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人民视觉
偷拍罪为何屡禁不止？
本报记者/维安
发表于2022年5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42期被拍到，人走进房间脱衣服，对身后的目光毫无察觉。“眼睛”隐藏在酒店房间的壁挂式空音中，对准床，空音中的电线不断给它充电，保证了酒店房间外有更多双眼睛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房间里人的任何动作。有些图片被“眼睛”记录下来，编辑后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暗处发现了3万只这样的“眼睛”。据公安部3月7日消息，2021年11月以来，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行动，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缴获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机3万台。然而，人们对后眼的恐惧却难以消减。何志辉是一家安全技术公司的总经理。他记得有一次一个男顾客住酒店担心被偷拍，买了检测设备。他通过技术人员的视频指导对房间进行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然后他怀疑闪烁的烟雾报警器是一个摄像头，尽管技术人员反复告诉他不要担心。挂断视频电话后，焦急的房客花了大半个晚上拆除烟雾报警器，最后赔了酒店几百元。何志辉公司的主营业务原本是商检。2018年以前，公司客户的线下防盗检查和安防工作占其业务的60%以上。但现在，何志辉70%以上的业务来自个人客户。他们对在网店购买检测设备持怀疑态度，然后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自己的偷拍、录音设备进行检测。安全感缺失的背后，是偷拍案件取证难、定罪难、犯罪行为与刑罚不匹配等问题。数不清的摄像机，依然隐藏在黑暗中。
工业化偷拍2005年的时候，何志辉还是一名私家侦探，他已经开始接触各种偷拍机和窃听装置，在任何大型电子市场都不难找到。但何志辉回忆说，那时候偷拍设备很少被用来偷窥别人的私生活。“早期的偷拍设备体积庞大，尤其是镜头，像喝白酒的小酒杯那么大，不容易藏起来。而且偷拍设备需要连接电池和接收装置，接收装置的体积有半块砖那么大。之所以有暗访包，是因为包里要装摄像头、电池和接收装置。”何志辉说，2005年左右，偷拍设备主要用于暗访，比如记者调查取证，价格比较贵，要三五百元。2008年左右，何志辉发现市面上出现了更小的针孔摄像头，镜头直径一到两毫米。偷拍设备的内存条和电路板变成了只有u盘大小。“那时，两种形式的偷拍逐渐出现。一种是隐藏式偷拍，摄像头藏在雨伞、鞋子、纽扣、帽子、手表等处。，另一种是伪装偷拍，在电子钟、电板、鼠标、路由器等物体上安装摄像头。”何志辉说，为了体积小，这些偷拍设备几乎都是存储设备。“因为拍摄时相机无法观看他们，你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取出存储卡，才能观看他们，所以偷拍在当时主要出现在一些公共场所，很少出现在酒店等场所。”2021年2月16日，河南郑州网络安全科技馆，在“反窃密挑战屋”中设置酒店场景，隐藏100多个偷拍摄像头。观众可以通过寻找摄像头来提高自己的防盗知识。图片/视觉中国2015年前后，偷拍设备的体积已经变得相当小，包括摄像头和电路板在内的整个模块只有一个u盘大小。随着4G技术的出现，偷拍设备不仅可以将视频存储在存储卡中，还可以通过交通卡或Wi-Fi信号实时传输。"通讯技术突破后，偷拍设备的替代也出现了."何志辉说，当时偷拍设备拍的视频画质可以达到1080P，在电子市场买这样的偷拍设备只需要一两百元。从那以后，何志辉觉得偷拍的多了，但刚从事保安工作的时候，他从没想过偷拍、偷窥在以后会变得这么普遍。家用安防摄像头在市场上普及之后，又多了一种偷拍方式——通过破解家用安防摄像头的账号和密码来偷窥。30智慧生活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孙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批面向家庭场景的智能摄像机出现在2014年。通过Wi-Fi无线连接，支持卡片录制、云存储和App远程查看。到2021年，家庭安防市场的智能摄像机总数超过4500万。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黑灰软件可以扫描搜索一定范围内的摄像头，如果密码是初始密码或者过于简单，就可以破解控制。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认为，市场上摄像头的泛滥为偷拍提供了技术保障，这是近年来摄像头偷拍事件频发的核心原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人机分离，让犯罪分子远程控制摄像头，进一步降低了犯罪门槛。在崇看来，偷拍事件频发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偷拍和偷窥已经被产业化和链条化。“一旦某种犯罪行为被产业化、链条化，其犯罪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带来的利润也会非常高。”前述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通常有三个环节可以窥见黑色产业链。一个人可能同时参与多个环节，也可能一个环节被多人分包。最顶端的环节是制造销售窃听窃照器材，既包括专门生产针孔摄像装置，也包括私人改装普通监控器材。第二个环节是安装窃听设备，包括安装在宾馆、酒店的，也包括安装在衣服、鞋子等任何物品上的。第三步是实施窥探，包括安装者窥探，将监控设备的控制权出售给他人窥探，通过录制监控设备拍摄的内容传播和出售视频。于冲说，在偷窥的黑色产业链中，只要上游拍好了就不卖了，下游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刺激了偷窥的发展。据公安部消息，在最新的专项打击行动中，江苏省常州市公安机关摧毁了一个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的酒店房间安装网络摄像头并出售其访问权限的犯罪团伙，并查获了1000多个被出售的摄像头访问帐户。在该犯罪团伙中，犯罪嫌疑人邓某从网上购买网络摄像头，自行拆卸外壳，在贵州毕节、云南昭通、四川西昌等地安装改装后的网络摄像头，然后注册大量网络摄像头App账号，并以每个账号100元的价格出售。随着销量越来越大，邓发展了大量以魏三人组为首的下属代理商，层层加价倒卖。在被警方拘留前，邓、魏等4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利20余万元。至于通过破解家用摄像头账号密码偷窥的犯罪团伙，黑灰软件可以帮助其突破地域限制，控制更多摄像头权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4月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被告人吴通过自己开发的App，在全球控制了18万台摄像头，涉及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当犯罪团伙控制的摄像头数量特别多的时候，他们的盈利方式就变得更加多样化。一名最近破获非法控制摄像机案件的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一个犯罪团伙出售摄像机权利时，他们是打包出售的。比如400个摄像头账号密码整合成一个群，每个群售价128元或者198元，但这400个账号并不是都能正常访问。犯罪团伙还会出售单个摄像头的许可。“他们已经偷窥很久了，他们会在不同类别的摄像头上贴上详细的标签，同样针对卧室。一个月一次的情侣生活和一个月几次的价格标签不一样，根据内容不同卖20元到120元不等。”
立法还是少。屡次偷拍被曝光后，何志辉感受到了市场的微妙变化。“2019年以后，市场上基本找不到针孔摄像头，正规渠道肯定没有。”2019年以来，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专项行动几乎没有断过。在公安部“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有一个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黑灰针孔摄像机犯罪的专项。当时捣毁制造、销售针孔摄像头的窝点40个，缴获针孔摄像头成品、半成品、配件100多万件。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摄像头偷窥黑产集中治理工作。在此期间，JD.COM、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下架非法宣传或非法销售摄像器材1600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没收窃听窃照器材1500余套。但是调查偷拍偷窥的案件并不容易。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表示，摄像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在任何物体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隐蔽性，偷拍可以将人和机器分开。即使找到了摄像头，也很难查出是谁安装的。破获前述非法控制摄像头案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摄像头偷拍案件最重要的是客观证据，但这类案件取证存在困难。有时候嫌疑人换手机找不到设备号，又没有偷窥的App。另一名近期参与调查摄像头偷拍案件的民警表示，由于偷拍设备安装时间长，设备本身回放存储时间短，没有视频证据很难核实受害人。于冲说，即使公安机关已经抓获偷拍案的犯罪嫌疑人，仍然会面临法律适用的问题:能不能定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生产、销售偷拍器材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行为人非法使用偷拍设备刺探他人隐私，且非用于出售、传播的，相关设备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可以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出售、传播偷拍内容的，根据偷拍信息的内容，还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者制作、出售、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应当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上述犯罪中处罚较重的罪定罪处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真正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的案例却很少。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处处长徐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海淀区检察院已经办理了三起摄像头偷窥案件，其中只有一起案件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从网上购买摄像头组件，安装到插座、灯座中进行伪装，并在网上销售牟利。同时，在快捷酒店的房间内安装了一些经过改装的偷拍设备进行偷拍。海淀区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依法提起公诉。海淀区检察院审查的另外两起案件，一是嫌疑人潜入同事宿舍并在宿舍安装偷拍设备，二是嫌疑人潜入地铁系统女员工更衣室并安装偷拍设备。最终，这两起案件都受到了行政处罚，但没有受到刑事管制。徐丹说，定罪的一个障碍是偷拍设备需要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相关鉴定人员的鉴定，是特种间谍设备，还是窃听窃照专用设备，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难度。“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设备都有拍照或者录音的功能，体积也越来越袖珍，而且都是国家允许生产的产品。认定一个设备是窃听窃照相对比较难。”徐丹补充说，即使偷拍设备被认定为窃听、窃照专用设备，仍需“后果严重”才能定罪，但此类案件的“后果严重”实际上很难评估。比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的另外两起案件，几乎不能说造成了严重后果。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能否定罪，使用行政处罚是否更合适，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有争议。“刑法是滞后的。在过去，用于间谍活动或窃听和窃取照片的专用设备很难获得，其广泛泛滥也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定罪的标准更加严格。”徐丹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必要用司法解释来明确窃听窃照罪的定罪标准。至于远程侵入被害人安装的家用摄像头刺探隐私罪，通常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刑事责任。王赢表示，如果出售、传播偷拍的内容，根据偷拍的信息内容，还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者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出售、传播淫秽物品罪，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罪。徐丹表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明确的定罪标准。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20个以上，或者非法所得5000元以上，造成经济损失1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2022年以来，济南平阴法院、德州德城法院、滨州开发区法院等多个地方法院审结多起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件，被告人被判处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地方法院的相关判决越来越多。判决虽然不重，但数量增加了。”于冲认为，这反映了司法当局打击偷拍的努力。但徐丹表示，摄像头偷拍面临的处罚大多是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隐私一旦在网上泄露，很难恢复，数据会在网上保留很长时间。”在徐丹看来，摄像头偷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其所面临的惩罚仍是不相适应的。前述曾查处过摄像头偷拍案件的民警认为，由于立法不到位，犯罪成本低，摄像头偷拍、偷窥犯罪仍然频发。
如何建立安全感？浙江大学智能系统安全实验室(USSLAB)现有教师5人，硕士、博士40余人。五年前，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酒店房间隐藏摄像头的新闻后，这个团队认为有必要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可以检测隐藏的摄像头，保护用户的隐私。于是他们开发的一款应用在2022年登陆。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纪晓宇是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之前市面上有一些可以检测隐藏摄像头的软件，但通常都是要求检测设备和摄像头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才能检测到。“这个要求挺高的。如果不法分子将网络设置为加密网络，软件无法连接，会给侦破带来很大挑战。”纪晓宇说，他们的应用通过捕捉摄像头的网络流量模式属性找到隐藏的摄像头，检测时不需要与摄像头连接在同一个网络。目前该应用已经预置在某手机的系统中。但是，公民的隐私安全不能单靠个人来保护。于冲表示，仍然需要完善立法来遏制偷拍犯罪。“首先，必要的司法解释必须跟上，明确如何适用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此外，虽然刑法中没有侵犯个人隐私罪，但于冲认为，可以通过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范围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严重行为。徐丹表示，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来规范摄像头偷拍犯罪的案例。“立法上没有这个考虑，相应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偷拍的行为。”但徐丹认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窃取个人信息在理论论证上是有道理的。如果把个人相貌等生物特征视为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那么用摄像头窃取个人信息就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相机是相机犯罪的核心工具，但王赢表示，相机制造商对产品质量的责任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讨论。智慧生活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孙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智能摄像机的行业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上仍有大量白牌设备，连基础认证都没有，或者采用男模、男板、标准制定的方式。销售平台应加强对此类设备的监管。在孙浩看来，防止家用智能摄像机产品被窥视黑色产业链的最大难点在于，产品面对的是私人家庭监控场景下的个人隐私保护需求，同时在线的设备有上百万台。无论是从产品隐私保护要求还是成本实现上，目前都无法像大众直播平台一样有专门的团队做审核，来区分产品是否用于偷拍场景。孙浩认为，遏制偷拍犯罪的方法之一是推动智能相机行业细化标准。比如在软件使用层面，必须绑定手机号实名，必须限制分享数量。如果数量超过一定数量，必须进行两次实名验证。硬件层面，要限制产品形态，不要做微型相机产品。是酒店摄像头最常偷窥的地方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赢表示，当犯罪分子在酒店安装偷拍摄像头时，如果酒店不知情，他们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作为场馆的经营管理方可以承担相应的通信安全保障义务，并可以根据情况承担民事责任。何志辉说，几年前，他的公司就有一个计划，给全国的连锁酒店提供针孔摄像头检测的免费培训，让酒店自己学会做日常检测。“对于酒店来说，检测针孔摄像头相对容易，因为酒店房间装修简单，能安装针孔镜头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只要掌握了探测技巧，一个房间最多十分钟就能探测出来。”疫情的爆发让何志辉的计划落后空，但他仍然认为酒店有必要承担日常的监控工作。“我一直在呼吁酒店增加检测摄像头的义务。比如客人退房后，酒店打扫房间，增加一项内容。整理好床铺，打扫完厕所，检查一下房间里有没有隐藏的摄像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认为，检测摄像头不会给酒店增加压力，这不应该由酒店客人自己来做。于冲还认为，可以像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样，增加一个偷拍者和贩私者的黑名单，限制他们的资格和特殊场所的准入。“偷拍照片会出现，是因为现代人空虚拟，他们有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所以可能需要采取法律以外的手段，比如教育公众尊重个人隐私。”于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