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①:燕妮(左)正在调查路线。
②:邱(左)在田间钻孔取样。
③:皮罗遗址,地层沉积良好。
④:郑哲炫观察毗卢遗址地层。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古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不乏青年考古学家。他们扎根考古,用实际行动诠释文明传承的使命和责任。
郑玄:
探索人类起源、进化和迁徙的古老图景。
当众多造型规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管理员郑哲轩难掩兴奋之情。
经过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近一年的考古发掘,郑哲轩逐渐适应了这里夏季的葱郁和冬季的多雪,熟悉了这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正是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发现并揭示了丰富的地层堆积,出土了7个文化层的7000多件石制品,其中发现了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
简单、对称、扁平、薄……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的祖先的工具在今天看来是惊人的。“这是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整的阿舍利。”郑哲炫介绍,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和技能发展到一个顶峰的标志,因此受到国际考古界的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了解早期人类在高海拔和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的发现让许多专家感到惊讶。
这一重要考古发现,离不开郑哲炫等年轻考古学家的努力。郑哲炫,1988年出生,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2019年春天,郑哲炫第一次踏上川西高原这片土地,开展考古调查。在他的脑海里,一直有一条线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怀疑在甘孜发现了手斧。经过不断的考察,郑哲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包括手斧点在内的一批旧石器遗址,但多年的野外考古经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将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019年夏天,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哲炫带领团队正式开展了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考察,他带领团队用双脚丈量了川西高原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高寒缺氧、大风大浪、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环境下,翻越高坡,一次次挖掘。经过几十万个弯,几千万个台阶,他们使60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出现,其中就有遗物丰富、地层堆积良好的皮罗遗址。
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成立了一支多学科队伍,综合提取了皮洛遗址的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学科信息。“从几个点的系统发掘到百万平方米的遗址,我们发现遗址的内部是一个有机聚合体,包括中央营地、石器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共同构筑了早期人类的居住形态。”在今年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会上,郑哲炫代表团队介绍,“皮罗遗址是青藏高原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什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的一项空空白。”
郑哲炫的专业是旧石器考古,也是考古界比较冷门的方向,但是他乐在其中。“旧石器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人加工使用的石器。要以简单的石器为起点,融合多学科研究,一点一点还原人类起源、进化、迁徙的古老图景。”郑哲炫说,“探索未知,揭示起源,是考古学的魅力。”
燕妮:
为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做出贡献
“一个女生怎么会想走考古这条路?”每当提到他的职业生涯,燕妮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
1981年出生的燕妮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女子考古队的项目负责人。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考古学家兼科幻小说家童写的《古峡迷雾》。20世纪2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中国成员遗骸的故事激发了燕妮对考古学的兴趣。高考志愿填报时,燕妮选择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来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
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一线时,她才发现,考古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女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个以女性专业力量为主体的综合性团队,包括男性技术人员和保安,燕妮就是其中之一。
燕妮女子考古队主要负责三峡库区消落带地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每年5月底,水位消涨带的水位会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水位将再次升至175米左右。所以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地对墓葬进行修缮。当文物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蹲在坑里,一个一个的打扫,画画。我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干了,湿了,但姑娘们用牙齿坚持下来,尽了最大努力完成了工程挖掘。”
除了是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还是一位贤妻良母。为了考古学的发展,燕妮牺牲了很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自2006年以来,她每年至少在野外工作6个月,最多10个月,承担了30多项野外工作。尽管工作努力,但燕妮对女性参与考古充满信心:“从国际和国内的实践来看,女性考古学家发挥了细致、感性的作用,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会以乐观的心态和职业素养完成田野考古的任务。”
16年来,燕妮和女子考古队的队员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实地发掘中,完成了与历史的对话,解开了未知的谜团。她不仅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更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个人的成长,既是重庆文化遗产保护蓬勃发展的投影,也是中华文化自信光辉的见证。”近日,燕妮带领女子考古队在重庆市涪陵区小天溪巴人墓葬中开展了积极的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天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
邱:
人类最广博的空知识之一。
“航空空遥感,如鹰击龙空,一飞冲天;丈量田野,若诗遇远方,徘徊左右;水下解密,比如鱼在浅水里游,可以隐蔽。聚落,景观,家族,阶层,类型,文化,探索远古人类,观察民族民俗,欣赏艺术理念,感叹人文科技。成分是什么,手艺生计是什么,饮食习惯是什么,基因选择是什么……”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章叫《我心中的考古学》。国家博物馆环境考古研究所所长邱这样描述考古工作。
邱,1990年8月出生,2006年就读于安徽大学考古系。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毕业后,加入国家博物馆。邱承认,一开始他是被调到考古所的。他经历过犹豫和纠结,但慢慢发现了考古的乐趣。
学习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走遍了全国。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遗址是邱担任行政领导进行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也引发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邱参与了海南省东方市荣村遗址的野外发掘和资料整理,完成了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进行田野考古的同时,邱还致力于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的研究。邱说,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交叉学科,植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以多学科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和理解祖先、环境和植物之间的关系。
“以江苏省太湖流域开展的一项相关工作为例。它被认为是鱼米之乡。我们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鱼米之乡是如何形成的。”邱说,“借助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综合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时做了什么。”
起初,考古队选择了一个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古湖泊,采用钻探的方法获取了古湖泊18米深处的沉积土壤样本,从而获得了当时的环境信息。邱说,“我们可以从沉积物中发现的花粉推断当时的树种,重建两万多年的植被景观。”
同时,团队还在古湖附近选择了一处人类活动留下的考古遗址,采集了各种样本,分析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通过两条信息的对比,可以评价先民对植物的选择和利用,分析环境和植物对文化更替、人口迁徙、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影响。”邱对说道。从样本采集、实验提取到分析讨论,他们团队完成了多个遗址的环境演变、植被景观和植物选择利用的恢复与重建。
近年来,更多的人关注考古事业,也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无论是你选择了考古学,还是考古学选择了你,你都应该庆幸自己触及了人类知识最广泛的空范畴之一。”邱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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