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精华不被破坏,华北和沿海城市的许多大学都向内迁。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作为西迁队伍中的一员,马芳若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大三学生。他于事发后9月21日离开北平,当晚到达天津,寄住在同学张启金的姑姑家。11月14日,我去了南岳。四天后,我正式在长沙临时大学上课。1938年2月19日,随移民军出发前往昆明。
这次迁徙分两路:一路是海路,然后是香港、安南、昆明;为了走进云南,学校组建了“湘黔滇旅游团”。旅里徒步的学生有280多人,分两个旅。一个大队分三个中队,另一个中队分三个中队。马芳若被分配到二大队二中队四分队。
马芳若一路上都记着日记,用蓝黑墨水笔写在横式练习本上,封面上写着“马芳若:日记”的标题。按内容位置的转换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1937年11月18日——1937年12月23日,长沙临时大学。
第二部分: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从长沙到昆明。
第三部分:1938年4月29日至5月2日,昆明。
第四部分:1938年5月3日-5月21日,蒙自。
马芳若日记手稿封面
马芳若日记手稿第一页
第二部分,作者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记录了长途迁徙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读来让人身临其境。类似的日记也有不少出版,但从时间跨度和材料的独创性来看,都不如马芳若的日记。
如钱能昕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将旅行日记编成小册子,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分三十五个小标题,系统而有规律,却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如余道南的《三校西迁日记》(1938年2月19日至5月4日)在发表时被作者精心修改,文献价值受损。作者是林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北京大学学生。这本日记的特点是对沿途景点的详细描述,侧重于对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的分析。前卷有1990年夏天所作的序言,日记后面有云南情况简述和结束语,并附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游团旅行概述,可以说是一部写得很好的作品。
只有杨世德的《湘黔滇旅行日记》(1938年2月19日-5月8日)是根据原稿未经修改写成的,性质上是马芳若日记的最新。杨就读于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考入清华大学。更难得的是,杨世德和马芳若在二大队二中队四分队,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两人有很多交集。
另外,林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董芬写的《董芬日记》是一部不完整的手稿,包含西迁前和到达昆明后两部分,但可以弥补马芳若(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2月18日)的缺失部分。
上述日记作者,因为关注点不同,写作风格不同,描写也不同,都有自己的详细描写。如果他们只看一种,难免会后悔自己的偏颇。《马芳若日记》的发现,可以弥补历史的不足,还原这次“文化长征”的整体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日记》的编年史终结于1938年5月21日,当时文化界正掀起讨伐周作人的热潮:
晚上读报,有武汉市文联的电报声讨周先生(作为作家),诬指他是汉奸,极大地刺激了我的精神。思想:①在周做汉奸不靠谱。②武汉的所谓文化界不应该这么做,这说明中国人堕落了,善于揭人隐私,诽谤诬陷,借公报为私。③如果说当汉奸有什么理论依据,那就是必须讨伐。④或者是真的,和做的一样,什么人都可以悲观,比如周先生也站不起来,别人又如何。大家都不靠谱,都觉得孤独。做人真的很麻烦,没意义。
行尾你说:“这篇日记写完了,下一篇开始。”现在第二卷不见了,内容不详。幸运的是,除了日记,马芳若的作文、论文、联大期间的讲稿、迁徙过程中的行军路线图、临时大学生名单,还有一份20世纪50年代的手写材料《翻身新生活》,都被保存至今。利用这些材料,或许可以大致了解一下马芳若的生平经历。
鄞县马史
1951年,马芳若写了一篇题为《做一个新人》的自述,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是浙江省鄞县人。我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小官僚。他大概在江苏省的苏州、宝山等县做过知府。我祖父后来经商。我的五个叔祖父后来成为北京几所大学的教授。父亲10岁去世,母亲11岁去世。他们去世前都病了很久。父亲只留下一套租给别人的房产,给我们三兄妹开碾米厂。本来我的命运只能找到一种尚虹,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和爷爷奶奶的支持继续学业。当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被留下来当助教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安慰和培养长辈,同时也就敢于“挺身而出”面对一直歧视我的叔叔和表哥们。
马芳若曾祖玛海曙(1826-1895)早年是商人,后成为政治家。先后在丹徒、元和、吴县、保山等地担任知县,官职为直隶周知(三等衔)。他有九个儿子。其中三、六和八人死亡。我的祖父马(1858-1929)是甘肃镇远县县长马海曙的长子,被任命为博士。
马芳若自述中提到的在京担任教授的五位爷爷是马玉藻、马恒、马健、马准、马立安,被称为“五马”。日记里记录了很多他的身世和与马家长辈的交往。例如,1938年5月20日:
宋诗晨,苏东坡写《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中有一句“无限周放生杜若”,出自楚辞《九歌》“取周放Xi杜若,将女儿留在身后”。我以为于,为的是怕传出这样的话。于的名字是五叔写的,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自己被列为贵族一代。如果这个发表了,我很喜欢。
马海曙的第五子马健(1883-1959),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方若”这个名字是马健取的。马芳若对这个五舅爷也很尽心。193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37周年校庆。那天下午,我会见了罗和魏尔士,魏代表他的五叔祖父从香港带了一件毛衣到,并以挂号邮件的方式寄出。“孟叔叔”是马健的次子马蒙。
在你的曾祖父中,马芳若和他的四叔祖玛亨(1881-1955)关系最密切:
最近战线还是极为不利。我听说南京郊外发生了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抵抗不了,南京就危险了。我四叔知道事情的进展,他觉得他会怀念。(1937年12月9日)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下令将文物紧急打包西迁。第一批文物在马恒(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监督下于8月14日运出南京,目的地是汉口。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无安全可言,只得继续西行,途经宜昌、重庆、宜宾,最后到达四川乐山。
在桂阳,马芳若偶然遇见的老儿庄,并告诉他已抵渝:
早上起床后,8点集合,团长讲课,10点吃午饭,12点去洗澡,去中华路革命日报博物馆附近。我们突然遇到了故宫的庄商演先生,聊了一会儿,知道我四叔突然去了重庆。还答应一起吃饭。他住在四海酒店,六点去了房间,也就是一起吃了饭,喝了真茅台,真的比昨晚好喝。盖庄先生并没有谈论一路走过的路,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很有兴趣地等待这样一次漫长的旅行。他会回来,抄故宫传达室,他可以转给(这里画了“马先生”二字)四叔。我收到了两卷《贵州名胜和历史概述》,其中一卷我要求转给林大的旅游团。据云介绍,庄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年3月31日)
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即去昆明取信于马恒:
今天早上7点左右起床,昨晚睡得很香。吃完早饭,我和金一起去了县城,又去了崇仁街46号。我拿起从美国寄给四叔的信,准备转寄到重庆。(1938年4月29日)
除此之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马芳若与六叔祖马全之子马毅(1914-2005)也有书信往来:
今天,雨下得很大,所以我不能出去玩。而是去图书馆看了一本书,给一叔和四叔写了一封信。书写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四点了,再等一个星期也发不了。我会等到明天。(1938年5月8日)
虽然马芳若自称年轻时受到过叔叔和堂兄妹的“歧视”,但从其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无论学业还是事业,都得益于他“鄞县马史”的身份。1947年,马芳若介绍联大同学刘洪奎(原杭州艺术学院学生)到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工作,主管人事和文书。这件事无疑牵涉到他和马恒的关系。
开始展示自己的才华
民国26年1937年12月,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册中有马芳若的信息:
马芳若,浙江鄞县人,23,男,北京大学,北大初三。
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录
由此可以断定,马方乔丹生于1915年,“形式三”是“中文系三年级”的简称。马芳若十岁到十一岁之间,父母双亡。三兄妹靠租住父亲留下的房产为生。马芳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几个爷爷的支持下完成了学业。
二十岁时,马芳若编著了《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一书。本书由上海经纬出版社于民国25年12月出版。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前面都有编者的前言,相当于一个指南。在书的序言中,何炳松高度赞扬了马芳若的选题眼光和编辑能力:
中华全国青年协会的马芳若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最近,他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和奉献了所有讨论中国文化建设的国家名人的话,以供参考。让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问题一目了然,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马老师本人就在这一集里,他没有偏见。他有不同的看法,听读者的选择。这种通情达理的态度特别令人钦佩。
书中还载有一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马芳若在上海写的《编者序》,其中第二段写道:
一天早上,龙文书店的徐万成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他最近一直致力于调查工作,并与我就编纂各学校,图书馆和报纸的调查记录进行了一些讨论。当我们谈到最近的文化问题时,我给他看了我收集的文章。没想到,他看了之后变得热情起来,表示愿意发表龙文。让我们就出版达成协议。之后,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我就会去各个图书馆收集资料。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材料终于相当齐全整齐。
根据上面的话,马芳若当时可能在上海某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如果同年9月考上北大,1937年9月就随部在云南了,大三了。多年后,当有人无意中提起他早年整理的“小作品”时,马芳若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自得:
今天上孟子(先秦文学)课,同学周告诉我,他在同学的被窝里看到了《中国文化建设论文集》这本书,是余编的。言语之下,颇为佩服。当我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感到很亲切,也很自豪。(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记)
但是,如果马方只想留在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他的编辑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从湖南到云南的三月绘画
联合大学的团体形象
在长沙和蒙自,马芳若亲自上了许多教授的课,他的日记记录了朱自清、闻一多、蒲江蛟、冯友兰、等的面貌。,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史料。
日记第一篇开篇是1937年11月18日,当天正式上课:
到南岳已经四天了。今天,正式开课。上午有三个讲座:中国文学史(浦江邀)、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陶渊明(朱自清),都是清华的老师,讲得很好。
对于这些“著名教授”的教学水平,马芳若并不盲目吹捧,而是如实写下自己的印象和评价,有时言辞犀利:
上午有四节课,郑新先生的《哲学概论》,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第二节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我听的时候对朱很满意,听《哲学概论》的时候因为语速慢,声调低,感觉很累。如果音调稍微高一点,有条理一点,就完成了。下午看朱枫的《中国哲学史》一至三章不错,但关于当时社会情况的那一段(即古代史中的一段)略跑题。去年北大的钱穆先生讲了很多中国通史。但冯是哲学研究者,钱是中国史学家,各有千秋,所以冯不如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有四节课,郑新先生的哲学导论是最难受的。他听了一个小时不知所措。没有体系,没有组织。有退选的意向,过几天就决定了。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很好,材料丰富,教法极其清晰,给初学者的思路很多。
朱先生的宋诗很平庸。(1937年11月24日)
上午有四节课,其中普的课最差,朱自清也很烦,因为他的课完全不系统。钱穆老师、唐永通老师、何老师昨天来学校,他们的科目(课程)不是和时间冲突,就是在下午,极不方便,无法补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哲学入门,越讲越不懂。你在退出和不退出(不)之间徘徊,因为退出的原因很难用短语表达。你认为你不能理解它是一个原因吗?可能吗?可能吗?(1937年12月10日)
马芳若在联大期间深受闻一多赏识,师生情最为一致。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他用《淮南子》帮忙读楚辞,颇有成效。他在联大的毕业论文也得到了闻一多的认可:
闻一多先生曾称赞我对李肃诗歌作年的考证,“考证之透彻,方法之新颖,堪称佳作”。(致罗昌培先生书,附手稿)并称赞我的散文发表在《大公报》上。(马芳若《翻身新生活》手稿,1951年)
闻一多评论道
罗勇(1900-1950),《作李肃诗》的时代导师,是西南联大公认的最受欢迎的讲师。在中国老师中,他也是上课最多的一个,开设了十四门公共和专业课。如果说马方在蒙自之后上过罗勇的课,他对老师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
早上有一节文学史。蒲老师将要做一个关于南北朝民歌的讲座。第三讲是朱自清先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为陶渊明开篇。这学期作业照常,除了杜甫和多罗雍老师的先秦课文。下午会上一两节课,演讲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声音已经被忽略很久了。(1938年5月5日)
罗勇对马芳若的学术帮助可能更实际一些。在现有纸质稿件的封面上,留下了罗勇手写的评语:“评价80分,28年7月20日,罗勇。”该书经过修订,于1944年1月由中华民国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是一本草书,署名“马勇”。罗微写了“题词”:
李肃诗歌、马殷·方俊作品创作年代考辨。方若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汉魏文学史方面非常努力。我从学校毕业,根据我的经验,制作这个系列;如果你不敢自给自足,你已经隐藏了很多年了。在教学之余,有很多补丁。是我今天给你梓的一句话。但现存史料考证所依据的有这个证、旁证、内证、外证,文学史要求的内证也很多。如果你超过五岁,你将很少能和别人交易。自宋亡,仿古,竖杆模型画,成就鲜雕,时代也为之。文学史是建立在明代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的。是文体改变的原因,即文字为文字所用,文字为事物所用,以抓代发,寓教于乐,寓教于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仔细审查,但老话讲,信息就是外在的证据,你还是买椽子,还其珍珠。如果说方方的编纂只是李肃的馈赠,那么它与第二部词类相比在句法和意境上的异同,几乎已经在内证的运用上做到了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意思如果在不同的日子里推广开来,就会遍布历代篇章,我们就很难得到透彻的解释,从而追问变化的原因。它只是一个小卷,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它会有谋生的功德,它不会只是一个送别的个案。
民国31年6月15日,罗勇书寄昆明西坎寨。
在《李肃作诗的时代》手稿的封面上,有罗勇的亲笔批语。
矛盾体
马芳若性格内向,除了读书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和周围的人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努力学习,希望能够在大学立足。我变成了一个孤僻、骄傲、固执的人。”(马芳若《翻身新生活》手稿,1951年)
每次参加学生会的会议或活动,我总是抱怨:
晚上学生会学术单位召开所谓的国防教育座谈会,参加的人很少。曾宇去听了,会场全是高调,很可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晚有一场南岳文艺社(同学组织)举办的所谓诗歌朗诵会。除了朱自清读冯友兰的诗,沈有鼎读杜甫的诗,其他同学都是自己读自己做过的,自己唱过的。真恶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晚上,学生会召开了时事座谈会。与会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数人都很高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认为。(1937年12月4日)
由于时间紧张,学生会在晚上召开会议,讨论工作和停课事宜。本来就不讲道理,高调,难与对方争辩,出言不逊。我太累了,走到一半就走了出去。(1937年12月10日)
下午,罗昌培先生召集中文系师生在连岛开了一个谈心会。余没有去,因为他讨厌这些人,要开会。(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父母的早逝,为人情冷暖做好了准备,也造成了他敏感自卑的性格。在日记中,你经常可以看到自我否定和宣泄的段落:
虽然这是一个每天都可以诉说的地方,但是心里有很多苦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也没办法。
最近越来越清楚自己以后的结局。虽然我努力了,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和别人比起来相形见绌。
一天一天无情地过去,当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的胡子变得更厚了。让我们反思一下。有哪些技能可以给人赞美和羡慕?
钟摆深深地滴进我的心里,疼痛难忍。
今天早上起的很早,感觉神清气爽,应该继续这样做。这里连续几天都是多云转晴,太阳很久没有出现了。今天,天高云淡,到处都是艳阳高照。景色令人陶醉。天地,真是浪费,快点!(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在朱自清的课堂上,他会因为回答不出问题而感到羞愧:
上午,我上了一节宋诗课。朱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我答不上来。我感到非常惭愧。(1938年5月11日)
个人理财不是他的强项,所以总是陷入日常应急的尴尬:
自平起平坐,一路历尽艰辛,到目前为止还算稳定,但过了一月,经济就会感到困难、无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天是我到南岳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没什么精彩的。下午,我给长寿阿姨写信,让她寄钱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钱已经用完了,但是我已经给舒梦和梁启金去信了。不知是否在意料之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从明天起,我将自掏腰包吃饭。早睡,却睡不着,担心经济压迫。(1938年4月29日)
不久后,在范纪昌的关照下,马芳若找到了一份为学校刻制讲义的工作,满心以为经济上的疲劳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没想到,不到一周,她就被辞退了,她的人生又一次茫然了:
我以为周日给学校抄讲义才是长久之计。今天由于昆明招聘的学校书记已经到了,报名组就把我们解散了。以后的生活怎么解决?和范先生谈谈。(1938年5月20日)
马方是个矛盾体:自卑又自大,愤世嫉俗又渴望被关注。他一心学习,不得不应付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我只是跟学校跑来跑去,一心想成为大学教授,文史学者,在考证和辨伪中打发时间。”(马芳若《翻身新生》手稿,1951年)他的野心注定在现实土壤中找不到根基。
余音绕梁
马芳若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44-1945学年,他和沈从文一起上了中文系新生必修课《国文一乙(读本)》。学校用的教材让马芳若做了笔记,最后没用上:
亲爱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注释一个大一学生的文选,印象深刻。现在由于实际困难,印不出来。特此退回原稿,希望是荷兰。
致马芳若先生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
建国初期,马芳若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闲暇之余,经常去四叔祖马恒的住处。马恒非常信任这个侄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他留在家里喝一杯,带他和儿孙们一起去玩、看电影、逛街。从《马恒日记:1948-1955》所展现的状态来看,马芳若在北大的学术生涯并不顺利。这也可以从他的自述中看出:
因为北大教授那么多,我还得去太原推销自己。到达太原后不久,我感谢山西省文联允许我参加文学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看到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马芳若《翻身新生活》手稿,1951年)
1949年8月20日,“听说山西大学已决定录用方若,故愿给她一点安慰”(《马恒日记》)。10月17日,马芳若正式走马上任。语言学家杨树达曾写信给马芳若。信封上写着:“请接受山西大学9楼6号马勇先生的邀请”。从此,“麻涌”成了它的俗称。或者可以看作是马芳若“洗心革面”的外在表现。
“方若”这个名字在中共出版的《马恒日记》中出现了53次,最后一次是1955年1月16日:
如果方下午从太原来,她就去武汉相亲。
此时的马芳若不是迷茫,而是没有结婚。的孙子马在《马恒日记》的注释中写道:
马勇,本名方若,浙江鄞县人。马恒是这个系统的一个远房侄孙,由马恒照顾。建国后,先后在太原山西大学和杭州浙江大学任教。
马芳若也曾在浙大有过从教经历,但他从1955年开始的人生轨迹已无追索。
编辑:郑世良
校对:张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