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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结构性陷阱

作者:芮明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中国实体经济出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认为中国要走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弯道超车”战略。笔者认为,传统产业在我国目前的产业体系中仍占主要比重,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高端农业,特别是一些高技术产业、零部件、技术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因此,中国产业必须瞄准国际领先方向,找到技术创新的突破路径,采取有效的资源投入,与创新组织合作形成突破,那么就可能后来居上,弯道超车。我们的产业要想走出结构性陷阱,构建我们的现代产业体系,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就是“弯道超车”策略,即如何进行高效的开放、合作、创新,优化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加快补齐现有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短板,形成有效的产业技术迭代,快速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国际领先,从而真正走出结构性陷阱。

早在2019年,中国人均GDP就突破1万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有争议的问题。随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无疑又增加了一个疑点。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芮明杰教授以其新书《突破结构性陷阱:产业转型发展新战略》(以下简称《突破结构性陷阱》)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是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突破结构性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

阅读周刊

今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第三年。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的经济形势。

瑞·明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主任,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产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因为中国的抗疫工作做得好,所以中国的确诊病例和重症病例都不多。但由于病毒传播性强,各省市管控力度依然很大,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活动。

可喜的是,在过去的一年(2021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表现是出口增长强劲,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48亿元,增长21.2%;进口173661亿元,增长21.5%。货物进出口顺差43687亿元,比上年增加7344亿元。2019年是中国经济正常的一年,2020年是疫情开始的一年。与2019年相比,2020年经济增速下行;与2020年相比,2021年GDP增长8.1%,但即使与正常年份相比,2021年的出口也毫不逊色。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很多国家因为疫情停工的时候,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活物资。

但由于运费高,出口的增加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与此同时,2020年以来,我们的总消费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例如,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高额支出。抑制了人们的其他消费。投资也在缩水,因为投资就是投资未来。如果人们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的投资意愿就会消退。

阅读周刊

在你的书中,你关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对于大多数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瑞·明杰

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研究,观察了二战后各国和经济体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发现二战后有几十个国家或经济体进入工业化阶段,但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难以继续发展。只有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或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社会。但这13个国家或经济体也表现出一个规律,即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里国际元是麦迪逊的数据)时,增速几乎无一例外地下降了40%-50%,有的甚至更高。而其他很多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和经济体,如墨西哥、阿根廷、泰国和东欧很多国家,这么多年基本都处于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没有疫情。近年来,中国GDP的增速也在下降,但疫情让它下降得更快。疫情会过去,但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阅读周刊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个规律的成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你的《突破结构性陷阱》一书的核心观点是,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工业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想?

瑞·明杰

当前的产业体系由两类产业组成: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但以低端技术为主的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另一类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航空航天、机器人、智能装备、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包括现代农业和高端服务业。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大多数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业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竞争力减弱,呈下降趋势。于是,这些产业开始全球转移,本土产业开始空下陷。

此外,新兴高科技产业虽然在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有市场需求,且需求增长迅速,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来说,发展此类产业有两大难点:一是技术和创新的缺乏,但RD需要资金、人才和时间,一时半会儿无法使这些产业快速发展;第二,高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他们自然要封锁技术,因为这些产业是他们的优势产业,他们要保持竞争优势。因此,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很难发展自己具有全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

可以发现,所有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是因为新兴产业的失败和传统产业的全面衰落,导致经济负增长或停滞,以及日益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这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陷阱。历史证明,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只有走出这个陷阱,才能进入高收入的境地,加入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行列。

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如何走出产业结构的陷阱,是这些国家或经济体未来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贡献了整个国家70%到80%的GDP。当这些行业衰退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衰退了;相反,在高收入国家,高科技产业占GDP的70%到80%。

开始是新一轮的竞争,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阅读周刊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4%。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有了这么出彩的成绩单,为什么还认为中国工业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

瑞·明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低廉的资源禀赋,加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许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和第二。总之,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稳步前进带来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

但也必须看到,过去中国工业发展实行的是全球化战略,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全球分工中,我们基本上处于全球工业价值链的低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土地等资源的盈利优势逐渐降低,使得这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盈利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下降。从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些数据可以发现,传统产业在明显衰退,而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快速发展,但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不足以支撑全国巨大的GDP增长。

总体来看,中国的新兴高技术产业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幼稚产业,产业链不完整,缺乏关键技术和全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美国“美国优先”战略的实施,封锁了中国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封锁了关键技术,使得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缺乏技术支撑。

阅读周刊

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我们过去的做法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瑞·明杰

如今,我们需要扩大的是对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关于新的基础设施,我有三个关键词:硬、软和关联。

“硬”是指通用的硬基础,如5G通信及其基站、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云计算等发展的硬件基础。,决定了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硬环境和硬基础。

“软”是指应用基础软件,不仅需要开发智能产品的应用软件,还需要大量的工业软件和操作系统。目前我们智能产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都是别人的。

“联”是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如新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智能物联网等。这些都是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础。

有条件优先发展新型基础设施的城市不多。我呼吁上海首先这样做。只有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上海的城市能级才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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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也面临着工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但我们今天的情况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过去所经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瑞·明杰

很不一样。随着新一轮科技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当前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产业都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挑战。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它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体系的核心生产方式,需要5G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智能设备等。可以说,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新一轮科技发展、产业创新应用和全球竞争的开始。

阅读周刊

听起来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突破结构性陷阱的难度更大吗?

瑞·明杰

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的。现在是新一轮的竞争,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中国现有的工业体系存在缺陷,这并不可怕。如果能充分认识不足,瞄准国际领先方向,找到技术创新的突破路径,采取有效的资源投入和创新组织,开展合作创新,形成突破,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实现“弯道超车”。走出结构性陷阱,构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就是通过创新实施“弯道超车”战略,即如何进行高效的开放、合作和创新,优化调整当前产业结构,加速补齐当前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短板,形成有效的产业技术迭代效应,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并成为领跑者,真正走出结构性陷阱。

市场的公平竞争自然会带来投资。

阅读周刊

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应该淘汰?

瑞·明杰

最好的办法是让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让消费者决定优劣。好的产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能,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识别。竞争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只要政府制定一些提高竞争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就可以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品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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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能是发展经济。

瑞·明杰

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考核GDP的方法,就是注重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地方政府应注重社会发展,满足民生和公共服务需求。如果非要考核经济,就要从投资环境来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做得好不好。如果当地政府能够保证公平的市场环境,人们自然会投资,经济也会发展。不然投资环境很差,谁敢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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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曾是mainland China经济界的热点事件。事件虽已过去,却无止境。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瑞·明杰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制定工业政策,而在于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工业政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有产业政策。而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很少直接干预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产业政策是反垄断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竞争力,政府出台政策保护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保护过度,不考虑市场,长期来看可能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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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产业政策的利弊?

瑞·明杰

有三个关键点。首先看设计方针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第二,看产业政策执行的作用在哪里,针对谁,机制是什么。第三,看其效果,是否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能否有效改变比较优势的基础,从而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

阅读周刊

是企业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包括产业发展在内的结构转型的主体。产业政策的作用应该落在企业身上吗?

瑞·明杰

当然,产业要作用于企业,但问题是,政策的执行如何作用于企业?有什么效果?

我们研究发现,如果一些企业原本是高新技术产业,因为产业政策,为了享受国家政策的支持,一般会加大投入,扩大规模。而原本不在这个产业政策范围内的企业,一听说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优惠政策和补贴,就会做出跨行业发展的承诺或者开始投资。这些公司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在新兴行业发展,而是想炒概念,想改变公司的市值,甚至想优惠地价。补贴等政策措施作用于企业,可能导致企业行为变异,产业政策失效,政策正面效应降低。

阅读周刊

如何实施补贴政策更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

瑞·明杰

我个人更倾向于对消费者采取补贴措施,因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容易观察,一旦购买就享受补贴。如果补贴消费者购买,市场规模就会扩大,生产企业可以在扩大市场的过程中增加其供应份额,从而产业就会发展。

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阅读周刊

您在书中提出,要创造制度环境,鼓励大企业带动全社会的创新。但人们的直观感受是,大企业往往会给创新带来垄断和伤害。你能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吗?

瑞·明杰

先说为什么是大生意。我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什么主体才能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呢?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的研究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最终的结论是,如果很多拥有产业链控制权的大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创新需求,比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对产业链进行重组,这种行为的宏观结果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为,在一个企业相互合作的产业价值网络中,由于企业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大企业的创新必然会刺激相关供应商和小企业的创新,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表面上看,这是大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它的目标是通过创新使自己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从而获取最大的利润。但客观上会促进这个行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宏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把创新的责任推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大企业资源丰富,人才多,有实力做创新和研发。

但是,我指的是大型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很多中国国企。这些企业规模较大,但实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仍然较弱。国有企业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制约了其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改革。

阅读周刊

但我们缺少华为这样的世界级民营企业。

瑞·明杰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受限于资本实力和原有行业的低回报率,短视行为较为普遍。创新一定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企业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和战略。

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几百家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中国的经济会很强大。

没有什么比投资教育更重要的了。

阅读周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有“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其中,日本非常典型。日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瑞·明杰

第一,日本大力投资教育和人才培养,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率高,而且教育水平也很高。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有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外,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执行力很强。只要他们确定,就会一直做下去。

第二,日本政府在产业发展和升级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决策,制定了一些产业政策,抓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

再次,必须指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首要功臣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三菱、东芝、索尼、丰田等大公司。作为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舵手企业,引领着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我以前专门研究日本汽车工业。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都没有汽车工业。为什么丰田等公司崛起这么快,他们的车比美国品牌的好,不比德国的差?这与丰田努力创新,积极参与竞争有关,当然也与日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有关。

阅读周刊

创新驱动发展,但教育无疑是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你的祖父瑞中路先生是江苏省关林中学和宜兴一中的创办人,当时他全家都在全力兴办学校。尤还于2013年5月在上海创办了瑞明杰教育基金,通过设立钟路教育奖在江苏省宜兴一中、官林中学开展教育公益活动。这些公益工作,都是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一些同学做的。为什么要在教育公益事业上投入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

瑞·明杰

瑞明杰教育基金后发展为宜兴市明园教育基金会,主要公益项目有中鲁教育奖、中鲁教育大讲堂、中鲁教育发展项目、明园书院等。我们奖学金的重点是老师,当然也奖励学生。我们不仅在财政上支持学校教育,还邀请国内中等教育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到宜兴讲学,并资助部分教师到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因为老师太重要了。虽然目前的教育体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试教育让孩子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我工作的复旦大学非常强调通识教育,但是我觉得现在进入大学再强调通识教育已经晚了,应该从小开始。

我爷爷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我父亲在复旦任教40年,我在复旦工作超过35年。对我来说,任何公益资助都不如资助和投资发展教育重要。教育改变生活和世界。

内容:解放日报记者:顾

资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编辑: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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