当年的潮流引领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分析。中文系也是如此。1954年7月以来,《文史哲》先后连载了18期鲁堪如、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变迁研究的著作。陆侃如和冯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双子星座”,也是20世纪50年代山大中文系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在北京大学相遇,一起在法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卢侃如早年师从胡适、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大一写《屈原》,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冯尤兰的妹妹,五四运动后很早就成名的女作家。后来她研究古代戏曲,尤其是元杂剧,以考证著称。在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赵宏泰看来,这部文学史的诞生是“有意识”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敢写文学史,因为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太激烈,搞不好就会被扣帽子。那时候有很多禁忌,比如不提党性,不提人性。《文史哲》主编杨向奎在几次编委会上要求鲁堪如、冯尽快写一部有新理论的文学史。”国内顶尖密码学专家、中科院院士王小云担任盛大网络空安全学院院长。图/中新网关于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山大中文系教授肖涤非1955年出版的《杜甫研究》,是一部绕不过去的杰作。是萧涤非给了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的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中指出,20世纪杜甫研究的百年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上半叶,以王国维、陈、闻一多、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熟练运用现代学术理念和方法,展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文学进行社会学阐释...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是当时在观念影响下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其影响是接下来的40年,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第三个时期是文革后。”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代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当代学术产生影响。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学问’的另一个必然。”刘明华这样总结道。王学典还指出,山东大学文科在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特定的时代和政治形势。
第三次辉煌王学典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分析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有过两次大洗牌。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所有的高校都脱胎换骨。在这一轮调整中,盛大是受益者。第二次是“文革”之后。十年停滞,团队被打散后所有大学都要重新组合,学科也要重建。“这次盛大没摸到好牌,也没打出好牌”。他指出,在第二次洗牌中,盛大错过了历史机遇。一是未能及时大规模从全国招募人才;第二,80年代有一个重大的学科变革,就是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山大只是一个跟随者。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是山东大学的校友。图/中新但在77岁的学生胡新生心中,80年代的山大依然是“最好的时代”。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在身边,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还是带研究生,言传身教。同时,“文革”前他们培养的学生大多四五十岁,正是学术壮年,构成了山大历史系的骨干队伍。“在80年代,山大还有一个传统,我和八位教授中至少一半的人有过接触。”胡新生深有感触。中文系也是由“大师的弟子”组成。1981年考入山大中文系的杜泽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老一辈的肖涤非还在招生,语言学“二才”都在。老先生的直系弟子董、牟、龚、袁等是讲学的主力军。课堂上经常说的是“当年冯先生讲了什么,讲了什么……”在他看来,当时的山大中文系学科整齐,各个专业都有名师,其中古代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走在全国前列,而其他大学老师很少,很多专业全军覆没。杜泽逊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教学,但人们并没有停止。所以在80年代,山大在和其他大学交流的时候还是很骄傲很自信的。晚饭后,学生们经常聊天跳舞。到80年代末,许多老先生相继去世,导致山大文学史一定程度的断代。孔金范自1987年以来一直担任山大中文系系主任。他回忆说,当时有才华的中青年教授开始流失,中文系缺人缺钱。他被迫想方设法创收,并试图从外部引进人才。”此时的山大中文系正处于低谷。”他说。曾繁仁指出,新时期以来,山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的聚集和引进。由于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济南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毫无吸引力。山大搬到济南后,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山东本地的学生和老师,也失去了人才互补的优势。多位山大老师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时由于观念、机制、历史遗留问题等各种原因,山大在学科建设的关键点,如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评定、博士点的申报等,未能及时抓住机遇。这些也阻碍了年轻教师的及时补充,使得山大在90年代很弱。
山东大学的闻一多和臧克家雕像。摄影/冯嘉祥当时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困境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文革”后,社会科学兴起,人文学科开始被边缘化。国家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急需政法人才。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立,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是文革后第一个系统的高校文科科研规划,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学科设置上注重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比例来说,应该优先考虑计划。80年代,文革时期并入哲学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迅速成为一级学科。90年代的“退潮”对其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山大历史系一度更名为旅游文化学院。后来的一段时间,全国高校依然有创收的氛围,盛大也不能幸免。“有些学校的人文学科有一定实力,并没有随着时代而动,比如北大、复旦、南大等高校。他们的历史系并没有改名,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王学典说道。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也指出,当时历史系很多老师辞职“下海”,“我们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2015年,由中国历史学会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第22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山东大学提供。)曾繁仁指出,山东大学要想重现往日辉煌,最需要的是团队建设。近年来,山东大学实施了人才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已初见成效。杜泽逊于2018年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上任后,他“数”了一下之前的团队,发现在职教师有65人。横向比较,北大、北师大教师近百人,复旦、南大八十多人,浙大六十多人。在全国八大高校中,山大的师资力量是最后一名。而一些传统优势专业,如语言学主干课程,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只能开设一个学期。“清查”结束后的第一件事,杜泽逊召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人才招聘”条例。过去引进人才,都是先经过教研室讨论决定的。现在所有招人的权力都归学院,联席会议进行公开选拔和外部考试。而且《新法》规定人才选拔没有限制,只要应聘者有潜力,不要错过制度化的选拔程序。”这样可以最大化进入的机会。”杜泽逊说道。短短两年,山东大学文学院引进了20多位新老师。2015年8月,时任山大校长的张荣宣布启动“文史复兴”计划。在随后的采访中,王学典指出,“文史复兴”不仅仅是指文史两个系,而是指山大的整个人文学科。山大一直在消耗自己原有的威望,却缺乏产生新的威望和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能力,而这个未来的突破口就是国学领域。王学典解释说,目前主流学科的学术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被结构化,比如语文、历史、哲学。顶尖专业很明确,想提升一个排名很难。而国学领域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格局,盛大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可能创造声望的领域”。2014年5月20日,以“不同信仰下人类的共同伦理”为主题的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大学圣昆仑音乐厅开幕。图/中新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在发展儒家思想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2012年1月,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为“中国最大的国立研究院”,即现在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简称儒学研究院),训诂大师许嘉璐任院长,王学典任执行院长。在学院改组之际,王学典发表讲话说,儒家学派所做的不是小儒学,而是大儒学。2012年,依托儒学,山大成立“尼山学派”,旨在培养国学高端人才,而非国学大众化人才。同时,杜泽逊还是山大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和尼山学派的负责人。他说,尼山学校每年从全校各专业选拔不超过30名新生。笔试是抄二十四史标点、翻译、解释关键词。课程内容主要是读原著,不谈引论,文字、音韵、训诂都是分开教的。而且课程打破现有的文史哲划分,回归国学的框架体系。尼山学校目前已经招收了10名学生。在山大110周年校庆上,时任校长徐显明对儒学研究所有三个定位:世界儒学研究中心、东方古典学术复兴中心和辐射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10年后,在山东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山东大学校长范黎明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山东大学正在努力重塑人文学科的辉煌,弘扬经学,复兴儒学,这是山东大学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做出的主动选择。一所大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时代脉络。”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大学正在努力创造第三次辉煌。”范立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