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兴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座教授
法律知识的演变与分化节选——以社会科学法和法律主义为视角
中国法学的知识转型。中国法学的新时代以1979年刑法等7部法律的颁布为标志,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但是,法律的颁布并不等于法理学的恢复和重建。随着中国立法和司法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法学也相应地获得了空的增长。根据李肃教授提供的分析工具,自1979年以来,中国法律知识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此外,还有三次对中国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会议。(1)80年代政法普及阶段法律知识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这里存在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这时,法律知识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政治话语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而是政治法律。所以有“幼稚法”的评论。比如国家与法的理论框架下的理论法学就很单薄。但注释法缺乏方法论的支撑,也很肤浅。1980年,大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名为《法治与人治论文集》。作者是当时法学理论界的老一辈学者,主要论述了法治与人治、法治、民主与法治的概念,以及法律的继承性与阶级性、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与法治重建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从思想上消除法律虚无主义,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的性质。(2)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法学发端。1.文化热导致法律文化研究的繁荣。以梁志平《在自然秩序中寻求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引领了法学研究的潮流。一般来说,法律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倾向于法律人类学。2.科技热导致大量新法理学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知识界曾一度掀起学习和应用科学三论的高潮,其中“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科学的三大理论,尤其是系统论,对包括部门法学在内的法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所谓系统法学,就是指人们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法律和法律现象的一门科学。它是法学和系统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其发展受法学和系统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刑法学领域,何炳松教授撰写了《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可以说是将系统论直接引入刑法学的一部论著。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当然会对法律知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毕竟没有社会科学那么直接。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法学中的应用会产生知识增量,而自然科学方法论在法学中的机械应用只会产生简单模仿的消极后果。只有把统计学作为法学研究的辅助方法,比如用统计学分析犯罪数据来描述犯罪现象的演变,自然科学方法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3.法律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1996年,李肃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法社会学著作,而是运用法社会学来分析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此,它是及时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促进了社会科学法的发展。这本书在中国的法学界,尤其是法律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格来说,这本书不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学术专著,而是一部重要论文的合集。其中,主题涉及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市场经济与法制等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贯穿全书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模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肃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促进了社会科学法学的研究。4.法哲学,尤其是法的价值论,也是这一时期法学的走向。卓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的价值论》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此,我还想提一下部门法哲学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刑法哲学》,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刑法的人性基础》,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刑法的价值结构》。社会科学方法的大量引入是对中国法学的一种拯救,尤其是法社会学方法的中立性,即所谓的价值无涉,具有将此前混杂在国家与法律理论中的法律知识祛魅的功能。而且社会科学法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法律知识,提高了我们的法律知识素质,使法学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确立了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意义重大。(3)2000年代以后,在法律主义的上升阶段,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借鉴知识,社科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采纳社科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学说也是如此。90年代,就刑法而言,注释法学的研究借鉴了50年代引进的苏俄刑法知识,但这些知识已经过时。只是在21世纪初,随着德国和日本法律著作的译介,才引发了对中国部门法中法律主义的研究。在刑法领域,随着1979年刑法的实施,刑法学者运用注释方法研究刑法文本和刑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初步形成了刑法理论体系。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受苏俄刑法影响很大。同时,中国学者没有熟练掌握法律主义的方法,因此刑法理论水平低下,以至于解释法成了一个“贬义词”。对更高层次理论的向往,导致了摆脱注释刑法、提升为理论刑法的追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于1992年出版了《刑法哲学》一书。该书虽然名为《刑法哲学》,但实际上是各种刑法知识的混合体,而不是纯粹的刑法哲学。在本书的“结语”中,我区分了实在法意义上的刑法学哲学和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学哲学,认为两者性质不同。这是我已经感受到的刑法知识的多重形态,所以我把规范研究方法形成的刑法知识和哲学研究方法形成的刑法知识区分开来。这一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刑法知识的研究还处于不由自主的探索阶段。此后,我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刑法的人性基础》和《刑法的价值结构》两本书,从而完成了刑法哲学的研究历程。随着1997年刑法的大规模修改,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以注释为主的规范刑法。2005年我的文章《刑法主义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刑法主义的原则,试图将刑法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我国刑法的司法适用中。法律主义的研究更加依赖于法律,而中国大规模的立法为法律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究其原因,第一,不同部门法的学说化程度直接关系到这个部门法的立法进度和法治发展。如刑事立法成熟的部门法,法律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然而,立法滞后的部门法——法的学说发展较晚且缓慢。其次,法律主义在法律各部门的发展也与本学科的司法化程度有关。一些司法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法对法律主义的需求较大;而一些司法化程度较低的部门法,对法律主义的需求较少。比如宪法是根本法,但是宪法的司法化程度不高。主要是为其他部门法提供立法依据,通过其他部门法实现宪法的目的。所以,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宪法。至于规范性宪法或宪法主义,值得提倡,但实用性不大。所以我对宪法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第三,一些新兴的法律学科,如知识产权法、环境法等,对法律主义的理论借鉴很少,导致法律主义研究困难。当然,随着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司法化的完善,法律主义的研究是可以期待的。第四,程序法在法律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程序法的学说是一个难以研究的问题。比如程序的时间规定、证据判断等问题不适合进行法理研究,而程序法中的一些实体性规定仍然可以用于法理研究。比如刑事诉讼法中,如何理解公民的扣押?2021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以殴打等暴力方法、非法使用强制手段或者变相体罚等残忍手段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志所作的供述,应当排除。如何理解这里的“变相体罚”和“不能承受之痛”的规定,都需要通过法理的学习来明确,使这些相对抽象的规定转化为相对具体的规则,以便于司法适用。(四)三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学术会议是学术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学术会议可以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因此,在中国的法学界,以部门法为单位召开的学术会议数不胜数。但是,随后的三次会议对中国法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们与社会科学法学和法律主义密切相关。1.世纪之交,《法学研究》编辑部和《法律业务研究》编辑部于1999年12月17日至19日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了“法学向何处去”座谈会。会议主要是法学家参加,我作为部门法学家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指出,法理学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即泛政治化、过度规范化和非理论化。关于法理学研究过度规范化的命题,我认为:“法理学有三种知识形态,即法理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其中,法理学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法哲学和法社会学当然很重要,但法理学即规范法理学才是法理学的基本内容。没有规范法学就谈法哲学、法社会学,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中,最薄弱的是规范法学。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适用等法律中一般问题的理论解释,对部门法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问题在法学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部门法学研究的需要。说白了,目前部门法学对法律解释、法律关系、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的研究正在取代法学家,这是一种角色错位,而这正是部门法学家对法理学不满意的地方。”我这里提倡的规范法学,其实就是法律教条主义,只是当时法律教条主义这个概念还没有传入中国。本次理论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价值论到方法论对过去的法学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了法学的使命和功能,对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当然,法学理论并不完全按照人们的预期演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法治进程和社会进步。2.2011年8月13日至14日,《法学研究》编辑部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在武汉联合举办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院校与法治实践”研讨会。这次会议与1999年的会议相隔12年,也是对中国法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会议。与上次局限于法理学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聚焦于整个法理学,从而汇集了法理学各部门的学者。会议提出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型”的命题。其背景是,随着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10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意味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将从立法转向司法,法学研究也要从立法中心转向司法中心。这是法律知识演变的一个重要时刻。会议就中国的制度环境与法学研究、法学研究的目的与功能、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方法与材料的运用、学术交流与辩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比如会后发表的笔谈,我的笔谈题目是刑法学知识主义,而齐教授的笔谈题目是中国刑法学应该转向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从两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和齐教授在刑法学知识转化方向上的不同。3.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律与社会科学》编辑部、《法律研究》编辑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在武汉联合举办了《社会科学法学与法律主义对话》。本文论述了会议法律教条主义的应用空、法律教条主义在我国各部门的发展现状、法律教条主义在各部门的应用、社会科学法与法社会学的区别、社会科学法的基本特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教条主义的挑战、法律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法律定量研究的应用、社会科学法与法律教条主义的分工、竞争与合作。这次会议使社会科学法学和法律主义的不同研究方法引起了法学界的注意。从会议主题来看,这是一场社会科学法学与法律主义的“对话”。但在很多文章中,表现为社会科学法学与法学学说之争。当然,对“争端”的描述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争”不应该是不可调和的争,更多的应该是两种知识之间的“竞争”。只有通过交流,消除误解,加深理解,形成社会科学与法律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有利于各自各得其所,增强学术实力。从1999年到2014年,三场研讨会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法律知识的发展轨迹。如果说,1999年的第一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律知识的名义,具有祛魅的功能,可以算是把中国的法律知识秩序化的成果。2011年的第二次会议是建设性的,法律知识从立法理论到司法理论的转化体现了法学界敏锐的理论触觉和自觉的学术感知。2014年第三次会议以社会科学法学和法律主义为中国法学知识的两条主线,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标志着中国法学知识布局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