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刘玉萍30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寻找他的父亲刘光典，一名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秘密阵线成员。
刘玉萍于1948年出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站。其父刘光典，1948年7月被引入中共地下组织，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开始，刘光典两次到台湾省执行任务，后被追捕。逃跑4年后，刘光典于1954年被国民党逮捕。1958年12月，蒋介石亲自签署法令，核准刘光典死刑，1959年2月被处死。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刘玉萍和姐姐刘玉芳、哥哥刘玉生、儿子刘新宇奔走于大陆和台湾省之间，寻找父亲刘光典在台湾省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各种证据，证明父亲是中共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自2008年以来，刘玉萍记录了他父亲的事迹。十一年后，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5月7日的新书分享会上，刘玉萍说，“很难描述30年来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
该书的出版也经历了曲折。据该书策划编辑侯俊志介绍，这本书从写作、送审、修改到出版，经历了10年。也是国内第一部获准公开发行，反映中共在台湾隐蔽战线生活的作品。《潜伏》的原作者一龙说，这部作品填补了题材上的空空白。
近日，该书作者典之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揭秘这段历史。
台湾省解除戒严，开始寻找他的父亲。
新京报:你和家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亲的？
刘玉萍:当时有一个背景。1987年7月，台湾省解严，开启了两岸人民近40年的隔绝状态。数万名国民党老兵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这给我们找到忧心忡忡的父亲刘光典带来了一线希望，寻父之路也开始有了转机。
1988年初，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三年多了。我姐姐在北京市政协工作。她做了很多工作，为一些名人落实政策。也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和台湾省有关系的人，激起了我寻找父亲的念头。尤其是在这一年，我和我的小学台湾省同胞联谊会秘书长蔡毅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一些相关信息。
1967年，刘玉萍有三个兄弟姐妹。
新京报:你第一次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刘玉萍:那是在1988年春节前后。当时我和姐姐去统战部，看到一份文件，上面印着“绝密”字样。文件列出了1950年前后台湾省中共地下党的烈士名单，其父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是我第一次得到关于父亲病情的官方消息。
新京报:之前听说过吗？
刘玉萍:自从1949年4月以来，我就没见过我父亲。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问我妈:“我爸呢？怎么不见他回来？”妈妈回答:“全国解放后，爸爸会回来的。孩子，以后别问了。”
我当时不明白民族解放的含义。爸爸在哪里？他去台湾省了吗？他以什么身份去的？你什么时候去的？你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归和民族解放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
刘光典的婚纱照
新京报: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你有什么感受？
刘玉萍:有些人不知所措，有些人难以置信。父亲离开我们太久了。这份文件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刘光典，旅顺。没有具体的情况描述，我们无法详细了解父亲牺牲的原因、时间和地点。
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虽然只有一行字，但是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在1950年左右参加战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0年的共产党人收集的台湾省中共地下党烈士名单。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追认这些同志为烈士。
这份文件第一次确认了我父亲的身份，我们也第一次核实了我父亲刘光典被派往台湾省从事地下工作，为台湾省的解放献出了生命。
组织追认父亲为烈士
新京报:组织是什么时候正式给出结论的？
刘玉萍:199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亲单位的几个同志把我和姐姐、哥哥召集在一起，正式向我们传达，1949年全国解放前，我们的父亲刘光典为了台湾省的解放，抛下妻儿在台湾省地下工作。他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他只有37岁。
当时组织给我们安排了酒席，但是没有人动筷子。尽管有新闻，我们想知道父亲去台湾省传教的细节，被捕的时间，被捕后的表现，牺牲的时间，牺牲后尸体的处理。
1992年9月，民政部颁发了我们父亲的烈士证书。有关部门也对我们的亲属实行了政策。我的兄弟、他的妻子、孩子等。已经从河北省肥乡县农村调回北京工作。
新京报:从那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来寻找你父亲的事迹？
刘玉萍:我开始从各种渠道收集文件。有一天，我得知李敖先生出版了一套安全局的机密文件——历年盗匪案件汇编，通过朋友找到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父亲刘光典案的细节，对我父亲在台湾省的处境有了突破性的了解。也感觉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作为儿子，我有责任把父亲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后来和台湾省当局交涉，最后和台湾省当局打了一场官司，大概打了八年。在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交叉核对信息。通过这场官司，我父亲的事迹和身世之谜也解开了。
父亲牺牲40多年终于找到骨灰。
新京报:父亲刘光典牺牲40多年后，你找到了骨灰。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刘玉萍:1991年父亲被追认为烈士后，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装了空骨灰盒，同时开始寻找父亲的遗体。1993年，我写信给受害者互助协会，请求帮助。十年后，2003年4月2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互助会工作人员王劲松的电话，说刘光典的骨灰找到了。
原来，当时在台湾省，当局决定重建六个犁墓地的灵骨塔。这里有几百个半个多世纪普通人的骨灰盒，还有一批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骨灰，存放在六章里公墓的灵骨塔里。开工前，管理部门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布所有现存骨灰名单。
名单公布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互助社的工作人员前去查看，发现了刘光典神父的名字。王劲松等人马上找来一个淡黄色的小釉面骨灰盒，上面贴着“刘光典”字样，存放着他父亲刘光典的骨灰，然后拍了照片发给我。经过53年的分离，经过多年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父亲。
新京报:你还找到了你父亲刘光典遇害时的照片？
刘玉萍:那是在2008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强盗逃跑的故事》这本小册子。它是在他父亲被捕一年后出版的，它详细描述了他父亲是如何被捕的以及当时的其他情况。
2008年秋天，我看到了台湾省的五份重要材料。包括给蒋介石的报告，案件判决书，父亲牺牲前后的两张照片。张的父亲被捆绑起来，胸前带着“刘光典”，押赴刑场；另一个父亲已经死了，仰面倒在地上，眼里充满了愤怒。
蒋介石亲自签署了“死刑核准书”
刘光典死前
新京报:据你核实，我父亲去世时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刘玉萍:文件显示没有遗言。父亲被四弹炸死后，他立即将生前死后的照片和相关报道发给蒋介石。他们父亲的尸体被送到军事科学院尸检，理由是没有家属认领。
组织透露有两个“刘光典”，真的假的。
新京报:父亲去世的确切消息确定后，你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了吗？
刘玉萍:是的，特别是当我报道我父亲去世前后的照片时，有关当局非常重视，并多次询问其真实性。几天后，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们，透露了一个尘封了50多年的秘密。
新京报:什么秘密？
刘玉萍:原来，我父亲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很有价值。按照他父亲罪大恶极的结论，他早就应该被处死，但国民党并没有立即处决他的父亲。他们一方面把父亲关进监狱，一方面又造谣刘光典“弃暗投明”。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挑选了一个和他父亲各方面都很像的特务，冒充“刘光典”，派他去香港捣乱破坏新中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条件的限制，有关方面很难认定“刘光典在香港活动”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国家安全部门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防止“汉奸刘光典”回内地活动。
新京报:你小时候还记得这个吗？
刘玉萍:在我父亲被捕之前，我们是革命的家人，我们在各方面都受到照顾。我父亲在1954年被捕后，由于怀疑他已经叛逃，很难确定他的身份。来我们家的其他人也减少了，生活费也降低了。他住的那个小四合院成了有关部门24小时不间断监控的对象。
1955年母亲去世后，突然来了一个保姆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其实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监控家里有没有陌生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954年初春以来发生的一切，最终在2008年深秋找到了原因。此时，我们三个孩子都已步入老年。
祖国统一的时候，父亲的两个骨灰葬在一起。
新京报:已知你父亲刘光典的骨灰一半放在八宝山，另一半放在六个犁墓地的灵骨塔里。原因是什么？
刘玉萍:2008年，我父亲的真相出来后，当年11月，总参某部拨款支持我们去台湾省看望我父亲，我们把一半骨灰接了回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还在台湾刘璋天罡公墓的灵骨塔里。因为祖国还没有统一。我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统一，这也是他去台湾执行任务的原因。我想，等祖国统一了，那我们就把两个人的骨灰葬在一起。
新京报:这30年有没有想过放弃？
刘玉萍:这些年来，我从小就被鼓励这样做，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这段历史过去一直保密，作为儿子，有义务把父亲的事情说清楚。作为民族烈士的后代，更应该把这段历史讲清楚，了解这些烈士。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我们不能活在无知中。
今年2月4日是父亲牺牲60周年，也就是除夕和立春。在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我一直在想，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父辈的骨灰，至今还存放在黑暗寒冷的台北六犁骨塔里，默默地等待着祖国的早日统一。对于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我们也要为之奋斗。
新京报记者何强校对卓伟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