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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顿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鸣(上)

特稿|顿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鸣(上)

本报记者王伦宇于小轩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4日,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州乌波尔的场景。人民视觉资料图

“八年前,在大学一分为二之前,我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

说起大学生活,28岁的顿涅茨克女孩卡琳娜有些遗憾。2014年之前,她是当地最大的大学顿涅茨克大学的本科生。她还没毕业,就赶上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广场革命”。政治风波很快蔓延到校园生活,最后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起初,每个人都认为政治分歧不会导致亲戚朋友之间的决裂。仅凭政客和寡头的几句鼓噪和煽动,怎么可能颠覆同学和老师的和平共处?”把报纸(www.thepaper.cn)告诉卡瑞娜。

终于,我们最初的信念,抵不过那些刺激大众神经的“鸡毛蒜皮的事件”。一开始只是一些小谣言,一次意外的杀人,一次抢劫,一次看似不公平的法院判决……甚至是一次意外。然而,各种媒体的渲染和双方政客的鼓噪,终于让政治分歧沉入了最日常的人际关系中。

卡琳娜还记得当初的“小事”:一个同学的亲友在基辅广场被抗议者推搡殴打,“不许说俄语”的谣言开始在校园里流传,所谓的“亲俄”“亲乌”派开始在街头组织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

结果,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大学被解散。师生员工全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顿涅茨克,其余大部分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文尼察州。留下来的人继续在顿涅茨克大学的校园里教书,去了文尼察州的人也保留了顿涅茨克大学的名字。

搬到文尼察州顿涅茨克州立大学主楼。

政治认同成为分裂的核心因素。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两地师生争夺顿涅茨克大学的“正统”。剩下的人保留学校网站,后缀为”。ru”,而且院系设置和以前一样,只是办学规模缩水了。文尼察州的“分校”使用带“.”的域名。ur”。网站内容全是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留在原地的顿涅茨克大学,极力消除乌克兰的一切痕迹。网站上没有任何离开的老师和学生的信息,刚入学的新生甚至忘记了当年的大分裂。“凡是往西跑的都是汉奸!”卡琳娜不想多谈他的同学和老师朋友。一旦他做到了,他就没有任何留恋。“是他们离开了家人、朋友和传统,而不是我们被基辅称为反叛者。”

剩下的人保留学校网站,后缀为”。ru”,而且院系设置和以前一样,只是办学规模缩水了。文尼察州的“分校”使用带“.”的域名。ur”。网站内容全是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八年后的今天,顿涅茨克到处都是记忆政治的痕迹,到处都是苏联时代的标志甚至标语。在战争纪念日,这里会举行著名的“不朽军团”游行,就像俄罗斯其他主要城市一样(编者注:俄罗斯民众在二战胜利纪念日举行的游行,参加者家中经常会放着二战老兵的照片)。家庭和传统确实是这个衰败城镇的居民想要抓住的把柄。

在第聂伯河的另一边,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尤里·米洛夫(Yuri Milov)已经在心理上跨过了记忆之河。卡瑞娜所说的被西行旅客抛弃,是他不得不卸下的包袱,不是那么不足以实现他的自我认同和价值。

2014年“广场革命”爆发后,正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系主任特米洛夫带着众多反对乌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独立”的师生离开顿涅茨克大学,来到文尼察州。据米洛夫介绍,他所在系70%以上的师生都搬到了文尼察。但也有报道称,这所学校有一半的师生选择离开或留下,甚至更多。

在尤里眼里,那些留在顿涅茨克的师生才是真正的“叛徒”,“背叛了乌克兰国家”。因此,他们的学术成就应该被剥夺。“这有利于建立乌克兰的爱国主义,加强乌克兰的国家认同。”

在记忆之河的另一边

在炮火焚毁乌东大地的日子里,特米洛夫偶尔回忆起父母健在的岁月。正是那些年构筑了他的出身家庭,也正是那些年塑造了米洛夫疏远、反叛、解构苏联集体记忆的夙愿。

和顿巴斯的大多数人一样,米洛夫的父亲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的父亲是吉尔吉斯人,年轻时失去了双亲。他的父亲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度过了童年(这座城市在费尔干纳山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根据尤里后来的考证,他父亲的姓Temirov来源于突厥语词汇中的Teshabay,指向一个特定的世系——某种程度上与中亚突厥穆斯林反对俄罗斯和苏联的Basmachestvo运动有关。

20世纪60年代初,Milov的父亲在白俄罗斯服兵役时遇到了许多来自顿巴斯地区的征兵人员。由于在家乡没有亲人,他退役后来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在一家不错的工厂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也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Milov未来的母亲,一个从乌克兰西部Khmelnitzki被分配到顿涅茨克工作的女人。很快,他们在工厂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决定在这里成家。

乌克兰是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被斯大林视为“三线基地”。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国防和军事工业密集,也成为苏联高度机密的禁区。在米洛夫的童年,到处张贴的“闲人免进”的标语,显示着父母所奉献的“A组行业”的威严与神圣。

顿涅茨克冶金厂历史博物馆的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在乌克兰工业化过程中,苏联政府利用人口迁移措施,将大量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迁入重点项目区。一批批“尤里之父”形成了新的工人聚居地和新城市,推动了乌克兰农村的快速城市化,也使重点工程集中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俄罗斯居民数量激增。

在他的前半生,米洛夫是一个普通的“大厂之子”,在老工业城市哈兹的工厂家属院里。他毫不怀疑他的家庭在苏联的工业建设中起了推动作用。到了中学,尤里对历史课产生了兴趣,但当时的教科书只包括苏联历史和外国历史,没有单独介绍乌克兰的历史。但每到暑假,尤里都会跟随母亲回到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的老家,那里的生活方式与顿涅茨克完全不同。人们说的是乌克兰语,而不是学校里教的俄语,他们会用这种语言悄悄讨论一些课本上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话题。

“我的爷爷奶奶都讲乌克兰语,家里的乌克兰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对我的童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让我觉得乌克兰语就是我的母语。”米洛夫告诉报纸。

在强烈兴趣的驱使下,米洛夫进入了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系。用米洛夫自己的话说,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批判性思考”。他早期主要关注英国的左翼学生运动,但在顿涅茨克或基辅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尤其是西方作家的书籍。大三时,米洛夫被允许进入莫斯科图书馆,但他感兴趣的书籍往往只出现在“禁书”名单中,需要克格勃颁发的特殊许可证才能阅读。

“当我阅读那些禁书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书会在‘禁书’名单上?”米洛夫说,“我当时没有强烈的亲乌克兰立场,但我开始批判性地思考我们在乌克兰被教导的东西。”

直到苏联解体,乌克兰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再次重生。米洛夫承认,这一历史时刻最终促成了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乌克兰爱国者”。这时候,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图书馆时反复出现在脑海里的那个大问题:乌克兰是什么?

留守者的困扰

像所有苏联城镇一样,在顿涅茨克的街道上,行人永远绕不过关于伟大红军和卫国战争烈士的纪念板。与俄罗斯控制下的哈尔科夫、基辅、乌波、马里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其他乌克兰城市类似,卫国战争的遗产也让顿涅茨克获得了“英雄城市”的称号。与米洛夫对灵魂的质疑不同,在顿涅茨克长大的卡琳娜更多考虑的是顿巴斯是什么。从2014年开始,这个问题成为每个留守居民深深的执念。

2014年参加“独立”游行的顿涅茨克人,背后写着“法西斯,不”。

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从小就是卡琳娜讲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苏式多民族家庭,祖上来自苏联各地。家人也没有错过卫国战争、工业建设等苏联标志性的历史时刻。卡丽娜拥有鞑靼、俄罗斯和中亚血统。

“来自五湖四海的苏联人来到顿巴斯,在这里抗击德国法西斯,参与采矿和工业建设,最后结婚生子。这不仅是我自己的‘家族神话’,也是成千上万顿巴斯人的真实家族史。”卡琳娜说。

她的描述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据英国伯明翰大学东欧研究权威理查德·萨科·瓦所著《前线乌克兰》一书介绍,顿巴斯地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就获得了大量资源倾斜,克里姆林宫将其视为苏联重工业中心之一,对国防建设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顿巴斯煤矿继续支持苏联的工业发展,当地的工人团体汇集了苏联所有的民族。

事实上,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许多地区、城市和军工综合体都享有苏联“全联盟”的地位:克里米亚是“全联盟度假胜地”,顿巴斯是“联邦堡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是苏联著名的“英雄城市”……这些文化符号构成了乌克兰人,尤其是生活在乌克兰东部的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

“Savur-Mohyla”高地战纪念碑,纪念二战期间解放顿巴斯地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和其他独立国家没什么区别。塑造这些国家当前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现实仍然是它们的社会主义苏联过去。更何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建筑。像米洛夫的父亲和卡琳娜的家人一样,来自苏联各地的各民族都聚集在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迷你苏联”,而不是事实上的乌克兰民族国家。

在顿涅茨克长大的年轻人米哈伊尔·佩尔沃克斯(Mikhail Pelvoux)是米洛夫一个班的学生,他赞同并钦佩教授的许多观点,而米哈伊尔自己的母亲则是不折不扣的“怀念苏联”。苏联解体多年后,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莫斯科红场的情景。她常常珍惜少先队员教给她的“正直高尚的美德”。

“她同意普京的观点,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她反乌克兰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她小时候拒绝上乌克兰的课。一旦她认定‘俄罗斯人都是好的,乌克兰人都是坏的’,任何其他观点对她来说都不存在。”米哈伊尔告诉报纸。

8年前顿巴斯冲突爆发后,白雪覆盖的顿涅茨克越来越像一座鬼城。沿街很多店铺都关门了,银行的ATM机也经常取不到钱。冲突的结果是,顿涅茨克的公务员没有固定收入,老年人无法领取养老金。在机场附近,最靠近前线,持续冲突造成的破坏切断了许多家庭的燃料和电力供应。许多曾经被视为乌克兰东部工业财富的矿山和工厂只能以最低的产能运行,或者已经完全关闭。

2014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后,米哈伊尔为了躲避战乱,独自前往基辅投亲。从此,他与支持顿涅茨克“独立”的母亲彻底分道扬镳。在西方,米哈伊尔看到了一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现代”乌克兰。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多说俄语的人了,也没人看俄罗斯电视频道了。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对东方正在上演的悲剧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两个国家。

在顿巴斯激战正酣的时候,基辅的酒吧里一片灯红酒绿的景象。德国记者纳维德·凯尔马尼(Navid Kelmani)在一次穿越东欧大地的旅行中记录了首都的陌生感。“这里有人会对东方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吗?”纳维德问,指着那些急切地啜饮鸡尾酒或倒喜力啤酒的年轻人。“对战争的兴趣和科隆或伦敦的年轻人一样强烈或一样冷淡。”他的乌克兰语翻译回应道。

"清晰的政治意识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感觉上的变量."纳维德在《明镜》周刊的专栏中写道,“无论人们距离东欧前沿阵地有多远,无论是像伦敦一样距离阿勒颇(叙利亚)3000公里,还是像基辅一样距离顿涅茨克700公里——只有当人们受到恐怖主义的直接枪击或威胁,只有当他们自己遇到难民时,他们才能明显感觉到冲突已经爆发。”

冲突让顿巴斯每个社会细胞之间的差异变得更糟。老一辈会禁止家人说乌克兰语,中学班级可能一半亲乌一半亲俄。米哈伊尔的家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的父亲早年移居俄罗斯。他猜测,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母亲已动身前往应许之地,而妹妹则以难民身份逃往东欧邻国。

(未完待续)

编辑:胡振清图片编辑:金杰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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