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应(某金融机构宏观研究员)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这是继2020年、2021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三份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题的年度文件。相比之下,在2020年之前,将更加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但不会同等重视城乡发展一体化。比如2018年和2019年的类似文件,都叫“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从“以人为本”和“城乡融合发展”两条主线出发,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城乡工作思路的变化,进而为判断一些中长期政策方向提供参考。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2021年的64.7%,但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阶段城市化思路的差异,本质上体现在两点:一是如何协调城乡关系;二是如何协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政府通过土地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及其在城乡、大中小城市之间的流动和配置,从而间接影响甚至决定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
在处理城乡关系上,与“新型城镇化”相对的,是以“城镇补充城市”为主要特征的“旧城镇化”,从1949年持续到2013年。在“旧式城市化”阶段,无论是土地管理制度还是户籍制度,都更有利于城市,甚至可以说牺牲了农村的利益来补贴城市。
在土地管理制度上,地方政府可以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将其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然后作为工业用地进行工业发展,或者作为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进行招拍挂。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持续的税收收入,或者一次性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土地的供应,城市土地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往往会上涨,这使得土地成为一个很好的抵押品。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抵押融资后,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土地的持续升值,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土地财政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土地产生的收入大部分流向城市。
户籍制度方面,城市产业集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效率高于农业,所以城市的收入相对更高。此外,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居民生活的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只能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者参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有2.6亿人居住在城市,但登记在农村地区。
在“旧式城镇化”阶段,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向城市集中,但农民只获得少量土地增值收益,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城镇化的成本很低,可以说是“以城补乡”。直接结果是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97年的2.47上升到2009年的3.33。虽然此后逐渐缩小,但2021年该比例仍将为2.50。
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思路的重大转变,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土地管理和户籍两项基本制度有了很大调整。
先看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改革方向是保护农民权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空,增加农民土地收入。2019年《土地管理法》重新修订,限制了政府滥用征地权,同时也提高了征收补偿标准。此外,它还允许集体经营的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打破了地方政府在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权。2020年加快推进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和土地空改革,允许省级政府在本辖区内自主配置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同时,探索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全国跨区域交易机制。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使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流向一致,包括从人口净流出的低线城市向人口净流入的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转移,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效率。
土地资源和土地空的优化有助于控制物价上涨,提高建设用地指标流出地区的财政收入。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假设一亩建设用地指标从一个西部县划拨到上海。在不增加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指标的情况下,地价贵的上海可以获得额外的建设用地(有助于控制房价),而西部某县可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出让收益。
再看户籍制度,核心是加快人口城镇化,有序引导人口流动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4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加大了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力度。截至目前,市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均实行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政策。即使在上海这样难以落户的特大城市,2021年,上海市允许在自贸区五个新城新区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已经试点,符合基本条件的可以直接落户。
这两大调整在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任务中有明确体现。土地管理制度:一是第四条提到要完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联动机制;二是第八条提到,加强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三是第二十五条提到,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准入制度。根据前面的对比分析,第四条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空,第八条和第二十五条有助于增加农民的土地收入。
与土地管理制度相比,文件有更多的篇幅涉及户籍制度和市民化。一是文件明确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第一条至第四条(分别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二是第二章“不断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空”也包含相关内容,包括第八条“支持发展一批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好的县城”,第九条“推动边境城市发展,支持丹东、黑河、防城港等东北、西南边境城市吸引集聚人口”。第三,加快新城建设,包括第十一条(有序城市更新)、第十二条(加强住房供应保障)、第十三条(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第十六条(增强抵御冲击能力)、第十七条(提高智能化水平)。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是为了加快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定居。在保证住房供应基本需求的同时,还将加快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市民化质量。
另一个视角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以县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事实上,不仅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时指出需要“城乡融合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时也是如此。2021年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乡村振兴为主题,提到要“加快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
根据《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是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包括积极建设城乡学校社区,建设紧密型县级医疗社区,完善县村相连的养老服务;二是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包括因地制宜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管网向郊区农村延伸,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5%,建设城乡冷链物流设施,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管护一体化。三是稳步推进改革试验,稳步扩大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续30年的范围,支持11个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加快改革探索,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四是推动扶贫成果巩固扩大,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近年来,为什么要大力推进以县为基本单元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我看来,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是避免农村地区的快速空国际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家庭分离人口将达到4.9亿。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村的人,不是住在户口所在地,而是在外面工作学习。县城城乡一体化后,在老家就业机会更多,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回老家,住在农村但在小城镇或县城工作,缓解农村老龄化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这是中国在借鉴日本六七十年代推动乡村振兴的经验时需要避免的问题。第二,以县为单位推进城乡一体化,适度规模化,统筹规划实施,以低成本推进通信工作。第三,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县城的公共服务比镇更集中,县城的房价比地级市低。所以,县城通常是农村人进入城市的首选。县城的城乡一体化,可以帮助解决农村人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近年来中国城市化思路的变化。一是在土地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上,扭转了2014年之前“以村补城”的旧城市化模式,提高了市民化质量。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流动相一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这在《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中有明确体现,也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时将继续坚持的方向。二是推进“以县为基本单元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助于避免农村人口空心态,降低政策沟通和执行成本,更好地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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