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10.7万人,比1978年(10708人)增长了100多倍。近年来,研究生“高学历低能力”“大材小用”的“内卷化”现象引发了研究生过剩、质量下降、功利性读书等诸多热议。,也让大众对研究生的能力和价值产生了怀疑。是否应该拿出“血本”,投入时间读研?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读研“三难”皆因“卷”?909万,今年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喜怒哀乐和不为人知的生动故事。对于许多像李晓林这样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一个词——“困难”可以用来形容他们的处境。29岁的李晓林刚刚从北京一所“双非”高校(非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大学)获得外语硕士学位。她把自己归为“大龄”研究生群体,这种学历教育的经历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考研两年,加上读研两年,砍掉90%的娱乐时间,四年没有正常的生活。学习期间,几乎相当于免费给导师打工,论文得不到有效指导,心力交瘁。”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吐槽”。考研和读研都很难说难。更让她沮丧的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就业更难。大学毕业后,李晓林在私企和培训机构之间徘徊了几年。现在她有了高学历,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找工作的时候。今年以来,她喜欢的机构和大公司的简历石沉大海,她看不上小私企的工作。“要不要回内蒙古老家当老师?”她在挣扎。这几年的扩招,让研究生过了“稀缺即珍贵”的时代。“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供需多了,价格自然下降。如果荔枝之类的水果多了,就卖便宜了。研究生人数大大增加后,自然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好工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人数每年都在快速增长。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1年的15.9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7.2万人,增加了两倍多;第二个十年,研究生人数会再翻一番。对于个人来说,数字的显著增长不仅意味着学历的贬值,也意味着它正在成为职场入门的“标配”。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现象对应的是当下的热词:“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从社会学领域中断裂出来的词,被用来描述研究生教育中非理性的内部竞争,这种竞争使人不自觉地陷入“囚徒困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参与其中。“‘没有研究生学历不要做。’这种对学历的歧视和对文凭的过度消费,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人为地导致了不必要的‘内卷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今年,当一些应届毕业生还在为工作焦虑的时候,新一轮的考研准备已经开始了,很多考研“培训工厂”都很火爆。在沈看来,这种溢价可能与市场供求有关,因为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就像市场上的少量“高端水果”,受扩招影响不大。目前每年三四百万的“考研大军”,为了达到未知结果的预期,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作为一名二战考生,来自山东的尹很清楚,由于扩招速度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长速度,免试招生比例增加,在职研究生纳入统考,现在“研究生越来越难考了”。特别是42所“双一流”高校免试招生比例普遍接近教育部规定的50%上限。“但是一定要考!不能说增加你的竞争力至少会降低你的淘汰率。”尹在百度实习了三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他觉得对方的眼光比普通本科生要长远得多。虽然去年的“一战”失败了,但也让他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愿意苦了研究生,只要能考上,为就业增加更多的筹码和机会。”于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瞄准了北京某“双顶”高校的计算机系。虽然有很多像尹这样的“勇士”,但也有人在看清考研形势后陷入两难。王慧娟对加入考研大军犹豫不决。去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刚进一家出版社的时候,经常被人问“研究生是哪个学校的?”每当发生这种事,她都觉得有点尴尬。“想去的学校难考,考上‘双非’也没用。我也想过出国留学一年,但是费用有点高。我爸妈觉得还是先在二线城市交个首付(买房)再花那个钱吧。”工作一年多了,这个来自安徽的女孩还在为读研“不值”而纠结。
“过剩”是个伪命题?对于现在的研究生来说,“内卷化”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几年研究生做过外卖骑手、司机、保安、卖房...各种“高学历低学识”“大材小用”的案例不胜枚举。“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某种‘降维’。大学生越来越像以前的高中生,研究生越来越像以前的大学生。”刘勇感慨道。但也有不少专家表示,研究生学位虽然贬值了,但数量并不“过剩”,所以要慎用“内卷”这个词。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彭排看来,过剩意味着供大于求,但从许多角度来看,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并非如此。从考生的角度来说,考研需求依然旺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研;从毕业生来看,不同领域过剩与不足并存,部分专业毕业生甚至供不应求。同时,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刚刚突破50%的门槛,说明我国才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大众化阶段,还有上升空。《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各行业从业人员研究生学历比例仍然较低。比如研究生学历只占员工总数的1.1%。在被公认为“最强研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从业者比例仅为10.7%;教育次之,占7.4%;金融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5.2%和4.4%。“从这点来看,我国研究生从业者存量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彭湃说。沈还表示,目前,在博士、护理、教师、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研究生仍有大量缺口同时,研究生扩招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意义。个人(考研人)总是受制于大形势,会被动,而竞争意味着更累更苦。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和代价。但是对于国家和大学来说,考生多有利于选拔更多更好的学生,所以是好事。尤其是目前专业硕士招生比例持续增加,这个群体的学费更高,所以很多学校有动力扩招。“如果你看看各省就业人口的研究生学历比例,你会发现,中国的研究生根本不是过剩,而是稀缺。”清华大学教育科研院长聘任的副教授李凤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我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能够到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任教,就不会出现“隐形失业”和“人力资源浪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将会得到很大提高。"总之,研究生过剩涉及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结构."刘永谋说,从直观感受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可能比速度更重要。
教育质量“水分”大不大?与研究生“过剩”问题类似,我国研究生数量“高歌猛进”面临的另一个普遍争议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水分”过大。关于这一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专家们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刘永谋支持研究生质量下降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扩招不一定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但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不匹配的过度扩招会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实际上,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确实在下降."他说,其具体表现是,扩招导致学生“注水”,很多学生没有学术理想,只想“混”个文凭;教授职位也是“注水”,招的学生多。导师很难像以前那样“雕琢”学生。此外,还与教育资源有关。虽然国家加大了投入,但是相对来说,研究生能享受到的资源在减少。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为21836万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近1亿人。“这个发展速度很惊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科学报》。他还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导致了“高分低能”、“高教育消费”等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的诸多问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意味着期望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具备更高的能力和素质,而不仅仅是拥有一个大学生身份,否则会导致高教育消费和低就业。”他说。不过,在沈看来,扩招导致的研究生质量下降不能被夸大。他说,研究生规模扩大后,好学生和差生都会增加,方差会拉大。但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选拔精英,而是让每个进入教育体系的人都能得到发展,国家也会从中受益。“我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有数百家,培养质量参差不齐是必然的。严格来说,在一些培养条件差、生源条件差的学科点,存在指导不到位或者质量危机的情况。”他说,但很难得出学生整体素质急剧下降的结论。他举例说,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生物学领域只有一篇论文发表在《细胞》上,但现在中国科学家每年都在CNS(细胞、自然和科学)等顶级期刊上发表相当多的文章,很多都是学生完成的。从这方面来说,优秀的学生更优秀。沈参与全国研究生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对自己在研究生期间的个人能力成长总体评价非常积极,接近9分(满分10分)。在采访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院士和专家时,他得到的信息是,该领域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非常有能力,超过了上一代学者。“除了文学、历史、哲学等受学术范式更新影响较小的学科外,在经济学、生物学、计算机等领域。知识更新迭代更快的地方,现在的学生不比以前差,甚至可能更好。”他说,“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优点。老一辈的学者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素养更强,而现在的研究生英语更好,文献阅读更多,动手能力更强。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在彭湃和李凤亮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也应该换个角度看待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多元化”。“如果只看科教人才的培养,研究生培养质量肯定会受到负面影响。但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和培养政策的设定是多元化的,不能仅以过去的标准来判断当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得出一个下降的结论。”彭湃说。彭湃开展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学习与发展调查显示,目前近七成的研究生是以提高综合素质和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为目的而学习的。只有不到4%的硕士研究生是因为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去读研的。这说明,尽管名称中带有“研究”二字,但研究生对研究生学习的需求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李凤亮也持类似观点。他不认同研究生教育质量整体下滑的判断。“如果从投资等指标来看,研究生教育质量并没有下降。如果按照研究生的精英程度来判断,也是错误的。”他说,“比如拿40年前和现在读高中的人对比,很明显40年前的人更精英,但得出现在高中质量比40年前差的结论,就很荒谬了。”在他看来,研究生有更多样的目标是合理的,研究生教育有很强的溢出效益,不仅满足了研究生的个体发展,也有助于这些个体周围人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现在研究生教育更加多样化,我们应该用更加多样化的质量观来分析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他补充道。
读研“功利化”可不可取?近日,河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2021年拟录用大学生名单引起热议,因为其“一线生产经营岗位”中有不少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双顶”高校的研究生。这一消息引发了“研究生失去理想”、“追逐垄断行业工资”、“研究生学习功利化”等批评声音。背后反映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有些人考研动机不纯。无论从事科研、教学的能力如何,都应该先拿到文凭,这样才能升职加薪,或者在婚姻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婚姻”。那么,研究生教育有义务满足这些“功利”需求吗?在这次采访中,专家们对这个问题也持有不同的看法。沈认为,高校是学术性的,没有义务满足这种需求。其任务是提升人力资本,使学生通过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刘永谋也持类似观点:“研究生扩招降低门槛,让以就业为目的的考生获得加入研究生队伍的机会。换句话说,不是研究生失去理想,而是没有学术理想的人来读研。”在他看来,这与全社会“文凭过度消费”有关。其实很多工作完全没有必要给研究生设置门槛。“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和‘学历歧视’(没有研究生学历就不要)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人为地导致了不必要的就业‘内卷化’。”他说。同时,“文凭过度消费”刺激大学生报考研究生,加剧考研竞争压力。考研就业的不在少数,对学习没有兴趣,也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但在彭湃看来,中国目前基本上是一个学历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读研究生,追求更高的学历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比如有的人工作几年了,想提升自己,或者为了更好的工作待遇而转专业。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他说,一方面,这是由学历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或人力资本)是最常见的教育功能;文凭还有另一个信号作用,让拥有者“自带光环”,从市场筛选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动机和需求肯定是混合的。不可否认,有些人纯粹是追求一个文凭,因为它是某些行业或岗位的“硬杠杠”,是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如果教育让人发展,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应该有满足的义务。”他说。然而,彭湃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考研中的功利性,尤其是在争取保研机会时,表现为“GPA(平均分数点)的竞争”。“大家都去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分,变得有点像中小学生,有些人甚至为此和导师发生关系。不应该鼓励这些不正常的功利行为。”“我不反对个别研究生带有世俗目的,但我们应该鼓励个别研究生更高尚。”对此,李凤亮表示。(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