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郑嘉莉
2020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作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的组成部分,浙江省于2020年至2021年开展了“浙江石窟寺专项调查”。《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论文授权出版该书序言。
浙江是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一般来说,浙江80%以上的石窟都集中在杭州,尤其是五代和元代的吴越。杭州可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的石窟包括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各种佛教造像,以及少数道教、儒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的造像。丰富的石刻也是浙江古代石窟的一大特色。
浙江石窟发展简史
浙江是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东晋以来,高僧云集会稽单县,讲玄学。南朝齐梁时,单县(今新昌)石城山弥勒佛被发掘,是我国南方最早的大型石窟造像;鄯善县(今宁波)的阿育王寺,是当时中国公认的释迦牟尼第一佛塔。浙江现存南朝石窟寺主要有新昌大佛(即单县石城山大佛)和新昌千佛岩等。可见东晋南朝时期单县在江南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代表隋高僧智一,在天台山创立天台宗。到了唐代,单县阿育王寺、明州、台州天台山都是东亚著名的佛教圣地。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浙江成为唐朝以后的佛教中心。在越南,杭州,台州,温州,梧州等地,有许多寺庙和著名的僧侣。浙江现存唐代石窟较少,有绍兴阳山大佛、绍兴柯岩佛、建德玉泉寺石佛等。,集中在越州地区,以佛像为主。
吴越时期,钱三代五王奉行“办好中国的事情”和“保护环境、保护人民”的国策,大力扶持佛教,在境内修建寺庙、塔、石窟造像。吴越佛教与王权关系密切,护国色彩浓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吴越国成为“东南佛国”。末代君王钱初,虔诚拜佛,任用德绍、延寿等高僧,鼓励信众发愿净土,塑造佛经形象。在首都杭州,寺庙塔的建造和造像技术达到了顶峰。现存的时期的石窟几乎都分布在杭州西湖周围,包括寺、寺(慈云岭)、石龙寺、神泥塔、灵鹫寺、石屋寺、寺、辉日永明寺(净慈寺)、天龙寺、香岩寺(九瑶山)等寺庙造像,其中部分为钱皇室所有。
北宋以后,禅宗和净土在浙江和浙江两省的佛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南宋都城临安使浙江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禅宗兴盛。建立了“五山十寺”的官制,浙江脱颖而出,占五山六寺。僧人崇尚并践行净土信仰。宝塔雕像,念佛和协会在人民中是受欢迎的。与此同时,道教作为一种民族信仰,也非常兴盛。北宋造像主要分布在杭州的青林洞、玉汝洞、石佛寺、大佛寺。南宋时期,杭州通玄观、宁波南观音洞、布拖洞等地均有道教造像,反映了宋代“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
宋元丁以后,汉传佛教衰落。藏传佛教被视为国教,在元朝皇室的支持下,深深影响了汉朝。以杭为中心设置的江淮佛教都城的总督府,由西夏人杨炼·贾珍管理,管辖飞来峰前的永福寺。连支持的飞来峰雕塑群,汇集了南宋禅宗雕塑和元代萨迦派雕塑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艺术。这是宋元之交融合汉藏文化的一次尝试。白云宗深受元朝统治者的推崇,影响力极强。余杭南山的普宁寺曾是白云宗的传教中心,其雕刻的余杭南山像巨大无比。
明清时期,三教融合成为主流,宗教信仰更加世俗化。观音信仰盛行,普陀山在明代被确立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家庭、民间造像正逐渐取代寺庙造像,布袋弥勒佛、送子观音等题材深受信众喜爱。道教和儒教的雕像应运而生,甚至形成了三教神龛。这一时期的石像遍布全省,如杭州的宝石山和西山寺、绍兴的石武庙、余姚的胡公岩和普陀山的阴超洞。
一般来说,浙江80%以上的石窟都集中在杭州,尤其是五代和元代的吴越。杭州作为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自五代以来一直是浙江和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再者,杭州甚至可以称得上是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
2021年,在“浙江石窟寺专项调查”期间,调查组在宝石山大佛寺雕像前合影。
二、浙江石窟的特点
石窟最初是印度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佛教提倡隐居,僧人选择在城外僻静的地方开凿石窟,以“住岩”“住穴”的形式修行。从4世纪到7世纪,中国最早的石窟,仿照印度和中亚的石窟体系,分布在新疆、河西和中原地区,如基齐尔石窟、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5世纪后期,石窟系统传入南方,新昌大佛和千佛岩就在此时发掘,是中国南方最早建造的石窟。这些石窟本身就是寺院的主要建筑或主要组成部分。僧人的朝拜和修行主要在石窟中进行,可谓名副其实的“石窟寺庙”。
盛唐以后,随着佛教中心的南移,北方不再流行开凿大型石窟。9世纪至13世纪,石窟造像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巴蜀、浙江等地,如四川安岳、重庆大足、杭州环湖山、飞来峰等地。吴越时期修建的一些大型石窟,如郭盛寺、紫苑院等,至今仍延续着早期石窟的传统,与石窟前的建筑相结合,具有寺院主体建筑的功能,或者勉强称之为“石窟”。
但浙江五代至宋元时期,绝大多数石窟以“崖龛”为主,凿于浅龛,成群出现在寺庙附近的悬崖上。这些摩崖造像,只不过被小小的洞檐遮住,只是一个寺庙的下属部分,不再具备“石窟寺”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明清摩崖造像多为民间发掘,遍布全国,呈点状分布趋势。一些摩崖造像不再附属于神庙,而是独立地散布在山野和路边之间。除了少数大群体,大多数摩崖造像只有几个龛位,甚至一个龛位。雕像大多手法笨拙,体积较小,甚至有类似涂鸦的线雕作品,难以区分宗教或题材。这一时期的摩崖造像可以说已经脱离了寺院的范畴,成为广泛的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从石窟的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来看,浙江的古代石窟只有南朝的新昌才有,但五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有石窟的崖龛和一些在天然洞穴中挖掘的崖龛——这些龛可能是同一时期雕刻的,也可能是由不同时期的龛和寺庙组成的,甚至与寺庙无关。
比如浙江流行的罗汉造像,往往没有规则的龛位,或单个或成对,或分两排、三排甚至多排,所以很难区分龛位的数量。因此,在编制罗汉造像的龛数时,习惯上是将相对集中的罗汉群编制成龛。如飞来峰青林洞第7龛有7尊罗汉像,第17龛有18尊罗汉像,第14龛有50多尊罗汉像。这种编号方式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导致不同时期的调查报告中存在不同的生态位,亟待统一规范。
这充分说明,浙江绝大多数的古代石窟造像,无论形式还是功能,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石窟寺”概念。
但2020年至2021年开展的“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是“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的组成部分。石窟寺作为寺庙和依山势开凿的佛龛的统称,适用于中世纪中国西北、北方佛教寺庙的发展历史,但不适用于五代以来浙江佛教摩崖造像的实际发展。如果生搬硬套“石窟寺庙”的概念,势必给浙江石窟造像的调查、分类和研究带来麻烦。因此,在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阶段,我们有意识地用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概念来取代原有的“石窟寺”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浙江石窟造像考察报告》,而不是《浙江石窟考察报告》。
三、石窟造像的主题特征
浙江的石窟包括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各种佛教造像,以及少数道教、儒家思想和民间信仰的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十八罗汉等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不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来凤元代藏传佛教造像是十三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珍贵遗存。
吴越时期夏衍洞的白色观音像
早期石窟造像,如南朝单县石城山佛、唐代阳山佛、柯岩佛等,都是当时流行的弥勒造像,代表了弥勒信仰的流行。到了吴越国时期,弥勒佛的造像趋于固定,如九瑶山项燕大院一家店铺和玉皇山天龙寺的七尊组合。弥勒继承了唐代的卧佛造像。吴越时期,明州和尚,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佛化身的神迹,在北宋被神化,成为全民信仰。自北宋初年起,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首先出现在浙江,成为弥勒佛造像的新形式。后来在海上流行起来,甚至传到西夏。明清时期成为弥勒佛的标准造型,深受百姓喜爱。浙江现存最早的石窟布袋弥勒佛造像是元初飞来峰冷泉溪45、68龛雕刻的布袋弥勒佛,继承了南宋的风格。此外,北宋末年,杭州大佛寺的弥勒佛造像另辟蹊径,建造了宏伟的半身像,成为宋元时期江南造像的又一流行趋势,但在后世逐渐式微。
观音信仰自5世纪初《北京报》译介后,一直流行于中原地区。到了唐代,观音作为阿弥陀佛的受威胁佛,与大势一起构成了“西方三贤”,主要出现在净土的造像中。五代吴越时期,延续了唐代普遍的净土信仰,在杭挖掘了大量的西方三圣造像龛,如凤凰山的郭盛庙、紫云岭紫苑院、飞来峰灵九院等。与此同时,单尊观音龛也悄然出现。如泰山石龙寺、飞来峰神尼佛塔、飞来峰灵鹫寺、玉皇山天龙寺都有刘阳观音或水月观音的单尊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峰烟霞山的入口处,有一个刘阳观音和白观音相对而立的场景。其中,刘阳观音继承了唐以前的风格,白观音是吴越国的原创题材,为观音的中国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元初来凤汉式造像继承了南宋复杂的观音形象,在隐观音、白观音、刘阳观音、莲芽观音、观音等造型上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代表了宋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明清时期,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观音造像更受欢迎。出现了鱼篓观音、渡海观音、送子观音等多种题材。
吴越时期紫云岭紫园院西三圣左右两侧菩萨天王“一铺七像”正面正投影图
7世纪中叶,著名高僧玄奘翻译了《法生经》,罗汉信仰开始在中国流行。据《达摩居经》记载,在涅槃之前,释迦牟尼委托他的十六个弟子,不入轮回,在世间生活,传承佛法,作为世间所有信徒都应遵循的导师。十六罗汉信仰盛行于唐五代,吴越石龙院十六罗汉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像。到了吴越后期,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作者清祐尊和另一位无名罗汉,创造性地形成了十八罗汉的组合,流传于后世。吴越广顺三年出土的杭州夏衍洞十八罗汉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像。此外,晚唐五代出现的五百罗汉,是罗汉信仰的又一表现。杭州十五洞的罗汉造像,刻于公元944年吴越开元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500尊罗汉造像。南宋末年更是创造性地将浙江创作的布袋弥勒佛和十八罗汉两个造像结合在一起,如元初飞来峰六十八龛的布袋弥勒佛和十八罗汉,是我国现存唯一的这种题材结合的范例。
元代飞来峰造像由江淮佛教之都的主席杨炼·贾珍发掘。其中,有30多个西藏雕像壁龛,是mainland China最大的西藏石窟群。主题有释迦牟尼、无量寿、药师、阿川、辉煌佛、观音、文殊、莫力智天、金刚之勇、金刚之恶相、尊胜的佛母、般若的佛母、救度的佛母、大白伞盖的佛母、多听的天王、赞巴拉、金刚帕尼、米利瓦巴等。其中尊圣佛九坛城规模宏大;多天王骑狮、米日瓦巴和两个宫女、赞巴拉、狮吼观音、九头龙王胁侍等塑像极为罕见,代表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巅峰水平。
此外,如北宋杭州飞来峰玉汝洞禅宗六祖、南宋杭州宣彤寺三毛针君像、元代杭州飞来峰龙洪洞佛教高僧像、明代杭州宝成寺麻子杰拉像、明代杭州西山寺十王经、清代余姚胡公岩济公像等,都是浙江独有或国内罕见的珍贵造像。
四。石窟造像铭文
在石窟内外,经常有人工雕刻的抛光表面,用于雕刻铭文。除了造像铭文,还有重装铭文、佛经铭文、学者铭文等等。
石窟造像,一般是在佛龛侧面雕刻造像,标明姓名、内容、经费、誓愿、年代等。建造壁龛的支持者。碑文是石窟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断代、刻画等重要价值。五代吴越时期的慈云岭资源医院和西关净化医院雕刻了巨大的鬼手形摩崖石刻,用作雕像和建筑医院的铭文。石洞五百罗汉等佛像,由于食客众多,甚至雕刻了200多尊造像和碑文,内容丰富。夏冬罗汉像的铭文,尤其是第24龛的“庆友尊人”铭文,是吴越十八罗汉像起源的关键证据。吴越时期的杭州九瑶山造像,因为“向”铭文的发现和认识,造像的性质和价值才得以明确。杭州南宋宣彤庙造像及重建碑刻共11处,内容丰富,包括南宋初期、元代重建、明代三建,可以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元代飞来峰造像留下的十余尊造像碑文,记录了江淮各佛教都城的总统中,各级僧人和官员雕刻造像的全过程。但是,也有大量的石窟铭文。由于浙江气候潮湿,石灰岩风化溶解严重,大部分字迹不存在。比如飞来峰山顶五岳神尼佛塔的造像,虽然可以确认造像上有30平方米左右的铭文,但都无法辨认。
吴越九瑶山有七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雕像。
石窟里有一种碑文。虽然不是雕像的原始铭文,但其内容与雕像直接相关,比如重装雕像的铭文。在江南潮湿多雨的地方,石窟造像虽然遮风挡雨,但一般要二三十年后才能恢复佛像的金身彩绘。杭州飞来峰龙洪洞、青林洞、玉汝洞、宝成寺等。都有后人重装的铭文。
还有一种铭文与造像有关,即佛经。九瑶山香岩园石窟弥勒佛龛对面,与之同时出土的《弥勒佛上生经》全文相互映衬。在杭州袁世龙石窟后面的悬崖上,刻着北宋时期的《心铭》全文,书法精美。
当然,还有一种题字与造像没有必然联系,那就是历代文人在悬崖上的题字。唐代杭州刺史陆在飞来峰顶的神尼佛塔院中留下一首《游天竺寺》诗,可补全唐诗之不足。来凤龙洪洞内外,有大量宋代至民国文人的碑刻,与元代石窟相得益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需要指出的是,后世学者题写山川,有时还在石窟中刻字,甚至直接破坏了造像的内容。净慈寺后山的布赫达石窟石像,出土于五代吴越时期。前壁三佛像和两壁十八罗汉像被明代胡宗宪、丁洪题写的四个碑文、诗词、大字所毁。
浙江古代石窟的一大特点是含有各种各样的石刻。无论是造像题字、重装题字或佛经,还是文人“游览”过的摩崖石刻,都是一个完整石窟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石窟的发掘、维护、景观生成、景观接受和欣赏,以及在后世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历史过程。他们在石窟造像的调查和记录中是不可缺少的。
5.西湖石窟造像研究和保护的关键问题。
最后,以杭州西湖石窟造像为例,讨论了石窟研究和保护中的关键问题。
西湖造像主要分布在飞来峰、南峰、九瑶山、黄愚山、南屏山、凤凰山、吴山等石灰岩山地。因为石灰岩地区崎岖不平,景观清晰,又因为石头细腻,比其他岩性更适合壁龛造像。西湖的主要造像——吴越时期和飞来峰时期的造像都在石灰岩地区。至于宝石山大石佛寺至栖霞山紫云洞一带,有一些在火山岩上雕刻造像的例子,但仅限于北宋时期零星活动,尤其是元明以后。
吴越郭飞来凤二号龛西方三圣雕像
环湖山脉以天门山为界,北面的山脉称为“北山”,包括北峰、飞来峰、葛岭、抱石山。南部的山脉被称为“南山”,包括南风山、南屏山、黄愚山、凤凰山、巫山等。西湖的造像分为南山造像和北山造像。前者以吴越国雕像为主,后者以飞来峰为代表。文物的价值和特点各有侧重。
但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将慈云岭、天龙寺、夏衍洞的造像以“南山造像”的名义进行包装,与第二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合并,以“飞来峰造像”作为通称。然而,飞来峰雕像已经包括南山雕像,但重要的吴越文物如郭盛庙、石龙洞、九瑶山和净慈寺慧日峰都被砍伐和废弃。这种对文物的不合理归并,说明西湖造像的历史艺术价值,可能是过去文物考古界缺乏准确认知的结果。
这个问题也可以问,就是西湖雕像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在全国石窟寺(石窟造像)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体系中,应该如何提炼和说明?
关于南山的造像,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吴越国佛教造像”这一核心概念,将慈云岭、天龙寺、夏衍洞、郭盛寺、石龙洞、回日峰、九爻山等九个造像与同期的寺庙、高塔等佛教史迹进行整合,纳入杭州城市考古和西湖景观形成史的视野。吴越皇室资助的佛教史迹和艺术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南山的造像相互割裂,或者与飞来峰、宝石山混淆,其突出价值就无法显现。
可以讨论的空房间相对于飞来峰雕像更大。1982年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飞来峰造像》,包括五代吴越时期的神尼佛塔造像(飞来峰顶部周围)、北宋灵久造像(飞来峰东麓青林洞、玉汝洞周围)、元代总院、灵隐寺造像(飞来峰北麓龙洪洞、冷泉溪洞、花佩洞周围)。他们的时代,地点,寺院都不一样。在调查研究飞来峰造像时,需要根据佛龛背景的不同进行区分。将不同历史背景的巨大龛窟融合为一件文物“飞来峰造像”,在理论上有很多可探讨之处。而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将地理位置不相关的南山造像囊括在内,势必造成概念的混乱和价值解读的“失焦”。
作为封飞造像的核心价值,传统观点认为它保存了江南最大的藏传佛教造像群。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全面。这么说吧,青林洞和玉汝洞还有很多吴越国和北宋的雕像。宋元丁变法时,杨炼贾珍除了挖掘藏传佛教造像外,在江南还有一批带有“汉式”的造像,如花佩洞第98龛的西方三生和第99龛的无量寿佛、救世佛母、文殊三个造像,这些造像都是杨炼贾珍捐资挖掘的。第68龛《包和尚与十八罗汉》是飞来峰的经典塑像。传统上认为是南宋造像,如今学术界公认是元初发掘的。布袋和尚和十八罗汉精神饱满,与自然山体巧妙结合,代表了汉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寻找飞来峰中源远流长的“宋韵”,即南宋临安城的雕塑艺术,这种久藏的视角恰好可以揭示宋元之交飞来峰雕塑的时代和价值特征。
来凤元代“袋僧十八罗汉”第68龛与周围造像、山川的关系
杨炼·贾珍捐赠的位于封飞第98壁龛的西方三座圣像的正射影像
而飞来山造像的突出价值并不比杭州城和佛教史研究者更深,只是容易被忽视或遮蔽。前述国安单位对西湖造像的不合理合并,西湖造像在中国石窟寺考古体系中未能赢得相应的学术地位,都与此有关。
古人总是用“金寿”来比喻长寿。事实上,由于雨水侵蚀、风化、岩石失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田野里的石窟造像相当脆弱。在易被腐蚀的石灰岩山体和石灰岩溶洞中开凿造像,是西湖造像的特点,给石窟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江南露天多雨潮湿环境下石灰岩文物的物理化学保护,是一个亟待攻克的科技难题。期待文物保护科技人员在这方面有所发明。在我们的呵护下,古人的伟大艺术不会随着流光而褪色。
(本文转载自浙江考古,原题为《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概述》)
编辑:陈若茜
校对:阎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