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素质下降,师德师风等。都是造成导生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就业,以及如何快速毕业,而不是为了出研究成果。这显然与指导老师错位了,这是造成指导学生矛盾的重要基础因素。
研究生延期的话题最近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前两天,一个在浙大读了8年的博士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说,因为博士延期,为了生存不得不送饭,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此前,深圳大学一名研究生三年级学生也曾发帖指责导师拖延其毕业,甚至抛出“命不好”等,是不让其正常毕业的极大威胁。为什么延期?显然,质量是核心原因之一。以浙大同学孟为典型。虽然是浙大的优秀毕业生,考上了直招博士生,但8年里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SCI论文。他虽然把主要责任指向导师,但也不否认自己没有像样的成绩。至于一个具体案例的真相,我们就不讨论了,但是拖延的背后,是导学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1在研究生培养中,导师是最关键的环节,是质量的守护者。一旦研究生不能正常毕业,很容易点燃导学矛盾。研究生质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复杂的。比如中期考核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阶段,需要分流;比如理论上有很多守门人,比如院校两级的学术委员会,答辩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中,最后说不的就是导师。以前一些高校还是有一些硬性指标的,比如发表论文的要求。但在“五只”改革下,这些硬性的尺子逐渐被废除,于是研究生的质量控制压力逐渐转移到导师身上。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导师和论文的第三方监管。外部考试和抽查实际上是防止研究生导师放水。论文抽查被判不合格,老师第一个被打。有的学校明确规定,当抽查不合格的论文数量达到一定数量时,导师必须停止指导研究生资格认定和招生。导师尤其是博士想徇私放水越来越难了。以及研究生论文,这是导师的“工作”。研究生非正常延迟不能说对导师有害,但至少弊远大于利,不仅影响导师的评价,甚至直接影响导师未来的招生。一般来说,导师都希望孩子尽快毕业,尤其是硕士。除非绝对必要,导师不会轻易要求延期,这是很多市民都不熟悉的。事实上,这两起事件中的同一批学生都发表文章反驳了两人的说法,尤其是对导师的指责。对于浙大的孟来说,孩子还小,病情严重。面对这么难的学生,这个导师很可能就是希望他尽快毕业挣钱的人。但作为守门人,他不得不拒绝没有像样论文的医生。事实上,博士导师所在的团队已经两次被浙大提名为“五好辅导团队”,并不是孟说的那样。在质量控制的体系中,导师事实上成了把关人,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势必容易演变成导学矛盾,这也是不可回避的制度原因。#2我们不得不承认,部分研究生水平能力不足是导学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近日撰文:研究生,别让导师丢了命,对部分研究生基本书面表达能力不合格深有感触。有人指出,刘老师是用二三十年前的尺子来衡量今天的研究生的。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急剧扩大。一些能力不足或者不适合读研的人也进入了这支大军,这是不争的事实。1999年的扩招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相比于本学院,研究生的扩招幅度远大于本学院。与我院1998年的招生总量相比,2021年的招生规模是原来的10倍左右,但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却达到了16倍以上。1998年研究生招生7.25万人,但去年研究生招生人数高达117.7万人,远超这所学院的招生规模(108万)。从竞技筛选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数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质量的一定下降。一部分能力不足的学生成为研究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中有考研入学考试带来的应试问题。有些同学大学四年一直在准备初试,初试成绩很高,但实际专业储备和能力欠缺。曾经有导师跟我抱怨,学校分配的一个硕士生连实验室都没进,只是因为笔试分数高,批评太多,不敢被淘汰。他只是说:我的水平是这样的。你有什么建议?#3核心目的是就业,但不打算做研究的学生涌入,导致与导师严重错位。中国教育在线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申请读研的学生中,有60%的人明确表示正在求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想转专业。对于很多研究生来说,读研的目的就是就业。所以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轻松顺利毕业,而不是搞研究,出什么研究成果,这和几十年前的研究生完全不一样。研究生的这个目的和导师是严重错位的,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希望导师研究生踏踏实实做研究学习,不要坐十年冷板凳,但是研究生要的是如何快速毕业。两种完全不同的诉求往往会导致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具体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上。事实上,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延期生,和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位浙大的博士指责导师一开始安排的是“低技术含量的项目”,最后“不信任导师”。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研究生咨询学长的段子,很有代表性,发人深省。这位同学咨询的核心主题是导师能不能“炒股”,担心“入比较坑”实验室。第二个问题是“毕业后能不能进大厂”。最后学长很坦白的回答,“如果我每天只想躺着,只想练练,不想搞科研,那我当然觉得到处都是坑!”#4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引导学生的矛盾中,有些导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导师质量的守护者,他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导师和研究生的地位是极不对称的,和本科生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些人甚至不恰当地将其比作“父权制”。目前,我国有40多万名研究生导师,规模巨大。所以有一些不合格的导师,甚至是师德有问题的导师。一旦遇到能力和人品都很差的家教,对孩子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这也是在导学矛盾发生时,大众普遍同情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5最后,还有代际观念差异导致的冲突。导师遇到的是习惯被“照顾”、精于“算计”的一代人。随着95后、00后进入研究生阶段,这些独生子女与80后、90后完全不同,这些孩子是在强调所谓的“尊重”和“个性”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在父母和老师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一些学习“优秀”的孩子,很少受到批评。一位导师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新学期开始,催学生交论文,直到最后一刻早上六点,才有一个学生给他送来。早上8点开会,学生居然说,不是还有2个小时吗?他生气地说:“你以为我会带你一个人去?你觉得我应该熬夜等你吗?可以不审核直接提交吗?”同时,这些孩子也在“精于计算”中成长,非常注重以目的为导向的“效率”。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样的学校,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同时,他们也确切地知道用哪些问题来弥补这些点,这已经内化为他们无意识的行为习惯。孩子越优秀,计算能力越强,甚至达到一个极端。所以在以就业为导向的目的下,他们往往不在乎学的是什么,而是如何在不耽误实习和找工作的情况下,尽快毕业。所以和导师有矛盾是常事。90后逐渐开始走上导师的位置。计算一代一旦碰撞,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导学矛盾随着研究生的增多越来越频繁,必须面对和解决,因为后果很严重。抑郁症几乎是很多推迟毕业的变态学生的伴随状态。浙大蒙医生公开表示自己患有抑郁症,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深圳大学的那位同学,喊了一句“命不好”,挺有威胁性的。一旦极端事件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幸的。我该怎么办?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学生救助机制。由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悬殊,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监督和救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救济机制说起来容易,建立和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比如对于学术判断,引入正义是荒谬的,但是怎么判断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呢?如何区分合理与是非,也使得这种救济难以适时发挥作用。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退出机制。必须承认,有些人不适合读研,或者有些学生研究做得不好,达不到毕业要求。我该怎么办?理论上当然是严格控制质量的。不能毕业就不能毕业。但是在目前的国情和文化下,实行不毕业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学生或家长“威胁”,学校和导师都很难全身而退。2020年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也提出了完善研究生退出机制的问题。除了期中考试、博士转硕士等原有机制外,恐怕还需要考虑硕士的间接退出机制和标准。我们的用人制度和毕业证是和学位证直接相关的。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对孩子就业影响很大,也是很多孩子不能正常毕业抑郁的重要原因。所以,在硕士研究生规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是否可以参考西方的名誉研究生制度,引入名誉硕士制度,或者干脆降低一些硕士的学术标准,比如一些专门的硕士。强调两个主人是一样的,没有必要,也不客观。最后,读研有风险,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导师。为什么要读研?有些同学需要明白,学习好不等于适合读研。有些孩子可能真的不适合读研,三年后给毕业证也不自然。没有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那么好混。清华的一个教授经常跟我说:读研有风险!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导师。最后提醒一下,我们在积极维护同学权益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导师的保护。是导师素质的把关人,也必须是直接面对这种冲突的人。如果导师坚持质量控制,导致学生无法毕业,进而导致导学矛盾,甚至出现极端问题,导师在舆论面前会瞬间从绝对强势变成弱势群体。舆论导师的无端指责和围攻,往往会产生寒蝉效应,让更多的老师放弃研究生质量控制这一重要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