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霞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复试季。近三年来,国内出现了持续的考研热潮,今年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规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457万人,比2021年增加80万人,增长21%。但招生人数不升反降,仅为110.7万人,录取率仅为24.22%。本次考研规模约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为什么今年考研这么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考研热背后的社会原因在理清考研热现象的内因之前,有必要从宏观层面简单分析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外部社会原因。首先,由于疫情和各国出入境管制的变化,考研国际分流迅速减少。最近三年,新冠肺炎的疫情大大减少了国内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导致大量考生回国。这一方面助推了考研报考规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考研竞争强度。在这方面,我们不妨看看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就能深刻体会到国外大学的分流效应对于缓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足有多么重要。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部分都是让孩子在国内读完大学就出国读研。即使把这个比例定为60%,也有近42万人出国读研。可见,回流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考研的整体规模和竞争强度。从最近两年高校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的事实可以印证这个猜测。其次,由于疫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市场萎缩越来越严重,产生了广泛的个人选择替代效应。毕业生就业难,使得原本准备参加工作的人不得不回到考研轨道,利用考研来规避就业难的现实。很多年前,作者写道,中国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今天的情况也间接印证了作者的猜测。第三,全球化时代,社会整体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提高竞争力,多读书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考研不仅可以达到个人获取知识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文凭获得社会的认可,是实现多重目标的理性选择。基于以上原因,这股考研热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毕竟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来支撑这个趋势。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个人会义无反顾地加入考研大军?在学历“通胀”日益严重的当下,他们难道不知道学历在贬值吗?这种热情能用单纯的学历学位崇拜现象来解释吗?这种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热情如何转化为现实能力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学历和知识获取不是一回事。从追求知识的角度来说,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为此付出的努力和竞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一个社会知识存量总量的增加,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按照理想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追求知识的同时获得学历,无疑是个人和社会的双赢。如果只是为了获取知识,可能不一定非要读研。但如果社会无法在短时间内对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进行鉴定和测试,为了降低鉴定成本,只能通过认可个人所拥有的学历证书来间接认可其能力,没有证书就不认可。证书的存在相当于认可了其所拥有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历的追求就是对自己知识的确认过程。没有这个证书,除了自己拥有的知识得不到认可,还可能遭遇被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窘境。尤其是在社会评价体系严重落后的背景下,学历获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笔者对知识和学历两个指标做了一个四象限图,具体组合结果如下:1。有学历/知识;2.有学历/无知识;3.没有学历/知识;4.没有学历/知识。在当今时代,第四种组合很难在就业市场上生存。最气人的是第二种组合。这种情况一旦泛滥,必然导致人才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活得最憋屈的是第三种组合,天赋并不总能被及时认可。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体面的社会都无法接受的存在方式。所以第一种组合是获取知识最理想的模式,而如今的考研热潮,恰恰是当代年轻人看似盲从的理性选择。从长远来看,考研热也可以打破精英阶层对社会阶层流动和飞跃的垄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Michael sander)认为,盲目崇拜文凭首先会带来优秀和成就的弊端,精英们会不自觉地对成功和失败进行道德说教,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和不满。由此,史云光得出结论,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功绩至上可以沦为暴政。他甚至指出,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全美收入最高的前10%家庭。客观来说,桑德尔观察到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但他的解决方案在作者看来并不成立,所谓的“带着道德情感参与公共利益”也无济于事。功绩优先至少保证了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这总是比其他令人费解的原则更可取。作者的主张很明确:反其道而行之,淡化精英的傲慢。要知道,这种优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甚至更严重。比如深圳某中学曾经见诸报端招聘教师,应聘者多为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这两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是教不了中学课吗?这种情况令人遗憾,但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一方。虽然文凭贬值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化,但是如果你没有文凭,你连参加游戏的机会都没有。通过考研扩大知识阶层的规模,可以在总体上稀释精英阶层的比例,从而逐渐打破精英阶层习惯性的通过精英教育来繁衍阶层的企图。我们不妨从世界知名大学选拔人才,看看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带来的变化。根据U . s . news 2022年世界大学排名,前十名大学中,美国占8席;在前100名中,美国占了43席。如果把美国的顶尖大学作为精英教育的代表,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视为非人才,无法实现阶层跃升。长此以往,精英的刻板印象就会围绕这套标准产生。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大学。这为初始条件普通的潜在人才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通过高校的平台脱颖而出成为可能。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会增加社会上的精英总数,那些来自传统名校的精英的权重自然会降低。这是典型的精英稀释模式。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指出,成就和创造力之间没有关系,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关系。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考研热潮是一个好现象,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双赢。更重要的是,这种热潮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文化基线,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和推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热情转化为实际能力。适度扩张是重中之重。教育领域也应该放权,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现在很多高校招生名额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老师比招生名额多。另外,扩大开放,让学生走出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必须坚持。(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