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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留学生自由转学国内高校有违公平正义

陈志文:留学生自由转学国内高校有违公平正义

陈志文:留学生自由转学到国内大学有违公平正义。

中国教育在线陈志文2020-08-27

晨雾/转帖

原作者:中国教育在线主编陈志文

日前,一位业内知名学者在媒体发表题为《留学免费转学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晨雾注:原文附后)的文章,呼吁建立留学生免费转学制度,建议中外合作学校和公立大学将2-10%的容量分配给因疫情无法回去的留学生。

为了强调留学生免费留学转学制度的正当性,本文首先婉转地强调了一个结论:留学生群体整体是优秀的。文章称,对1972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的研究表明,75.15%的院士有留学经历。接着,作者系统地回顾了清华和现在美国大学的转学制度,列举了几位有过转学经历的国内外知名人士,甚至强调转学制度更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最后,作者呼吁中外合作学校和公立大学向那些回不去的留学生提供2-10%的招生计划。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提议对于缓解当前留学生回不来、出不去的窘境具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其中一些观点难以自圆其说。最关键的是,这个政策如果实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公平,国内大学还不能自由转学的情况下。留学生可以自由转学,显然是不公平的。

留学生整体优秀吗?这个判断显然是不客观的,也不能作为留学生转到中国的正当理由。

为了给留学生转学的正当性做铺垫,文章一开始就机智地论证了留学生群体是优秀的。留学生都很优秀吗?这个结论显然值得怀疑,甚至是错误的。

75.15%的院士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是特定遴选群体的分析结果,根本不能支持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基本都是上个世纪的留学生,而我们的转系需要解决的是现在的留学生。

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能力的原因,绝大多数出国留学的人都是靠学业上的绝对优秀。一个是公立学校,一个是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确实很优秀,但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1978年,我们中只有几十个人出国。即使在1999年,出国总人数也只有2.37万人。为了吸引这些留学生回国,教育部派出了大量外交官,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劝说他们回国。正因为如此,2008年以前,只要你是留学生,你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的户口随便落,哪怕你是从非洲等落后国家回来的,但为什么现在不是呢?

最近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国留学完全成为经济支撑的更好教育的路径选择。任何人都可以出国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出国留学是因为他们在国内考不上大学,而不是只有最好的。目前,中国学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学习。2019年公派学生超过3万人,当年出国的留学生总数远远超过90年代初高校招生总数,其中90%以上是因私出国。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联邦国家,教育一直是其支柱产业,吸引海外留学生是其重要的贸易手段。换句话说,有钱才是核心和基础,而不是学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能理解英国硕士只有十个月的原因。工业化大生产,有多少人上课刚懂就写论文回来?我们如何得出留学生一定优秀的结论?对于澳洲来说,教育完全由贸易参赞管理,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比较特殊,是优秀留学生的第一目的地国家,但和以前不一样了。根据美国的门户开放报告,1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70%以上是研究生,而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本科生,占比超过40%,研究生及以上的比例下降到36%。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高校效仿英联邦国家,以创收为目的,大规模吸引中国留学生。即使是像哥大这样的名校,也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创收硕士项目,比如统计学,而且往往一个班的学生都是中国大陆人。现在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里,这种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硕士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和英国的一样好。怎么才能说留学生的优秀呢?

在留学已经完全常态化的今天,学习好的留学生有很多,但是学习不好的可能更多,和国内大学的结构差不多。与历史上的留学生相比,现在留学生的整体优秀程度应该大大降低,学业越来越差,成千上万的人无法完成学业。在一些国家,代替中国留学生写作业考试已经成为一个行业。

在留学生已经完全常态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否认优秀留学生群体的存在,甚至不能增加,但也不能刻意强调留学生整体的优秀,更不能以院士的留学经历作为佐证,这显然是错位嫁接,违背基本事实,更不能作为留学生自由转会正当性的依据。

大学自由转学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没有完全实行?

大学转学制度确实是一种基本的制度需要,这点应该没人反对,但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国内大学没有真正的自由转学制度?

本文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清华的转学生数据和美国大学的自由转学制度,并以201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6%的转学生为特例,强调这一制度对于拔尖人才培养的普遍性、必要性甚至重要性。

大学转学制度确实是必要的,是西方普遍的制度建设。一般来说,大二转的多,大二转的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名校很少,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很少有成功转学的,有些年份几乎没有转学的。一般高校相对较多,因为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学校基本解决未报的空缺。

然而,为了说明这一政策的例子,作者有其他事实。比如UCLA 36%的高转学率就有特殊原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等知名大学都是州立大学。加州政府出于公平等原因,强制要求这些加州顶尖大学提供更高的名额,接受加州部内其他几十所学校的转学生,尤其是相关社区学院的转学生。这种高比例是一种特殊政策的结果,是强制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性的,显然不适合作为支持这种政策的依据。

至于30年代前后清华的转学生数据,就比较特殊了。北京大学第一任英语系系主任、著名学者李富宁先生当年没能考上清华,只好先去南开,然后继续考上清华,从南开到清华,成为著名的英美文学大师。很多学生考上其他大学的时候,接着考上了清华。转学背后的原因是公费留学,不能简单说是转学制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什么招生制度?

无论是美国现在的转学制度,还是历史上清华的转学制度,都是一个大致统一的招生制度的对接,而不是两个招生制度的对接。比如美国高校的自由转学制度是申请考试制度,而不是跨招生制度的转学,这一点必须明确。

在讨论留学生自由转学制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国内高校的自由转学制度。如果国内大学不能自由转学,为什么留学生可以自由转到国内,在道德上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大学的转系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但不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原因是转让条件非常苛刻!

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强调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同时,严格转学制度要求。

对于转学原因,文件强调只有两种,一种是生病,一种是特殊困难,比如父母需要就近照顾,或者导师去世无法继续学业。而且转学的要求很明确:

申请转入学生的高考成绩应达到学生原籍相应年份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的高考成绩。

申请转学的研究生,希望转入与转出学校同等层次、类型、学科、专业水平的学校,必须通过拟转学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的专业考试或学业水平评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学:

(一)入学不满一学期的;

(2)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取分数线的;

(3)从低教育水平到高教育水平;

(4)通过定向就业、艺术、体育、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

(5)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绩招生的人员(包括保送生、单独考试招生、政法干警、第二学士学位、新升本科、五年一贯制、三二段制等人员。);

(6)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

(7)二区招生单位录取的研究生转入一区招生单位;

(8)跨学科范畴;

(9)应休学;

(十)无正当理由的其他情形。

在过户的过程中,也是非常严格的。转出学校同意后,要严格审核转入学校的转学条件和相关证明。经招生委员会或招生监督部门同意,学院和学校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学生转入名单。投票情况将如实记录在会议纪要中,委托人将在接受函上签字...

具体条款我就不赘述了。核心条款可以简单表述为,一是因为在当地读书会导致身体生病,二是因为导师(研究生)去世。转学的时候只能从高水平的学校转到低水平的学校。高考分数不低于当年转校分数。比如从本科转专科,211转非211,985转非985,研究生转二级招生单位录取的一级招生单位,禁止反向转。

为什么这样规定?保持公平!

多年前,中部某省,被非211大学录取的学生以各种手段为借口,转到211大学。之后又曝出有欺诈违规行为。教育部严格调查并严惩了责任人,学生们回到了原来的学校。这个政策如此无情,一刀切,就是因为诚信和欺诈的问题。

一旦表面上给了一把更科学更全面的尺子,给了一把软尺子,那么各种算计和欺诈就会接踵而至。当我们无法保证公平正义的时候,只能放弃。这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也是政府保障的底线。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调动的诉求很少启动,更不用说程序的繁琐了。换句话说,因为诚信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国内大学的转学制度基本是暂停和搁置的。

当然,也有一些变相转学制度是变相存在的,这就是转学生制度。

一般是名牌大学(一般是985)。先在当地划定一个二级学校名单,一般是211,或者几个双一流大学。大学第一年结束后,根据你的学校成绩进行报名资格审核,然后参加学校的笔试和面试。经过严格的选拔、公示等程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直接转入新学校。这种做法其实可以看作是转学制度,只是用了一个新词:转学生。

但这绝不是自由转会制度。限制很多,有条件的学校,甚至户籍,总量很少。

留学生自由转学回国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必须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所有高校,不管是不是留学生,都要一视同仁。

有人说可以模仿国内由高变低的原则,或者转学生的做法。总是可以的。

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国现行的院校转学制度。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英美高校。我们应该对转来的留学生采取申请考试制,对国内高校沿用原来的做法。

英美大学的申请考试制度有很多优势,但在中国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公平正义的挑战。其实已经完全被扭曲和污染了。随着留学生的大幅增加,英美各种标准化考试的考试其实比国内高考还要疯狂,保底班也很多。在软尺上,中国父母不惜重金收拾孩子,去非洲扶贫,去瑞士美国搞科研。国内留学中介公司纷纷更名为背景推广公司。什么是后台推广?说白了就是虚假包装孩子,因为美国高校除了学习好还需要看其他方面。

日前,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丑闻频出。很多教授不惜亲自上阵,拿自己的科研成果去包装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真实的诚信环境。高考改革一直在尝试推进以分数为依据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综合评价最后只沦为“一参考”,两个依据还是分数,这就是为什么。

应该毫无疑问,如果在国内高校转学中模仿西方的申请考试制度,一定会触碰到公平的底线。

更何况国内大学不能自由转学,国外大学可以自由转学。无论如何,这是对中国大学的一种歧视,是对教育公平的一种破坏。

一个是中国的高考制度,以分数为标准,一个是以西方等级评价为标准的申请考试制度。如果同意留学生转学,完全有可能催生出大量钻政策空子的行为:虽然你们都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有经济支持,可以申请英美大学考试制度的录取标准,最后可以在大学第二年或者第三年转学回国,按照分数和参加高考的同学进入同一所大学甚至同一个专业。

其实这相当于用双重标准对待同一批中国人和考生。谁能保证?

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歧视的问题,更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高考的基本公平正义!我相信这个政策一旦实施,会有一批孩子短期出国,通过这个捷径来救国,就像现在国内流行的自主招生培训一样。近年来,一些移民公司利用外国和海外中国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的政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我们必须在总体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考虑中国大学转学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针对留学生的转学制度。建立留学生自由转学,首先要解决国内大学的自由转学问题,至少要公平对待两个群体,在一个统一的尺子下!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支持探索更科学合理的大学转学制度,这是另一个问题。

是否真的存在大规模留学生学业被迫中断的困境?这个问题需要客观面对。

之所以提出留学生免费转学制度,是基于疫情和美国政策的影响,存在留学生回不去继续学业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和现状,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坦白说,目前不存在留学生因为疫情和政治原因无法大规模继承学业的问题。

首先,很多留学生没有回国,还在当地,这一点需要明确。

其次,大部分高校都给出了线上和线下两种继续学习的模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根本不存在强行打断。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联邦国家,教育是支柱产业。从国家领导人到学校,都热烈欢迎留学生回来,都说9月份正式开学。目前,英国正在组织专机接回滞留在中国的留学生,回英国学习。换句话说,这部分主要是学生回去的意愿问题,充其量只是经济问题。一些家长和学生可能会因为各种担心,包括安全问题,而不愿意回去,但这绝不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

至于美国,这学期基本上有两种学习方式,一种是线上,一种是线下。也就是说,即使回不去了,也可以继续在线学习。如果不喜欢线上教学的效果,最差可以GAP一年。

一定会有人谈到在美国因签证障碍而被迫中断学业的问题。最近美国确实在留学生签证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我们仔细梳理了美国的一系列签证政策,主要影响了一小部分特定群体:博士生、敏感专业、公立学校、以及所谓涉军大学的个别学生。坦白说,我们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够优秀,美国不会拒绝你。人们关注的核心是高层次人才,而不是本科生。美国“涉军”签证政策消息发布后,美国国务院和蓬佩奥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欢迎中国留学生,只有少部分学生受到影响。

总之,即使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也不存在因为签证而无法大规模继续学业的事实。

据媒体报道,美国签证新政影响的总人数约为3000-5000人。对于这些人,作为公职人员,可以继续在原学校就读。剩下的,我同意支持国家有关部门给这些人一个独立的申请渠道。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真正需要应对的,或者说转回中国的,是极少数的博士生群体和极少数被美国出于政治原因拒之门外的高层次人才。我相信国内的大学也是欢迎的,但绝不应该扩展到其他层次,尤其是本科层次。

选择留学也是选择了一些风险,个人要承担,不是吗?

一些家长出于个人担忧不想再去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

其实你选择留学,就选择了一些风险,你要承担,比如签证。当年,于因签证问题未能赴美留学。911事件后,签证政策迅速收紧。当时,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因为回国探亲而无法返回美国继续学业。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和承受的。

至于我自己的个人意愿,我不想去。我也希望,甚至认为,国家应该给予优惠和照顾,让他们转到国内的好学校。虽然我能理解,但恐怕不合适,也不公平。

前两天有个孩子在加拿大二流大学读书的家长说,想把孩子转到国内著名的C9大学。在这位家长眼里,XX大学非常优秀,远超国内所有大学。看来这个大学受了委屈,还拿出一个我都不知道的专业排名来证明。

我告诉她,不回学校尊重你也是你的自由。至于中国的这所大学,我应该也不要你的“优秀”儿子。

来源:2020年8月27日中国教育在线-陈志文专栏

https://news.eol.cn/zbzl/202008/t20200827_19992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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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0-08-05人民政协报两位学者的呼吁

免费留学转学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者:陆晓东、涂丽华

(作者陆晓东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涂丽华为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

留学生的留学经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人生经历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教育开放作为中国教育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们最近的项目中,我们对1972年毕业的676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做了传记研究,发现75.15%的院士有过留学经历,留学国家(地区)有31个,其中欧洲、北美和亚洲是主要目的地。这说明留学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

而转回国继续深造的留学生,虽然没有完成在国外的学业,但也有一定的优势。第一是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第二是专业优势。我们经常抱怨一些留学生留学后不回国,但特殊时期人性化的自由转学政策有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提前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之前我们经常抱怨留学生滞留。在当前特殊的疫情期和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灵活、人性化的自由转学政策将有助于他们重新发现我国制度的优势和张力,吸引留学人员选择提前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从未来人才储备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困难时期反而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疫情,也要建立转移制度,并逐步完善。学生总是在成长,在变化。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学生自身的学习,他们会对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志向。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为学生的新认识、新抱负和发展愿望提供学习机会和环境。高考的学生只是在人生经历中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评判,比如高考,学生智力的分数,来限制学生未来无限的发展潜力。这方面国内外案例很多。1948年,有一个叫陈一坚的同学,高中毕业后直接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并被录取。然而,1949年,陈一坚知道厦大航空系空开始招生。在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就读时选择转学厦门大学,三个志愿都报了航空系空。他有了一个全新的雄心,要为自己的国家造一架飞机。他如愿完成了转账。1950年,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航空空系合并,陈一坚再次从厦门大学调到清华大学。陈一坚院士是飞豹歼击轰炸机的总设计师,为国防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抱怨学生不愿意学习艰苦的行业;另一方面,现在的学生想造飞机。他们有机会从福建师范大学转到北航空航空航天大学或者西北工业大学学习飞机设计吗?例如,陈一坚的情况不是单一的。我们详细统计过50年代北大培养的院士名单,很多都有转学经历。

在教育史上,弹性转学制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从1929年到1930年,清华大学录取的转学生人数分别占录取总人数的10%、6%、18%、11%和21%。每年录取的转学生比例在10%-20%之间,个别年份超过20%。

转学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招收普通高校的转学生。2010-2011学年,哥大招收了123名转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我们也找到了公立大学的最新数据。201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转学申请人数为24121人,其中5335人被录取,3283人注册,约占当年新生的36%。转学生主要来自104所加州社区学院。

迁移产生的异质学术关系对人的创造性成长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981年就读于加州洛杉矶西部学院,两年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19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现在美国的一个持续创新者是埃隆·马斯克,他是一个跨境转学生。17岁时,他的第一所本科学校是加拿大皇后大学。1992年在女王大学学习两年后,他越过边境,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物理学双学位知识库对其目前的颠覆性创新非常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转会经历,就没有埃隆马斯克。美国的转让系统对全世界开放。2020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金牌得主郑凡,2010年至2011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学习了一年,随后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完成了本科学业。

因此,建议国内外合作办学高校和公立高校在这一特殊时期,分配一定数量的名额,启动跨国界自由转学政策。由于在线教学的巨大容量,接受国际学生转在线学习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恢复面授,高校应根据教室的容纳情况和专业的容纳规模以及不同地区、校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转校规模,供中国学生回国时选择,例如年级数的2%至10%。

目前接受留学生转回国的院校,教学能力和宿舍能力是关键,关系到教室能力和实验室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针对特殊情况在政府层面做出积极的配合和安排,再加上学校的科学挖掘和科学配置,高校的教学能力有很大的扩展潜力。

总之,留学生转学的问题要根据学校层次的不同。评估后要在国内找到匹配的学校和教育形式。应该适当开放一些指标和名额,吸引一部分国外名校的学生转回来。这将有助于提高国内人才储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来源:2020-08-05人民政协网

http://www.rmzxb.com.cn/c/2020-08-05/26364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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