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黄实习生左耀毅彭
当我第一次看到“小镇作家”这个词时,玉佩感到被戳了一下。
这个自嘲的概念诞生于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意思是“出生在小镇,学习刻苦,擅长考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生”。
玉佩已经26岁了,她记忆中的细节已经被遗忘了。但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县高中的宿舍冬天又湿又冷,手冻得肿得像萝卜。高考成绩优异的她,从广西一个贫穷的沿海小镇来到上海的名校,却在文化冲击和学业艰难中陷入自责和怀疑。
过去,玉佩很少向别人吐露心声,“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是一个安全的角落——该小组于5月10日成立,经历了人数的快速增长,从成立时的个位数增长到今天的8万人。就像一座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岛屿,它包含了许多与玉佩相似的痛苦和困惑。
在群里,玉佩把这篇自报的帖子拆了下来,最后命名为《给小镇作家的一封信》。
她写道,“个人奋斗当然重要,但家境、家庭背景、父母的资源、社会处境和运气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她鼓励像她这样的小城镇的年轻人有一个"乘风破浪"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参加考试。"当你为以后的生活感到骄傲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要嘲笑那些因为不努力而深陷困境的人。"
“梦想被戳破”
我上大学一周了,玉佩都不敢坐地铁。她担心出丑,周末让另一个先来上海读书的广西同学来接她,她才放心。她坐车去了老家广西的盘山公路。她经常晕车,地铁也安全多了。
刚在上大学的时候,她经历了很多第一次: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第一次吃蜗牛,贴在Renren.com上;校园里全家第一次买日本咖喱饭,兴奋地拍照。
“当时,当我站在路上时,我感到了无限的希望,”玉佩回忆道。
差距很快给希望蒙上了阴影。玉佩想交朋友,于是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出去吃饭。女孩请客,点了五六个菜,第二顿饭玉佩自然回应,一下子花了300元。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的选择了不再请吃饭。在宿舍,她提到初高中宿舍没有空音。来自城市家庭的室友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没有空音的房子怎么会有人住?”
广西玉佩镇,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更敏感尴尬的时刻。老师上课时不时蹦出上海话。玉佩不能理解它,所以他只能和他的同学一起笑。听同学说“pre”(课堂展示),不知道是什么。站在领奖台上,她有时膝盖会发抖。
在小组的另一边,在广东农村长大的梁凡最初对pre感到困惑。在上大学之前,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他第一次面对PPT的空白皮书。遇到不懂的东西,他就查百度,各种病毒和广告就蹦出来,占满了屏幕。他立刻感到沮丧。“后来我发现,在做pre、展示、欣赏、内容、引经据典方面,人家比你强一万倍。”
参加俱乐部面试时,他吞吞吐吐地介绍自己。他要经过三面才能入社,参加了一面就放弃了。“我不知道如何在许多场合表达我的想法”,梁凡非常苦恼。
在山西朔州镇长大的团友杜依玲(音译)还记得自己大一时的抽筋。九月,学校开始参加中秋晚会。学生们自信地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才华。她在心底保持沉默。当时她觉得自己的形象很自卑。高考前,她穿了裤子。一有打扮的迹象,她爸妈就会教“你现在不漂亮了。等你上了大学,你想怎么美就怎么美。”在大学里,她学会了减肥和烫发,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女生有什么搭配衣服的建议?”
和大城市的孩子交流,杜依玲觉得他们表达观点很坚定,而她总是怀疑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她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世界从来没有否定过他们”。
对于来自湖南株州的队员胡静雨(音译)来说,更危险的挑战来自于她和同学们在计划上的差异。胡静雨在一所985大学学习英语。很多同学在大一甚至高中就报考了托福和雅思。学校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交换项目。胡静雨没有考雅思,所以她“注定要错过”
同伴的压力就像压在心上的石头。很多个深夜,她躺在宿舍床上思考人生,难受得睡不着。拿着手机,她不自觉地刷起了别人经营的微信官方账号和同学的朋友圈,翻看了别人的高中经历。她把没读过的书和没做过的事列了一个小清单,想一一补上。
“在我找到它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梦想中,但现在我的梦想被戳破了”,胡静雨描述了这种感觉。
她曾经加入过学生会,学长学姐在群里发搬砖任务的时候,她都不想回复。“我觉得他们在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义。”回想起来,胡静雨反思并“延续了高中的心态和思维”一个小镇的应试教育竞争很激烈。她和她一年级的同学去办公室问老师问题。对方会抢在她前面,先提问。也将节省五分钟。
“我们班很多人就像孤岛一样。”大学毕业后,胡静雨和“一年级”的女孩再次相遇,他们有了更真诚的交流。终于,他们知道了当年喜欢哪个男生,又开始分享青春期的秘密。
在胡静雨看来,这也影响了她的爱情观。大学的时候,初恋男友来接她下课,室友和男友聊天,她一句话都插不进去。回到宿舍后,于珍妮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我觉得我的室友很漂亮,脾气也很好,我当时就在想,我应该把我的男朋友交给一个更好的人,”胡静雨坦言。“那时候我会想,我一定要比你优秀,你才会愿意和我交往。”
她想学习如何去爱。高二之后,她有意识的看了一些书,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作和互相体谅。
“我该怎么办?我又失败了”
高三数学课上,玉佩早早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的中间,期望了解今天的课程内容。
然而,当玉佩回去面对空白色试题时,他仍然不知所措。过去,海上战术失败了。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她熬夜把练习本的参考答案抄得整整齐齐。她的情绪慢慢崩溃了,她怕打扰室友休息。她蹲在阳台上哭,对面宿舍楼亮着几盏灯。
在进入这个专业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要上很多数学课。
玉佩是全市高考状元。她报志愿前,父亲带了厚厚的一本历年高考和专业资料。她和父亲对此毫无经验,按分数报了学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专业。
“我该怎么办?我又失败了。”在大学学习中受挫后,她以一种看似有趣又自嘲的方式将它发布在了Renren.com上。
大二时,玉佩被分配到学生人数最少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她发现被分流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穿着褪色的衣服,保持沉默,互相聊天。他们都只是尽了学习的义务,上了一些“给的分数很可怕”的课程。结果他们得分很惨。
在该组织发布的帖子中,玉佩记录了三年后,19名学生中只有5名如期毕业,其他人因为太多科目不及格而不得不推迟毕业。
玉佩故乡的船只和河流
在四川县城长大的组员吴晓东,大学时曾卡在高数班。他早早起床,占了个座位,记笔记……却找不到学习的方法。身边的人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比如刚考过,联系实习,研究生转专业或者准备出国,他都不愿意。
有一次,吴晓东打电话给他母亲抱怨,她母亲用简单的方式给了她建议。“只要你把书摊在面前,一句一句地读,总有办法。”吴晓东突然崩溃了。”那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残忍。那一刻我就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我面对的是什么。”
最郁闷的时候,他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亲戚长辈不经意间透露出对那些成绩不够好的孩子未来的担忧。“如果你现在读不好,那你以后怎么办?”那时,他看不见他们。被表扬的是他,“沉浸在被表扬的喜悦中。”
大一大二的时候,吴晓东强迫自己去听专业课和留学课,感觉很不舒服。其他来问问题的同学都跃跃欲试,他们似乎目标明确。他还是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一个人背着书包来,一个人走。
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能讲述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有一次在梁凡下课,他和班上一个女生聊完问题走出教室。他想着回宿舍看小说,被同学拦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走得这么快,是因为一直都是一个人。
大学前两年,他努力投身于学术研究和科研项目,碰壁后躲进小说里。大二的时候,他退出了社团,翘了一些课,待在宿舍,不刮胡子,只点了一个月的外卖。“这就像破窗效应。这不是讨厌,而是接受自己,允许自己如此堕落,”梁凡说。
在大学里,梁凡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大学”
梁凡把自己一路向前的生活归为“幸运”。每隔两三年,村里就有一个孩子考上他后来上的985学院。
回想起来,他的童年常常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留守儿童,”梁凡笑着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托尼娅和保罗·科查金的故事给了他情感上的启迪。他喜欢的另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爷爷规定了就寝时间。梁凡买了一个手电筒,躲在被子下偷偷看书。这两本书他读过不下十几遍了。
多年后,梁凡在复习考研英语时,看到一篇阅读,说他出生在富裕家庭,父母会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报兴趣班,假期去各个国家旅游,一点点了解这个世界。他想起了在外打工的父母,偶尔会打电话,叮嘱他不要犯罪,不要玩水。
到了小学三年级,他甚至不知道冬天要加衣服,就去镇上参加比赛。穿着薄薄的长袖,坐在老师摩托车后座,一路吹。下车的时候牙齿打颤,嘴唇变白。
“看着我的小学,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大学”,梁凡感慨道。
我在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下大雨,学校的围墙年久失修。学校要求学生带工具来学校。“劳动课的内容从拔草变成了修砖。”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有四个班主任。偏远地区没有老师愿意教书。老师上课拿着棍子冲到教室前面,后面的学生跑来跑去。
与梁凡不同,吴晓东仍然感谢他的母亲创造了一个学习环境。当他放学回家做作业时,他妈妈会关掉电视,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有店铺,放学后就在店铺外面的小桌子上做作业,周围人来人往。
初中的时候,学校叫他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开会,用省高中的升学率和学习氛围鼓励他们。吴晓东说,当地条件较好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到成都或绵阳上高中。“当地升学率难看,优质生源在流失。”
杜忆凌还记得,她妈妈很早就开始打听省会城市太原的学校机会。
她的童年记忆是热电厂的家属区,健身房、电影院、职工俱乐部一应俱全。很多员工一辈子都住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互相指责,互相八卦”。现在,她偶尔也会怀念桃花源这样的地方。
在杜宜灵的童年,电厂家属区有一个企业体育馆。
学习的时候,家长会说:“不要有压力。如果你不上大学,爸爸妈妈可以安排你回来当工人。”
但杜宜灵渴望冒险。初中的时候,她每天骑自行车去上学。当她遇到大风沙,道路颠簸的时候,身上会蒙上一层灰尘,心里隐隐有些烦躁。
她认为有一天她会离开这里。
“高考是我眼睛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很多高三备考夜,杜奕玲写完作业不想睡觉。她在语文笔记本上写了一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上北大的主人公:上北大胖乎乎的,一张脸像白面团,戳着五个点,那是他的五官,说话软软软软的。他只知道学习,不参加体育运动。因为身体不好,他生了一场大病,错过了高考。他一直跟妈妈念叨着“我要去北大”。杜奕玲从后往前写,满满几页,上课遇到笔记。“会有一种宣泄的感觉。”
杜依玲不喜欢做操,但那时候,高考是她唯一可以期待的标准。她所在的高中提倡学习衡水,以“提高一分,摆脱千人”为口号,做了和衡水一样的试卷。高三以后,每周都有一节心理学课。心理学老师带学生做游戏,教一些消除焦虑的方法,但还是有学生埋头做题。
玉佩是那个“一直”不做运动的人。学校发一个习题,她会再买两个。高考完,把东西搬回家,发现自己做过的卷子堆得和她自己的一样高。
三年级的暑假,玉佩和家乡的初中老师在足球场上散步聊天。告诉老师玉佩,“你很幸运。你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从初一到初三的班级里,女学生一年比一年年轻。“他们要么辍学回家结婚生子,要么被送进护校,要么去东莞打工。”玉佩初中毕业时,当地还没有高中。
玉佩家乡的一个蔬菜小贩。
玉佩没有很多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在教室里刷题空。她不擅长数学,但她能记住问题。她在考试中看到一道题,就知道原型是什么。
那是她骄傲的时候,成绩好是一种特权:原来12个人住一个宿舍,高三的时候可以住3个人的宿舍;晚上会在写字楼空的办公室学习,以获得更安静的环境;食堂会专门准备一份排骨粥之类的宵夜,平时是吃不到的。
伴随问题的是以成绩为中心的坐标系。有一次港华深大分校来学校宣讲,胡静雨参加完就回班了,历史老师刚开始上课。她淡淡地说:“听这些有什么用?可以好好高考,分数上去,选个好学校。”她突然感到羞愧。
她受到了成绩和排名的影响。高三的时候,胡静雨偶尔会回家。有一天,她玩手机玩到12点,她妈妈也没说什么。前几天她在家学习到11点15分,她妈妈一直催她早点睡。
胡静雨非常生气。“我觉得她在拖我的后腿。”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所有的努力和改变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觉得我下次还能轻松拿第二吗,因为我拿了第二?每天11点准时睡觉,轻松愉快的陪你看电视玩手机。高考能成功吗?……"
现在回想起来,“她(母亲)其实是密闭高压氛围的反面”,胡静雨自嘲当年的自己。
高中的时候,吴晓东对一个和我成绩有关的场景也特别敏感:考试结束后,班主任会把成绩单放在讲台上给大家看,三秒钟就有一大群人挤满了讲台,“特别关心我在那张纸上的位置。”
“高考是我目光所及的最远的地方,”吴晓东说。
进入大学校园,来自小城镇的学生回头看,才发现不平等早已经出现。吴晓东注意到,初中在县城开家长会,很多家长在班主任面前很害羞,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老师说的答应了。在省会城市的高中,同学的父母多为大学老师或商界人士,会主动和老师交流孩子的情况,在QQ群里发言积极。家长之间比较熟悉,也会互相交流信息,所以在老师和学校面前都比较强势。
对于杜宜灵来说,这种差距也是在高中出现的。
在太原上学,她第一次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我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概念。”她去太原一个朋友家做客,发现孩子和父母在饭桌上会聊文化,聊时政,聊人生价值,聊美好。杜依玲有话想说,却不知道该对谁说。在家里,父母聊八卦,聊工厂的人事问题。
研究生毕业后,杜奕玲去上海一所知名的重点高中求职。在阅读角,她看到了高中生对阅读福柯《英语》的反思。学校展出了该社区的海报。"那时,有戏剧俱乐部和模拟联合国."
她参加了一个公开课。除了最后几排,都昂着头,愿意参与讨论,思维也相当发散。她不禁回忆起当年的班级。学生们低下头,害怕老师的提问。
杜忆凌记得,高考所有科目考完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回学校拿答案,提前预估结果。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她浑身湿透,穿着雨衣去上学,和同学打招呼。老师发答案的时候,她倒吸一口冷气,翻着书。整个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杜奕玲开始计算几道错误的选择题。
过了一会儿,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了哭声。
“认真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梁凡总结说,在高考之前,学习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关键词。上大学后,他再也找不到新的目标。
在大学里,他疯狂地参加性格测试,想知道自己是谁,擅长什么,看各种心理学书籍,但都“没用”。
“好像小学到镇上,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会有一个突变。”一步一步走出去,他常常迷茫。
梁凡不记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试图对抗这种“无用感”的。
有一天我熬夜到很晚,第二天6点多就醒了。他突然对自己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他起床刮脸,梳洗,想要有新的生活。
大三的时候,他参加了比赛,拿到了证书。通过六级后,他还拿到了奖学金。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改变。
在胡静雨的观察中,许多群体成员的矛盾感在大一和大二时爆发。“想从头再来的感觉特别强烈,之后会有一个过渡。”
杜依玲试图改变自己的自卑。她加入了辩论队,收集资料,和同学讨论。虽然还是怯场,但她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在拓宽,不同的观点在碰撞。“她非常高兴。”
第三,她进了剧社,第一次演女主角,给观众念了一段充满情欲的独白。不到10分钟,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说了出来,心里一片轻松。“我可以放下以前充满优越感和清高的好学生形象了。”
玉佩也在大三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状态。专业结束后,她需要学习医学院的课程。通过刷题,她的成绩不再全在最后。
玉佩说,过去,她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高中的时候,她看到成绩不怎么好的农村同学上课打瞌睡,只觉得他们不努力。
当他来到这个城市时,玉佩不禁思考,为什么他会从一个小地方变成一个弱者?
观念在慢慢改变。在Renren.com,她一直关注的一位学长经常分析社会问题,讲述环卫工人的艰难处境。她开始意识到社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感觉自己像个环卫工人。
像玉佩一样,吴晓东试图审视自己,“认真探索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决定跨专业考,他来回两个校区上课,在地铁上刷新闻。当偶然看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刘致妤辍学出家的新闻时,吴晓东感到有点震惊。
“普林斯顿大学给了刘致妤一份工作。按世俗的意思,他很成功,但数学不能给他想要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别人。”吴晓东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不能为了完成父母、学校、社会的期望而忽视自己的真实需求。
他也反思,大学里很多人读书似乎只是为了学历和背后的地位和资源。
考完试,在办公室里,他坐在导师对面,说出了困惑了很久的话:“大学4年,我好像什么都没学到……”导师告诉他,这不能只怪学生,大学老师有错,高中和初中老师的教育也有问题。“高考前,老师只是把东西嚼碎了再吐出来喂学生,学生不知道他们的求知欲是什么样的,”这位导师说。
出了办公室,吴晓东觉得自己开阔了许多。
“自我”、“不”和“工作”
有些小镇学生并没有意识到,断网的缺口会在毕业的时候再次闭合。
毕业后,梁凡开始找工作,因为考研失败。
错过秋招后,春招就业形势严峻。面试时,要求一分钟发言,不进行领导小组讨论。梁凡看着其他人侃侃,说话了,“但我无话可说”;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坐地铁总觉得别扭。
经哥哥介绍,他进了深圳一家设计院。当时,梁凡的基本工资是3500元,他每周都要通宵工作。加班到12点是常事。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座位旁放了折叠床。透过办公室的纱窗,看不到外面的风雨无阻。公司就像一个大型网吧,都是深色的桌面,压迫感又上来了。
三个月后,梁凡辞职了,决定回到学校“二战”,并打算参加计算机考试,因为“前景更好”。但是考研失败了。
疫情期间,他回老家再次网上求职,找工作难度加大。他投了100多份简历。“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他们不会去,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自嘲“蹲在家里”。
怕父母担心,梁凡每天都积极行动,充满激情地说:“今天,我又投了一份简历。”焦虑的时候,白天黑夜混在一起。
当我毕业时,玉佩想去哲学系。她阅读学术资料,听一些教授的课,但她很害羞。她看着老师下课离开,却没有勇气站出来说话。提交材料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高三那年,玉佩找不到工作。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从天亮一直望着窗外。有时没有理由哭泣。
她去了学校咨询中心,去了精神卫生中心开了药。
在即将毕业的那个学期,玉佩疯狂地投简历,一家比特币公司给了她一个回应,“好像抓住了救生圈”。
搬出学校后,她在上海郊区租了一间隔断房。洗澡水热了五分钟,下一秒,冷水就倾泻而下。厕所经常堵,她经常等到公司上厕所。每天乘公共汽车去上班需要两个小时。在晚高峰公交站,有一个人把乘客推进车里关门。那一刻,她总是害怕。
在比特币,她做过营销专员,做过秘书,和老板一起去吃饭,事后被骂。
几经跳槽,她加入了现在的留学中介。领导知道她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安排她做翻译工作。“废用”感难消,疫情导致降薪。坐在办公室里,她常常认为工作“毫无意义”。有留学经历的同事在午餐时讨论如何在上海买房,她却插不上一句话。
在翻译的留学案例中,玉佩可以看到九年级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指导下阅读女权主义作品;有同学对经济学感兴趣,中介会安排大学老师交流大学学经济学是什么感觉,不断提醒她成长中缺失的部分。
“都是一点一点想出来的。”在大学接触到戏剧之后,杜宜灵打算投身影视业。想象某人的可能性让她如此投入,以至于她一度后悔没有去艺术学校。
当中学老师的母亲希望她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否则,我想炒就炒。”杜宜灵很难过。“这个选择超出了她的人生经历。”她觉得自己和妈妈已经不再是高中决心高考时那种“一心一意”的状态了。
今年她本来找了一份影视制作的工作,但是因为疫情,职位缩水,实习也转正不了。她不知道去哪里。
“自我”、“没有”和“工作”。
一个早期的群友在群里抢了70多条长文。这是被提到最多的三个词。
今年3月左右,当梁凡失业时,他加入了一个聚集了许多失意大学生的QQ群。“互相打气,晚上连麦,听他们的故事,唱歌,给外号,很温暖。”
在分享的过程中,有人提议成立豆瓣小组。梁凡回忆道,“有可能‘小镇当题作家’是当时大家随便叫出来的。”
豆瓣集团诞生不久,取名“985废引计划”,废,也是985的五(5)的谐音。入群,抬头。简介里写着口号——“985.211失业者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走出困境”。
豆瓣985废物引进节目组简介豆瓣截图
“很多加入该群的985学生在迷茫中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梁凡立刻感到“并不孤单”。他在群里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真想帮TA一把。”
也是在她失业的时候,这个团体进入了杜忆凌的视线。当她第一次看到团名,985和废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杜奕玲觉得“有冲突感”,但是“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地步”。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很多回复里都能看到这样的话。短短两个月,在这个“树洞”般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记录类似的故事。
“找到组织了!”当他加入这个团体时,吴晓东感叹道,刚刚考完研究生,他就确定自己上不了岸了。
他发了一篇长文,“决心鼓起勇气面对过去,也算是这几年成长蜕变的记录吧。”
“只是什么都不说,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分发给后面的小朋友”
面对过去,玉佩开始思考,高考虽然代表了某种公平和上升的通道,“但只是一个创可贴,覆盖了伤口,并没有真正解决炎症的问题。”
现在,她还有“冒名顶替综合征”,觉得自己上了名牌大学是因为太幸运了。有了这份工作,因为“她的家庭在一个小城镇中上水平,她有机会在另一个城市读书”。她会想起那些留在小镇的人,重拾对故土的牵挂。
她打算关注一下身边有广西口音的人,比如在肯德基嚼汉堡、讲打工经历的又黑又瘦的女工,地铁上背着麻袋的年轻人,老友粉店的研究生。玉佩对他们背后的经历和他来上海的原因很好奇。“因为这种经历非常难得。”
曾经焦虑的梁凡现在在一家国企,同时准备考在职研究生。他打算“先热热生活”。
梁凡说,他不喜欢身边来自小城镇的同学陷入“读书无用论”,甚至责怪父母拖累自己。
大学时在广州CBD做家教,下课想找个便宜的地方吃饭。傍晚时分,他看到地铁工人带着疲惫的表情从地下钻出来。梁凡跟着他们穿过城市里的村庄,小巷里滴水,道路上有些坑坑洼洼,没有窗户的建筑物上有黑洞洞的洞,还有住在那里的人,随意拉着电线。
这些工人让他感到亲切。在餐厅,他们直接问老板哪个最便宜,就在饭里加一点咸菜或者清汤面。梁凡一直记得他的父亲,他是一名泥水匠。这个脾气暴躁的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他努力回过头来关注工人和农村。一个做快递的朋友上夜班,上白班轮,有时会吐血;村里有些家庭得了重病,往往他们的钱都会交出来空。梁凡直接在他们的手机里帮助他们办理社会保险。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来自家庭的压力依然影响着他,他已经收到了父亲20到30万的房贷。但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在新单位参加辩论赛时,他仍然会握手。“但是我的声音已经可以发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梁凡笑着说。
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宜灵。她错过了各种科目的课程。“如果大学没有,我们这辈子可能就没有机会接受人文通识教育了。”
偶尔,她写作记录家乡企业社会的消失。镇上的兄弟电厂早在五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没有使用,电厂的机组在围观下“砰”的一声坠毁了。商店和菜场少了,年轻居民也搬走了。
现在她回到了家乡,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她会在穿着上刻意保守,怕被问到工作和婚育问题。“都说上海用‘回’,虽然回家也是回。”
杜宜灵在山西的一个小镇长大。
她想,以后要写电厂小城镇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的心理变化。她也希望描写小镇上的中年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文怡阿姨写古诗送别朋友,健身大叔锻炼肌肉……
“‘小城作家’见证了另一种生活,”杜忆凌认为。“一个有过底层或者弱势群体生活经历的人,可能会比那些一直过得很好的人有更多(反思)。”
她明白,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也会被一些东西所困。“他们高中同学都是富二代,很多本科生都去美国读书了。”一个朋友对她说。她每次出去玩,大家都穿奢侈品。这个朋友忍不住开始买。
杜伊玲还在寻找影视行业的工作机会。她也认为稳定的工作可能是更好的出路。“但我总觉得,一个标题作家应该有勇气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用自己的身份框定自己的出路,也就是真的屈从于这个标签。”
胡静雨也是被改变的人。从交换学校回来后,她找到了方向,考研法律专业,今年进入了理想的学校。
虽然“出坑”了,但她还是觉得群里坦诚的交流值得珍惜。大学的时候,她在朋友圈也说过类似的话,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她设置为“只有高中生才能看”,还加了“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大三的时候,她在学校组织了一次“无忧杂货店”活动,设立了面对面谈话和问题邮箱,发现学弟学妹们和她当年一样迷茫:有人因为减肥患上了暴食症;高考结束后,有人得知父亲得了尿毒症,不知道是还债还是继续读研...
这一次,她看到媒体评论组的一些成员“只会抱怨和吐槽社会”。胡静雨想说,“当我们试图用柠檬做柠檬水时,我们可以说柠檬真的很酸吗?就一句话不说,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分发给后面的小朋友。”
六月,吴晓东毕业了。他没有参加毕业典礼,留在宿舍看书,不愿想起那些“失败”的回忆。
他差点把大一大二的作业本弄丢了,只留下一个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想法。封面上灰蓝色的海浪飘过,岸边,灯塔的灯光倒映着天空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报记者王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彭伟
校对:蒙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