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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二本生”奋斗与出路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二本生”奋斗与出路

本报记者高丹整理

写了《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农村图景》并引起讨论的教师学者黄登,最近出版了新书《我的两个学生》。顾名思义,她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普通的两所大学的大量学生。15年的教学经验和观察,黄登跟踪了两所高校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学习、生活、奋斗和出路。

黄灯

黄登自己已经在第二所大学教书15年了,花名册显示她已经教了近5000名学生。其中,她分别是2006年和2015年两个班的班主任。长期的课堂教学和课后的师生交流,让黄登成为这个群体成长变化的见证者。

为了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和背后出身家庭的影响,黄灯还自创了“导师制”教学模式,跟踪采访部分学生在校学习情况,毕业后找工作的心态和打算,毕业后的发展趋势和人生走向等等。在对我最熟悉的学生进行了长期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后,黄登意识到,“两所高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普通年轻人的处境,他们的命运,勾勒出年轻人最常见的成长路径。”这让她决定尝试通过创作,以自己亲身带过的学生为视角,向大量读者描绘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

在《我的两个学生》中,黄登首先做了一组时间上的对比,包括她大学所在的1992级,2006级,以及她担任班主任的2015级。虽然1992年和2006年相距甚远,但其实从毕业后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来看,处于中间的2006年和1992年的差距与2016年相差甚远。造成这种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升期的就业机会和房价。黄登在考察学生毕业后的生活状况时,关注的是社会的深远层面。他没有拘泥于专业、性格、家境等因素,而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就业机会和房价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的两个学生

黄登在书中做的第二个比较是空,即学生的籍贯和家庭流动性会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的设定产生一定的影响。92届黄灯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把一个职业干到底,很少跳槽。2006级学生已经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好处,如教育资源共享、父母就业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支持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长期与父母分离的成长成本。2015级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移动生活。偶尔有例外的孩子,由工作的父母带着,会不断地在城市里游荡。这些学生无法想象没有租房的生活。在这次比较中,黄光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尤其是偏远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他们通过考上二本院校,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黄登和她的学生

第三个比较是基于学生不同的家庭来源。黄登在书中专门用一章介绍了她班上的“广东学生”和“深漂二代学生”。广东本地学生,秉承岭南文化强调乡土的理念,很少出去找地方住空。毕业时,广州和深圳是他们的首选城市,很多同学愿意考公务员或者回家办家庭作坊。“深漂二代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父母早年在城市打拼,经过多年奋斗,逐渐站稳脚跟,可以为子女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由于从小看父母的艰辛,“深漂二代”们更渴望毕业后过上精致安稳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愿意照顾父母的小生意。这一组比较,实现了黄灯对20年社会交替中缓慢与快速过程的复杂追问,以及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所有这些问题和困惑,构成了她两个学生的个人现实。

相比于跨越时间、空和地域的差异,读者更容易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两位学生的社会现实,而书中更生动的是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以学生命名的章节中,大量的个人访谈向读者讲述了他们对高考的恐惧,对大学生活的不熟悉,对就业的焦虑。他们相互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相互了解的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沟通顺畅,与故土的亲和力稀疏;他们对网络文学和游戏的依赖,他们在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失落;他们在公务员和考研之间有一个取舍,在稳定和随波逐流之间有一个选择。况且,他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对父母负责,甚至对国家负责。

2016年1月,黄登发表文章《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农村图景》。她以一个博士媳妇的视角,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养老、医疗等基层问题,引发春节返乡讨论。还被央视拍摄成纪录片《风三村的家》。此后,黄登陆续对亲属进行了一些采访,重构了十三年来从未中断的乡村书写。2017年出版《地球上的亲人》一书。

附:序言看他们

读者即将翻开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教学笔记。换句话说,这本书更像是普通高校教务处要求的教学反馈。我只是用了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来表达我对自己多年教学经验的回顾。

1995年,我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毕业。按照今天的分类,我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我博士毕业,成为广东F学院的一名教师,见证了80后和90后两组年轻人的成长。我的人生经历包含了自我成长和从双重视角见证他人成长的复杂画面。这段经历,伴随着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一个问题:在短短的20多年里,那两个和我一样从一个地方起步的同学,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受了多大的未知压力?通过大学的学习,他们总能依靠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跨过今天看来难以逾越的暗礁,就像我一样,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升学、定居等具体的人生节点上?

我的教育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机会。从预留的学生名单来看,我已经教了4500多名学生。无数次课后师生间的亲密无间的交流,让我充分接触了一个群体,真正看到了他们。算起来我每天的教学工作无非就是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导师制的形式私带学生,参与日常的教研活动,辅导学生的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下乡实习,挑战杯项目,担任各种比赛的评委,随时接受学生的帮助和咨询。但是,这种琐碎而立体的职业经历,让我有了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多个维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学生毕业后情况的追踪,我深深地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广大普通青年的处境和命运,勾勒出中国青年最普遍的成长道路。

众所周知,在大众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少数幸运儿能进入几十所让人眼花缭乱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只能进入大量的普通二本院校。以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为例。学校虽然地处经济发达的广东,但近一半的学生来自粤北、粤西等广东经济落后地区。我的学生大多出身普通,要么来自不知名的村庄,要么来自不起眼的小镇,母亲工作,父亲下岗,身后还有一排排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种田、养殖、屠宰、在工地闲逛,或者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都是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这与正在学习主导“一线城市、知识父母、国际视野”的高端家庭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他们的大学在大学的金字塔中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孤独村庄最亮的光和希望。来到繁华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感激,对未来跃跃欲试。

他们的大学之路,完全取决于现行高考制度提供的渠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中,他们都经历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次考试,都在高考中奋力突围。于是他们一步一步来到了大学的校园,来到了我的教室,不知不觉养成了温柔沉默的脾气。

他们的去向,尤其是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有着惊人的上限。据我观察,在中国大学的等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尖大学对应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大学的重点是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大学一般对应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像磁铁一样吸住各自的秘方,干脆利落,意外不多。

在任何群体中,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个人要想穿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困难。作为二等生,踏入校门,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没有自我指导。他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从来不把自己归为精英。他们安于平凡的命运,接受平凡的工作。他们内心的想法无非是父母期望的一份体面的工作。毕业后大多留在家里和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从事一些普通的工作,不出意外。

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教师,我对世界安全边界的认同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调查。学生作为中国最普通的青年,是最贴近脚下大地的生命,是最能听到祖国气息的青年群体。他们的信仰、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社会提供的前景、机会和条件,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背景,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这些年来,在跟踪学生的毕业情况中,就业层面加载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与大学教育有怎样的关联,是我在研究学生成长过程中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想知道学生的社会关系,出身家庭,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受自身实际能力之外的因素影响,那么对大学教育的考查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在中国快节奏的教育背景下,无论名校的光环有多抢眼,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年轻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挤不过这座独木桥,只能留在各类普通大学。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察和讨论前提。毫无疑问,在自我解体、自我追问的写作过程中,本书旨在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性。换句话说,这些话不仅面对着日常的教导,也面对着青春的成长、命运和归宿。它开启并呈现了一个群体隐秘的生命境遇,是关于年轻个体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之所以更侧重于广东学生,与我所在的大学是地方大学有关。跟我作为外省人来广东生活以来经历的异质生活经历有关。跟广东的复杂维度和我之前对南方的想象有差距有关系,但它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一次课堂偶遇。

2006年5月17日星期三。课程表上,我被分配到计算机系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了作文课。因为天气是罕见的台风,学生们可以在两间简陋的教室里感受到龙洞山强风的肆虐和威力。我临时把原本准备的作文题目改成了“风”,让学生当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叫邓华珍的女生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孩子多,半年没有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1000。因为父母不满45岁,华珍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绝了。她所描述的情况和无助,在我刚入职的时候,给了我太大的震撼,以至于在一种放不下的焦虑中,当天,我就通过学校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了为她募捐的活动。

多年来,我习惯于观看广东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亲耳听到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向全国吹响了号角。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展和开放的单一维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正了这种单一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班级里,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可以窥视到比我小很多的同学群体,甚至出现了真正的温饱困境。出于学生的自尊心,我没有再问这个女孩的更多信息。毕业多年后,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专注于流水线教室,从此有了常驻的重心。

写完《地球上的亲人》后,我曾多次问过我所接触的一个重要群体,我的侄子、堂兄弟,那些80、90、90后的亲人,如果没有留守儿童或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大学,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命会呈现另一种可能性吗?这种明显由我个人经历和职业经历引发的质疑,构成了我调查学生群体的另一个隐藏维度。无独有偶,从2005年开始,我教过的学生的年龄跨度刚好包括了我上面提到的各个年龄段的亲戚。我的职业就像另一扇窗,让我有机会预设亲人的另一张脸,另一种生活。虽然我对《地球上的亲戚》中他们没有机会上大学深感遗憾,但当我目睹一些类似情况的孩子读完大学后的真实情况时,我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欣慰。与我那些留守的亲戚相比,我的学生与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对他们文凭的不确定的期望。卸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大学生身份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与市场直接抗争。

我不否认学生和农村孩子的命运其实就是我的命运。他们的现实不过是我晚生十年二十年后的人生预演,而这一次空错位的命运相互印证,却又一次强化了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在尖锐分裂的现实语境中,我试图通过文字勾勒出大学生的真实场域,从而凸显出普通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可以突破的道路,以及为突破自身局限而奋斗的道路。

我不能否认,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的对比,以及学生的命运与家庭之间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我无所适从。进入他们背后更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后,目睹他们日益局促的崛起空,各种难以打破的生存场景,内心真的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压抑和压抑。

作为一名教师,我亲眼看到了全社会最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青年个体退守到更加封闭的网络世界。很多同学认为今天的方便和丰富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不平衡和坚硬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问高房价的原因,他们很难感知到各种差异。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互联网、信用卡的时代,或者一个没有房租、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的时代。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转过头,从未面对过同样年轻的身体在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奔赴异地的现实。他们认定了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特定语境下,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很容易被转移到个人的机遇、命运和努力上。学生在个人层面上的挣扎和学生在整体层面上无力与命运抗争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对比。

——作为见证人和老师,我想知道他们的秘密。我不否认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次震撼的心灵之旅。这一切都是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的惯性中默默完成的。我想知道,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而在他们成为市场化和工具化的直接载体之后,这一后果与当前的教育目标和现代化进程有着怎样的隐性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有精英理念的老师遇到一群没有精英理念的学生,当一个有理想主义的中年老师遇到一群有现实立场的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可能相见恨晚,幡然醒悟?

至于整个写作过程,为什么我更喜欢没完没了地讲学生的故事,让学生自己出现,尽可能地呈现他们更详细的成长经历、生活状态、人生归宿?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倾听更有力量,要让别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找到确定性和结论。无数学生的剪影在我脑海里翻滚。我只能根据文字的需要,严格按照原来的界限,让几个同学来我的笔。至于对个体生命的表达和理解,我一直不喜欢戏剧化的呈现,对情节突出有戒心。我更关注平凡生活节奏中隐含的生活真相,过滤掉新媒体时代学生身上容易吸引眼球的东西。我更喜欢突出他们突如其来的眼神背后的匆忙和隐忍。

我知道我的表达相对于学生的丰富和我性格的局限有天然的局限性。我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术写作得到答案,也无法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结论。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在十三年的教学生涯中,通过对学生群体的不断观察,以及从师生关系的长期接触和观察中所获得的感性认知。通过揭示有限个人的命运,我发现了他们的生活故事,我能够测试我的直觉。在这种直觉中,我找到了理解时代的可靠方法。我知道这篇文章不能提供一个整体的看法,但它呈现的是一个个个体见证的生活场景,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洪流中有一定的必然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识和理解,冲淡了大家对这个群体的曲解和偏见。

——这本书里的年轻人都是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的,时间跨度从2005年到今天。写作的线索主要依靠我对公共课教学的观察,两次当班主任,私人导师制实施过程,以及我对广东学生的刻意关注。我欣喜地看到,虽然年轻人的奋斗中夹杂着无数的悲伤,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依然显示出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勤劳、认真、冷静,有着难以想象的坚韧;它们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足以让generate做出各种可能。

在今天,这两个机构的出发点或许会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人的努力,正在悄然改变着群体的命运,事实上,也在推动着社会更加坚定地站立。

世界已经悄然改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大转折最终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介入年轻的生活。

看到他们,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作为与会者记录的开始。

编辑:梁佳

校对: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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