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要提高教育的内在质量。
还需要拓宽和修复一线工人的职业晋升渠道。
“黑社会”寝室检查背后的职业教育困境
“在看到我们六个人的脸之后，我们来这里，也就是来检查床铺的...这是张美玉，我们生活部的女工部长……”当一段黑龙江职业学院查床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时，与张美玉同属该校的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刘洋对此并不陌生。“这种严格的睡眠检查每年都有，我入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套路一模一样。”刘洋说:“我们学校还好。在一些专科学校里有一些恶霸和小混混。这是有原因的。”
黑龙江职业学院(简称“龙职院”)是全省最大的综合性职业院校，号称在全国1200多所职业院校中排名前50，被当地民间戏称为“东北小清华”。学校有两个校区，其中一个位于高校所在城市的中心。龙职院对面是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学院。四五公里外，就是黑龙江省排名最高的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视频截图)张美玉(右)和其他查床的人。
然而，我国高职院校与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距离远没有那么近。职业教育本身面临着高考分流后生源先天不足的问题。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职业教育具有重管理、轻技能的特点，并假设这样的管理模式符合在生产现场雇佣技能退化的人的需求。杜连森说，中国的职业教育更多承担的是生存教育的功能，本科以上的教育被视为阶级过渡可能性更大的身份教育。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既需要教育质量的提高，也需要中国产业的升级。
高中的半军事化管理:
查床，跑步锻炼，晚上学习。
继张美玉查房视频火了之后，又有一段工程管理学院男生查房的音频曝光。音频中，查寝室的大二学长大声喊着大一新生起床，站起来。学长自我介绍后，命令大一新生叫“学长你好”。张莉几年前在龙智职业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学习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当时她也做过类似的睡眠检查。
张莉记得，入学第一天没有课，宿舍里包括他在内的7个人一起出去吃饭。仅存的学生住在上铺，当晚被从床上叫下来9次，迎接查床。这种严格的查床基本都是大一开学前两周。视频中，张美玉等人的查觉也发生在这期间。张莉说，穿制服查床是学校的要求，目的是让新生相信学长是很厉害的。
在龙职院，每天早晚至少查一次床。除了学生会，学生会也会查。检查寝室主要是检查寝室是否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是否符合规定。曾担任龙职业学院院长助理、教务处主任，现为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的王晓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查床更根本的目的是教育学生，让他们养成遵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尤其是对于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企业首先要看的是他们的基本素养。同时也符合高职人才服务生产。与RD创新相比，它更注重产品规格和标准化生产的定位。
每次睡觉时，张莉和她的室友靠在床上，站成两排。确保桌椅摆放整齐，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垃圾袋里没有垃圾，被子叠成豆腐块。在刘洋看来，这样的查床充满了形式主义。
黑龙江职业学院主教学楼-清华楼教室。学生上课，晚自习，晚自习表现好可以获得“五好晚自习”红旗。摄影/记者杜威
龙职院的报考方式有两种:统考和单独招生。黑龙江省龙职院前几年录取分数线在220-280分之间。高考前两个月进行单招。学校自己命题，考试比较简单。张莉参加单招的时候，考题难度只相当于一月考试的水平。近年来，龙职校60%以上的新生来自省内单招。
张莉的父母是个体商人，所以他在高考后为了“不呆在家里”而去了这所大学。他的大部分同学和他一样，来自普通家庭。麦可思研究院《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1年高职毕业生中，来自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学生占了近一半。
2017年至2018年，杜森在我国东部某发达城市的五年制职业学校进行调研，代课某数控设备与维修专业中文班。班上有29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工薪家庭。从全校更大范围的调查来看，学生家长基本属于蓝领阶层。杜连森说，关于这些家长给孩子报职校的目的，家长会公开宣称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长。但是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会说，孩子在学校可以学习，最重要的是保管好东西。平安度过这几年后，我就来社会上找工作。
龙职院多位老师坦言，如果对学生管理不严格，学生离校时可能比入学时更差。毕业后，刘洋的一个室友因为打架被抓了。龙职院一位资深老师感叹，某种程度上，学校有时候就像一个大托儿所，只能像高中一样管理学生。
晨练是另一种训练学生的方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6点，龙职院大一新生会开始跑步锻炼。跑步时你应该穿制服。不同学院的校服款式颜色不一样，跑步的时候要喊自己学院的口号。张莉说，跑步锻炼几乎是全年风雨无阻的。冬天，你也应该穿西装打领带。领带套装很大，可以放在棉衣羽绒服外面。跑步之后学生会体育部也会点评跑步。如果天气实在不好，就去教室上早课，但这样的情况很少，大部分都要克服。即使是上午的课，“大家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坐在教室里”。
早上做完跑操和早餐后，同学们会回宿舍收拾，等待查床。八点开始上课，下午五点左右结束，晚上六点到八点上晚自习，除了生病等特殊情况，不能请假上晚自习，但是大一可以花二三十块钱找大二学生上晚自习。也可以找人听课，不听课。上晚自习前第一件事就是上交手机。在龙职业学院，很多教室的讲台一侧的墙上挂着蓝色的手机收集袋，上面写着“学会改变命运”的字样。晚自习开始后，学院学生会和学校学生会都会检查，先统计出勤情况，再检查上交的手机数量。除非一些特殊活动需要看视频，手机会递出去，看完就可以收起来。
黑龙江职业学院对面是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图/视觉中国
刘洋说，在学校，老师不留作业，留的作业做的人也不多。学生可以从图书馆借书或拿其他资料到晚自习，但大部分也不能看书。因为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只好无所事事。
李燕是该校工程造价专业的毕业生。上学时，她和本科同学对比发现，其实本科院校更自由，职业院校管理更严格。跑操、查床、强制晚自习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除了学习没有高中那么努力，往往和高中一样”。
在高职院校中，学生会是实现学生管理的重要力量。杜连森说，职业院校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学生管理。当学校把重点放在学生的管理而不是教育科研上，就会让学生干部代替老师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对其他学生过于严格。刘洋说，他班的同学比学校学生会更热衷于参加学院学生会和班干部，因为可以和学院辅导员搞好关系，换取一些利益。
转移学生和教师
在龙职业学院，旷课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缺课几次，这门课就不及格。但是，在课堂上，学生不会好好听课。孙丽是龙职业学院的一名英语教师。早上8点的课上，她总能看到因为早起晨跑犯困的同学躺在课堂上。
张莉记得，学校里的课程大部分是理论课，少数是实践课。对于前者，比如高等数学，实用英语，还有一些加工工艺等专业理论课，大部分同学都不听，觉得用处不大。
杜森在给五年制职业学院的学生上课时，很多学生躺在椅子上，一些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认真听课。他和班上的学生交流，学生说普通高中生学习成绩好，对高考有帮助，但是学习只是为了毕业后进厂。没有可预测的学习收获，就没有学习的动力。
孙俪最头疼的就是在课堂上面对一群初中高中都没好好学习的同学。她发现，一些大一新生从未掌握全部26个字母和48个音标。“大学课堂就像小学，教学生汉语拼音一样。”在龙职院很多学生的记忆中，英语课学习的是不超出高中教学范围的四种时态，考试补语空中漏字母的单词不超过四个字母。语文课程结业考试要求写一篇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能完成的笔记。
“职业教育处于教育体系的中间环节，其前端教育质量并不是由职业教育本身决定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何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职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也有一部分来自中职毕业生。中职生来自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是由基础教育决定的。"我们应该问问基础教育如何培养出质量更高、更均衡的学生."
龙职院一位资深老师说，既然那么多影响高考的科目高中都不学了，你还能爱在这里学？“所以只能降低教学和考试的难度，简单的会议就可以了。这些学生不允许毕业，教育主管部门也不允许。这是一个矛盾。”
职业教育的学生并非没有闪光的时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也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在统招统配的模式下，这些学生可以获得比现在的大学生更好的就业安排。然而，2000年高校扩招后，职业教育的地位大不如前。龙职院的前身之一是黑龙江省机械制造学校。历史上，这所中等职业学院为东北重工业培养了大量的机械制造人才。龙职院“东北小清华”的美誉由此而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孙成分析，关于生源分流，未来应该更加人性化。按分数划分只是目前政策制定视野中比较简单的管理方式，未来应该会有替代方式。像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基础考试成绩的基础上，学生和学校可以双向选择，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根据分数，否则会对学生的自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
刘洋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父母被龙职院“校企合作”的宣传文案吸引，就业有保障，半军事化管理，于是报了校，选择了物流管理这个很有前途的专业。从大二开始，刘洋开始选修更多的专业课。他原本的想法是，作为一个专科生，通过三年的学习，成长为物流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在脑海中清晰的勾勒出整个物流系统的构成和运作，但是他的想法落后了空。如果你问他现在的物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送快递。
老师来自校内和校外企业，为的是突破校企壁垒，帮助学生建立生产一线的视野。还记得吗，刘洋，一门关于仓储的专业课，请了一家公司的物流部负责人。上课的时候，老师要么讲企业文化，要么讲自己的贡献，让他感觉不到有什么专业知识可以吸收。对于教材的内容，按照剧本“什么样的货物放在什么样的船舱里，装箱流程是怎样的？这些都是肤浅的、可预测的知识。”
在学校，他没有感受到物流行业的技术含量。学校有一个占地100多平方米的模拟后勤仓库。三年时间，他和同学们用了三四次，试着在里面开铲车，把一箱箱仿真商品放在传送带上，试着用扎带把箱子封起来。大二“双11”前后，他和同学去顺丰实习了半个月，作为前两年唯一的现场实习。
2017年起，龙职业学院面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推出现代学徒班，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人才。该校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周延昌在2020年的一次项目总结中提到:学校教师理论性强，但实践能力不及一线教师；而企业老师有丰富的一线操作经验，但语言能力较差。理论和实践都很强的老师数量太少，形成不了规模。
孙成说，中国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不仅有高考分流的学生，还有被本科院校和普通高中挡在门外的老师。老师和学生都是带着一种不情愿来到职业院校的。然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很少有专门针对职业教师的培训。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对教师的技能和素养要求不同。在龙职院，相当一部分老师在普通高校读完本科或研究生就直接去工作，不了解行业实际情况，没有实践经验。
王晓典说，其实培养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掌握一线技能，远比教一个企业员工怎么教贵。另外，在职业院校，专业会落后于行业。
职业院校仍有相当比例的编外人员，他们不享受财政拨款。但如果本科院校有足够的老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2014年，我国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8576元，约为高职院校的1.89倍；生均公共预算中的公共教育支出为8932元，约为高职院校的2.05倍。职业院校和大学教师的晋升渠道也存在差异。在黑龙江，高职院校约26%的教师评高级职称，本科院校约50%。这些因素都造成了高职院校师资短缺，质量低下。
装配线实践
职业教育亟待升级
龙职院实行“2+1”培养模式，即学生在第三学年进入企业实习。张莉记得，大二下学期结束后，所有来招聘的公司都是先把招聘信息发给辅导员，辅导员再把信息发给学生。当时，有二三十家企业可供张莉选择专业。他选择了杭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散热器配件的公司。看起来不错，工资也挺高的。实习结束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是一家电子工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电磁阀的线圈焊接电路板。
在工厂里，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中午和晚上有40分钟的用餐时间，早上和下午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余时间不间断工作。他每天要焊接1500块电路板，平均20多秒完成一块。焊完后，他会亲自检查。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就要挑出来贴上不良品的标签，防止产品流下。
生产线的要求非常严格。张莉用三条生产线参与了这个项目，每条生产线有十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组长。焊完五六十块电路板，他会拿给下一个环节的同事看，让他们检验。这个检查环节会更详细。如果发现一批不良品，组长会立即停掉生产线，检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看产品能不能先补救，然后贴通报批评。第二天的晨会上，组长会严厉的提起这件事。如果在终端发现一批不良品，月底扣除绩效工资。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工作时间和平时一样。
虽然这家企业的实习报酬还可以，但张莉一个月能拿到六七千元，包括加班费。但这种工作还是让他觉得很无聊，在学校学的东西几乎不需要。起初，他每焊一块电路板，都会检查十几秒钟。大约一个月后，他已经有了用耳朵辨别焊接好坏的能力。“如果声音不那么流畅，焊接过程中有刺耳的声音，就有可能焊坏了。”
张莉与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实习合同，实习结束后他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工厂也缺人，怕我们走，但留在那里是廉价劳动力”。然而，根据学校的规定，实习半年后，张莉和他的同学们陆续离开了企业。
在杜连森的代课班上，全班29个学生中，毕业后在工厂一线工作的只有5个，占20%。其余同学加入了餐饮服务、快递、中介、汽车销售等行业。各年级工科毕业生都有二三百人，毕业后去工厂工作的比例也差不多。
龙职院多位老师表示，国家对高职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作为一线技术工人，设计、研发等需要更多动脑、动脑的岗位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而职业院校的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这也引发了空制造业的讨论。
杜连森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产业链应该逐步向高端转移，让一部分劳动者从事一些高技能的工作，这样他们才有希望，可以扎根制造业。但即使产业升级，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未来会有一些低技能的工作，国家应该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保证这些人的收入。同时，另一个趋势是，随着机器的替代，一部分劳动力会从制造业溢出到服务业。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少的人会投身于制造业。总的来说，就职业教育现状而言，产业升级也会倒逼职业教育领域的教育改革。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久负盛名。王晓典去年访问了德国。他发现，与中国的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主导不同，行业协会在德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行业协会制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下发到企业和学校。而且企业和学校会分别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在整个培养周期中，学生每周会有一定的时间在学校度过，其余时间在企业实习。毕业时，教育部门会组织学生进行期末考试，同时学生参加行业协会的考试，拿到自己专业技能的资格证书。在人才供应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小企业主善待自己的徒弟，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为了留住人才，全心全意地传授他们的技能。在德国和日本，也有工匠精神的传承。在中国，要想调动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就要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
何震认为，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除了提高职业教育内部质量，还需要拓宽和修复一线劳动者的职业晋升渠道。“我国高技能人才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说明很多蓝领工人无法上升到高技能的技术层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资差距基本很小，而国内管理层和一线工人的工资差距太大。
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当产业工人的地位较高时，职业教育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留住社会的优势阶层，反之，就会成为社会弱势阶层的无奈选择。职业教育应该超越“生存教育”的逻辑，走向“发展教育”，促进社会弱势阶层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张莉、刘洋、李燕、孙莉为化名，实习生田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