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搜索引擎上搜索“我想自杀”“不想活了怎么办”“自杀的方法”等关键词,网页顶端就会弹出全国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每天,这条热线背后的工作人员都会收到无数的求助信息。求助的人要么是因为家庭、学业、工作等原因产生焦虑。,或者受病痛、金钱、感情等的折磨。,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精神打击,热线应答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活下去”。
近年来,精神疾病在全球疾病负担中的份额越来越重。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抑郁症的话题总是冲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抑郁症患者在痛苦的同时,家人朋友也在痛苦。
无形的疾病
直到女儿去看心理医生,杨真都想不通,一个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孩子,怎么会一夜之间患上抑郁症。
2019年,杨震的女儿陈莹莹从北京辞职回到家乡,在大学城附近的考研公寓租了一间空准备二战考研。
杨震得到消息时,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而是告诉女儿,既然决定要做,就要坚持到最后——这是她记忆中唯一一次对女儿考研裸辞发表意见。
整个准备过程持续了200多天。一开始杨真怕女儿压力大,有时候会做好饭送到研究生公寓。
但是,陈莹莹觉得杨真的到来耽误了她的学习,浪费了她的退休时间,并建议她呆在家里或找点事情做。
杨真总是想帮忙,所以当陈莹莹不在的时候,他向房东要了钥匙,然后去公寓给他女儿打扫卫生。被发现后,两人大吵了一架。之后杨震很少去公寓考研,只能通过电话传达关心。
这种“网上交流”拖延了整个准备期。当女儿考研结束,终于回家的时候,杨真开心地做了一桌子菜。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女儿告诉杨震,“我有抑郁症,明天去看医生。”
杨震不信,一个吃吃喝喝的人怎么会突然得抑郁症?她觉得女儿只是考研累了,需要休息几天,但陈莹莹坚持说她有精神病。
杨真无奈,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在诊断室,杨真听医生询问了女儿近三个月的精神状态,才知道女儿已经持续失眠半年了,有时还会有自残行为,比如咬胳膊,用刀割手腕。
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患有“中度抑郁症”,药物治疗成了必然选择——这是杨震第一次面对抑郁症。此前,她一直认为,人只要没有感冒发烧等身体上的小病,就没有病。
这也是目前很多抑郁症患者和家属面临的一个误区。在抑郁症患者在线交流社区,一位病了10年的患者发帖称自己被忽视了10年,周围很多人只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只要身体没有大问题,任何精神问题都有些似是而非。
在诊断结束时,医生告诉杨振铎带着女儿四处走走,引导她移动,而不是一直向她传递负面情绪。
杨震不解,医生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具体例子:不要一边收拾女儿的屋子,一边抱怨她的懒惰;不要因为她起床晚就骂她;不要给女儿你解决不了、消化不了的情绪;等一下。
杨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女儿考研不想去她的公寓,也不想接电话。
和生病一样,治疗的过程总是无声无息的。无数的药丸顺着食道进入胃中,在体内溶解,但吃药的人和旁观者很难感知到效果。不像感冒药,可以不发烧服用。
杨真认真执行医生的嘱咐,带着陈莹莹去公园、游乐园、商场、景点...虽然女儿很听话,想去哪就去哪,但杨震还是觉得女儿“没变好,一点都没变”。
在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中,信心是最容易消磨掉的,这也意味着,一旦陪伴者逐渐习惯了患者服药的日常,花在患者身上的精力就会越来越少。
站在女儿面前,杨震从未经历过如此彻底的挫败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她做什么,几乎都得到了回应,但在抑郁症面前,她的安慰和努力似乎都化为乌有。
看不见的待遇让杨真难受,看得见的异样眼神也让她痛苦。杨震的家在一个非常封闭落后的村子里。一个喷嚏声在村子的东边和西边都能听到。女儿生病后,杨真变得不愿意在人群中凑在一起,因为总有人问她女儿怎么回来了,她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她不想听别人的评论,也不想让陈莹莹被贴上“在学校很笨”的标签。
2020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考研成绩出炉。陈莹莹的分数落后她喜欢的学校的录取线十分,但在通过考研线后,她可以转学。考虑到女儿的精神状态,杨震主动问她要不要放弃调剂。
陈莹莹决定回去工作。不久后,她又带着行李箱去了北京。
冷漠的悲伤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整天无所事事之后仍然会感到疲惫,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他们仍然会感到不开心,而且特别难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难过,因为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麻木和空疲惫。
公益组织“生活的学校”发布的科普视频《你为什么会抑郁》描述了这种难以言喻的麻木:患者的抑郁一定有一些令人痛苦却又难以接受的原因,比如一段无法理解的婚姻,一段早恋缺席的亲子关系等。
患者故意忽略这些因素,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把愤怒和悲伤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不是承担后果,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以此来防止自己讨厌那些重要的人。正是这种刻意的忽略,让同伴更难理解患者。
回京后,陈莹莹越来越不愿意接杨震的电话,怕他和妈妈吵架。
然而,当她和朋友共处一室时,她却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表现出自己的脆弱,因为“敏感”、“矫情”等标签化的词汇往往被强加在抑郁症患者身上。
因此,即使朋友发现自己彻夜难眠,陈莹莹也不愿意过多透露自己病情的细节。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理解抑郁症患者的脆弱。”
陈莹莹的朋友说,在得知陈莹莹生病之前,她总觉得陈莹莹变得格外敏感,甚至天气的一点点变化都会让她整天不开心。“如果你知道她病了,这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了。但这只是理解和接受”。
武志红心理咨询工作室咨询师徐晓雪将这种同伴与患者之间的断层式陪伴,形容为“一起度过一个无边无际的白夜”,并认为那些陷入抑郁症的人害怕带有失败色彩的标签描述,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够好或不够优秀。
他们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觉得只有表现得更好,与众不同,或者得到别人没有的东西,才能得到外界的认可,这是患者认可自己的基础。
以他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是典型的抑郁因素,因为患者会根据外界的判断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比如,当一个内向的人被用“开朗”、“大胆”等逆向词汇描述时,他会不自觉地选择那些需要与人频繁接触的职业,而患者自己却很少深入思考自己是否适合这样的工作,因为一旦告诉别人自己不适合,就会有“让别人失望”的罪恶感。
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判断也让患者羞于开口,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徐晓雪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探访中,一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了爷爷奶奶无尽的关爱,激活了她沉睡多年的创伤。她出生后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岁才回到父母身边。
“为什么要抛弃我?”“如果这个时候提抛弃,会不会被认为是多余的矫情?”年近四十,母亲突然想不通这些问题。看到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能对他们说什么呢?不要矫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会明白的。
用别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是典型的抑郁因素。(图/视觉中国)
爱笑的人也可能有抑郁症。
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青春心,青春少年”,聚焦青年群体。
经过八年的心理咨询,徐晓雪对抑郁症群体特征变化的直观感受是,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社会功能完备的人群逐渐增多。
在传统观念中,典型的抑郁症是萎靡不振,给人一种脱离社会生活和疏离感。然而,在人际交往非常密集的现代社会,像陈莹莹这样看着阳光实则抑郁的少年,正逐渐被埋没在各种噪音中。他们似乎有健全的社会功能,甚至表现得格外愉快、聪明、开朗、乐观。
徐晓雪认为,这些阳光抑郁症患者在不断向别人释放“我很好”的同时,也在向自己暗示“没事,我很好,一切都好”。
在内心深处,他们有一种被喜欢和被接受的弥漫而完整的渴望。一旦他们觉得自己有偏见,就会想为什么要站在世界上。
一位在重组家庭中患上抑郁症的咨询师说:“在重组家庭中,这种抑郁症尤其常见,因为渴望得到对方的认可。因为双方都急于通过获得对方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正是这种刻意的用心,才让人觉得这个家庭是不正常的。”
在咨询过程中,患者多次表示,像自己这样的抑郁症患者,只是想得到正常的治疗。即使被诊断为抑郁症,也不是玻璃娃娃,正常情商范围内的交流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与其他类型抑郁症青少年患者家长的交流,可以一窥患者家庭中家长和孩子极力表现正常状态的原因。
在自己的孩子被确诊为抑郁症后,绝大多数家长都会无比痛苦,反省,自责。他们孩子的抑郁症成了对他们生活的惩罚,让他们发现了自己教育的缺失。他们说:“我当时不知道会对孩子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时候我一定想过什么是对孩子好。”“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做了。"
但是,当他们的孩子独自前来咨询时,往往对父母的自责麻木,认为这只是一场戏。
心理学著作《家为什么会伤人》指出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背后的真相: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有可能的完全接纳来自父母,但首先让他难受的是父母,这是一种原始的失落。
当父母不断降低标准,关心孩子的性格和情绪时,往往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要求他开朗,难道我做得还不够好吗?”孩子想的可能是:“我父母对我没什么要求。为什么我不能满足?为什么我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这个看似薄弱的树篱,让孩子焦虑的胸膛里填满了父母的期望。
基于此,徐晓雪也会反复提到,在与抑郁少年家长的引导性谈话中,家长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大概应该扮演脚手架而不是方向盘的角色。父母要明确,他们的任务只是帮助孩子面对世界的残酷,收获世界的恩赐。
一个人忍受各种痛苦,走得很远的根本动力,就是看到别人好,自己也觉得好。
这种心理力量的培养,需要父母控制自己的焦虑,跳出“好坏”、“成败”、“对错”,看到孩子的真实样子,相信“他是可以的”。
不管孩子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痛苦,最终都会实现“我想我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