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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的人生经历

梁晓声的人生经历

本报记者王伟

最近,梁的最新小说《中国桃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4月22日,北京,出版社在集团会议室为他召开了北京+媒体在线座谈会——会议原定20日,不想梁的健康宝在19日中午突然冒出来,活动召集人紧急通知所有媒体改期。再见!在默默的祈祷和等待中,所有人都期待着他的核酸结果是阴性的好消息。

这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揭示了疫情下生活和工作的种种不确定性。但对于这位73岁的作家本人来说,有一点是特别确定的:自年初电视剧《人间世》开播以来,梁就被密不透风的活动平台和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搞得疲惫不堪。1977年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饶在北京两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他多年来一直“抓艺术创作”。他对影视圈并不陌生,也亲身被这个“流量时代”吓到了。

作家梁,本报记者王建图

有多担心,多沉重?“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看我的新小说,所以这次我就不谈这个世界了。”在4月22日的座谈会前,各路媒体的记者都收到了这条消息,并回复确认。

而作家总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不管哪个媒体,大多都是上来的。我一说好累,他马上说一个短视频,就两分钟,但是两分钟我就要翻一个小时。请饶了我,可怜可怜我吧。这个时候,大部分男生一开始都是无言以对,你突然觉得他在电话那头真的很同情你,虽然你能感觉到他也很失落。但是,女生的闯劲和坚持,真的是让人无法抗拒。我有一个问题。女生放弃了怎么办?对她的生活和事业影响大吗?没什么,从前‘半边天’没上来,现在,这种极其强烈的、成功的、上升的(感觉)...”在会上,看着无奈的梁。

无独有偶,如今的职场映射也出现在他的新书《中国桃李》中。和往常一样,这部小说没有前言和后记:新千年,两个80后的中国大学生,男学生李晓东,女学生冉旭,从校园时代的告诉法官,到婚后走向社会,“京漂”被生活毁了。最后男生因为睡前孝顺回了老家,女生则跟着老公老婆。他们一起在家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小说是从“我”和李晓东的第一视角展开的。考虑到作家本人有一个80后的儿子,以及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的经历,代入感非常明显。

“”(du ǐ),生动地展现了小说中两个大学生的第一次生活,也是第一章的关键词。纸媒记者抛给现场作家的第一个问题:“人”“互”是80年代的口头禅。我很惊讶的发现你居然真的关注了。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发现这个词的用法和词汇背后的时尚的吗?

梁一怔,“这个词好像在大家的口语中都有使用,我和编辑们试了几次,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平时用的词是'(duì'),而且也是在央视字幕里看到的词。但是“见”是动词吗?好像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使用,这是我们目前对古文字的不正确用法。我和编辑们一起找到了这个音“”的正确写法。

“还有一件事。”梁接着说,“看完《人间世》后,我想放松一下,写一本不那么沉重的小说。不然别人会以为我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多担心多沉重的人,其实我不是。《中国桃李》里,字里行间往往藏着一点幽默,这也是我这辈子愿意处于的状态。”

他公开宣布中国桃李的影视改编已经提上日程,甚至还征询了在场记者的意见——小说中两位主角的大学老师王教授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你觉得魏凡怎么样?”当有人说魏凡凭借《不成问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时,编剧会意地笑了。

写《中国桃李》时的相对轻松的心境,还体现在作家完全不介意“梁”这个名字,以嘲讽的笔触出现在小说中。今年2月15日,梁为长篇小说《中国桃李》落笔。“嗯,梁,如果他像我的冉,他经常转移到第二次生死之战(在小说中,的妻子回到她的家乡,在市政府老干部服务部门担任主任,并经常主持追悼会)。估计他不会再到处卖他的狗皮膏药了……”

“其实我经历过80年代,我们这种人读了一点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假装高深,而这个高深的东西很难,是最难的工作。不好说什么,小说变得晦涩难懂。其实小说没那么大。应该说,如果很多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生活,只要字写得好,都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你得看看网上,老是评论‘十大小说家’,总之你还在把小说扛在高处。看起来多么神秘,都是扯淡。写小说类似于前鞋匠定制一双好靴子,一个高级包包。个人觉得差不多,可以和别人酿世界名酒,做世界品牌香水放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我觉得小说家这个职业在当今人类社会是不能被束之高阁的,似乎比其他职业要高很多。我可能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调侃了一下。”梁对说道。

时代的作家和记录者,“我也经历过撕裂的状态”

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在人间》,2019年获得“茅奖”。相对于如今电视剧改编带来的巨大关注,世人大多没有注意到梁在过去的三年里一口气出版了三部小说:《我与我的生活》(2020)、《田园赋》(2021)和《当下的中国桃李》。

自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出现在文坛以来,梁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写作的传统。熟悉他作品的读者都清楚,他的“高产”状态不仅仅是七十岁时的样子。除了小说文学创作,从1997年开始,他发起了对中国社会阶层的轰动性分析。在这十年间,他还在书店出版了《抑郁的中国人》(2012)、《不安的中国人》(2013)、《中国的生存启示录》(2014)等社科类书籍。2014年,梁在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于次年年初出版了《我们的时代与社会》和《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两本书。他们既担心又充满希望。由此,人们看到了梁将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为“社会良知”的。

在《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他是这样描述“当代中产阶级”的:中国中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从未形成过任何不可忽视的阶级,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这个阶层是新生的,根本不存在任何阶层的思想传统。这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饿了就哭,饱了就笑,尿了就尿,被温柔的手抚摸就舒服,打几巴掌就会乖乖睡着。它的阶级意识本能,充其量只能做出如此平庸的反应。

在《苦闷的中国人》中,他用雨果的三句话来表达他现在对大学精神的解读:“平等的第一步就是正义。”"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在《不安的中国人》的结尾,梁问关于人文情怀?“更多的文明人用自己的文明影响和引领社会文明的意识。高科技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到,人文精神不行。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有一流专业能力和人文情怀的人。”

这些言论,当然可以看作是对作家小说中所缺少的序跋的补充,但更有趣的是,梁这二十年来是如何改变她在小说创作和“社科”写作之间的身份,或者说是如何改变她个人的写作状态的?这是现场纸媒记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梁沉吟着,“其实在分析中国社会阶层之前,我也写过《关于九三年的思考》、《盯着九七年》之类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期开始后,有一年出现了类似的转折。那一年,社会上有很多现象。印象中,北京突然多了很多公司和皮包公司。除了社会上很多买办似的人,都下岗失业了。”

在社会的转折关头,梁说他把写作定义为时代的记录者。“我不是直接记录者,所以变成了像鲁迅等人一样,只是随笔。这个时候我真的放下了小说的想法,想到了一种杂文接近于战斗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很久。到我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时候,相对更宏观,有跨界的感觉。”

他在现场若有所思,“中国当代作家这么跨界的不多。可能王蒙先生有时候会跨界文学和杂文,但我是直接跨界写了那么多‘社会作文’的人,不会因为跨界了一段时间而感到害羞。我觉得那些都值得一写。有时候甚至会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文笔还可以,因为中国各行各业,我们的领导去社科院的时候都是听别人的。你看,我们要做的已经被梁做了,这说明我的写作受到了重视。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一个老地税人的自白》,几乎占了一整版。后来一个地方税务专家在课堂上说:“你看,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小说家就在那里写了几千字。"

梁坦言,那些写小说、看小说的作家,眼里只有小说,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小说家眼里应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现象。当我们回顾文学史的时候,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这样的,比如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甚至像雪莱、拜伦、海涅这样的诗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当时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既是诗人又是知识分子的状态,只是后来开始变得相对平和了。这跟年龄有关,跟年龄有关。”

除了是一名作家,梁还在海淀区当了20年委员,并三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说,他是在四十多岁以后接触到“另一种”知识分子的。“他们可能还是当官的,听他们讲国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参政议政,提出建议——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至少学会了一件事:只要你说的是对的,当然要有可操作性,几乎各级政府都会采纳。这迫使你更全面客观地看待社会,提出问题。”

梁说,在会上,他也发出了“很高的声音”。“声音那么高,你把自己的担心和看法表达出来之后,觉得自己的脾气得到了释放,再写小说可能就不觉得撕了。(相反)你在小说里开始阴暗,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家过着相当尴尬的生活。”他开玩笑说,他在政协会议上有很多“笑话”。“我该说什么呢?我已经表达过了,在小说里我可以不那么做了。我也经历过撕的状态,到逐渐不撕的状态,更像一个知识分子。”

面对媒体提问,他有时会把自己的问题抛给记者,“你来北京多久了?你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吗?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到重庆,在当地电视台的新闻部工作。他回去会哭的。如果我是我儿子,我会踢他。太矫情了。你为什么哭?重庆怎么了?重庆电视台怎么了?你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更何况在北京等着他的并不是什么好工作,还没有单位(户口)。我觉得在人生规划中,这个规划肯定会包括我生活在哪个城市,但如果说北京是我规划的重点,那就太可怕了。”

以下为整场会议的速记整理(有顺序调整和删节),以梁·口述的形式呈现。

作家梁,本报记者王建图

小说中的王教授是“我”

在80年代,中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专业和系。以前的才子佳人都在中文系。如果一个学校没有中文系,怎么去?和中央美院舞蹈学院一样,当时的学生也办文学刊物,都是写诗的。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增刊。

后来文学开始边缘化,当书中的主角开始学习中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中文系好像成了一个“筐”——以前我去读书是因为喜欢语文,现在可能是权宜的考虑,也可能是我在理科上比不过男生,是一种无奈的考虑。虽然你们记者中有很多女生,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女生,现在恨不得考上中文系,考研的时候能迅速跳出中文系。我们经历过这些,后来他们会对中文心存感激,因为最终他们的专业能力还是要靠中文。

小说里的王教授就是我,包括他讲课的内容,基本都是我讲过的课。我有什么想法?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坐进了大学课堂,尤其是家境不太富裕的家庭的孩子,还要承受学费的压力。如果你只是来教大家如何在语文课上读一本小说,那就太怂了。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课,肯定要求老师老先生讲。现代文学不需要老师来讲。学生到了高中,现代文学的书几乎没有看不懂的,只是认识规律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上课形式是通过一部文学作品进行什么样的思考,有思想的话题,延伸的讨论是有价值的。

其实中文是一个很特别的专业。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我也能剧烈摇摆,装得特别深刻。这不仅会让学生有时会这样做,也会让老师在听课时不由自主地这样做。所以我们听学过文史哲的知识分子讲,总觉得有时候看起来很深奥,但细想之下又觉得跑调。你看,现在有些知识分子说话,把很多场合娱乐化了。开场白没有脱口秀那么火爆,似乎也说不到点子上。一节课45分钟,人们必须支付学费才有资格坐在那里。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时候邻近的林业大学、地质大学、矿业大学的学生也来听课,看的小说不多。现在谁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以前一版是六册,上中下三册我都看了,但是考研前谁看了?我会带他们去看电影《出租车司机》。经过两次讨论,学生们将出去买饮料、面包和糖果。大家都可以坐在桌子上,嘴里含着糖听课,老师却一个人拿着粉笔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这其实是谈论文学的正确方式,但在其他大学可能不允许。

2002年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班里有近10个男生甚至更多,都是为了“语文”这个词而来。你无法阻止他的热情,他想经营一家出版社。当时北语的刊物还不错,还招了周边大学的学生投稿。除此之外,他们还办了自己的专栏,评论,创作,写诗,我甚至给他们颁发了证书。

有时候带200多人的大班,身边的同学也来。后来男生越来越少,一个班至少只有两三个男生,应该是六七年前开始的。男生这么少。如果他们性格内向,不说话,其实你听到的所有讨论都是同性的,这对讨论本身是一种遗憾。讨论可以说这种声音,那种声音,众说纷纭,但其实还有一点——性别,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看?这次碰撞也很有意义。

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冉旭和李晓东走出学校,在社会上打拼,一起来到北京。其实我在书里也写了,不是说做北京人就是人生最好的选择,这绝对是一个可笑的人生方向。我不需要成为大人物,但我的家乡是我平静的地方。小说中有三个场景,临泉,省会,北京。我想表达的是,英雄最后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一种利弊,一种取舍。当然,如果北京的房价要很低,我还是同意北京所有人的看法(笑)。

现实中,我所有回老家的学生,现在都过得比较好。所谓回原籍,多在省会。第一省会城市有好工作。北语虽然不是211也不是985,但是人文方面还可以。而且,他们还谈到了他们以前的老师梁(梁·),回去找工作相对容易些(笑)。房价也低,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大房子。很快,你也会在职场中崛起,成为一些忠诚的执行骨干。然后,你会在那里生孩子,上车,经常来北京看你的老师。

当然,我留在北京的同学也很优秀,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在出版社,但是生活的真实压力显而易见。老师希望他们的学生快乐。我的学生来北京,我总会问他们,你是买房还是租房?我建议他们买,我会很具体的问面积有多大。印象中底线是120平米,120平米在北京可能赚1200万,不一定是特别好的地段。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其他方面都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开始的。这是不是有点被认为低俗?没有浪漫,没有激情。

中国桃和李

女主人公的一生是“报告文学”

小说的女主人公冉旭说,生活可以分为歌曲、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史诗。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写的了,但冉旭最后说“报告文学”。这是到过那里的人的看法。我70多岁了。70多岁的人对生活和文学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宗教情怀。一些科学工作者,在他们毕生的科学工作之后,有时最终会对这么多无法解决的事情感到困惑。其实人文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在《在地球上》中,我也是通过光的作用来写的。《在人间》写光明终于出家了。我和两位编辑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小说出版之前,我想在这里补充一段话,就是光明已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了。去了北普陀,没想到中途下起了大雨。他又瞎了,然后他迷路了。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想想就很感动:迷路了,遇上了暴雨,天空电闪雷鸣。这个十八九岁的盲童呆坐当场,他不知道天地间何去何从。他发烧被北普陀寺的和尚抬了回来。老和尚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回家。老和尚听了说,你到家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个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的真的都是擦肩而过。我可能从少年开始就在思考我的人生,这种人生就是“报告文学”。现实主义不可能是浪漫的,抽象的,虚伪的。因为你家那么困难,爸爸在外省,妈妈生病,她支撑着这个家。你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虽然看过很多小说,但那时候还没有言情。我的浪漫情怀最多可能在一些早期知青小说里。

其实从一开始,我写的就是“爱”,但这个“爱”不仅仅是爱。当别人问我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让我感动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男女之爱不会感动我。最早读书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男生吧。贾宝玉、林黛玉、唐、杨贵妃,怎么能让我们感动呢?这是给你们女生的。我个人可能更感动于男人之间的友谊,而女人之间的友谊呢?冉旭是菜农的女儿,所以她的人生注定是“报告文学”,主人公李晓东是个小资产阶级。

《中国桃李》也写了两代人的婚姻观。在我看来,这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总是很常见的。你很少会看到自然界中两种非常大的植物紧密生长,其中一种必然会争夺养分。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这是两个家庭的事,而且这几乎是周行为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周,另一半也差不多是自己的阶层。

当然,你的人生伴侣比你选择的工作和城市更重要。当然也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我们有这样的典型人物。80年代的革命烈士都是为了信仰献身的,但是他们也想结婚,所以我觉得伴侣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桃和李

《中国桃李》是我的倒数第二部小说。

说实话,家庭财富中有一种奇妙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多,留给了绝大多数和我们一样的平凡而普通的人,那就是书。任何个人或家庭都无法垄断。你想想,他们并不在乎我们从书里获得什么样的能量。如果仔细考察,相当一部分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从祖辈留下的文化典籍的源流中获得了力量,一代又一代地被承上启下。像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在17、18世纪,作家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后来就不是了。回归平民,这里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他们的作品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读多远。

80后现在都40多岁了,40多岁的人很少有生活上没有压力的。80年代出生的作家,我见过东北三省,尤其是沈阳的作家,看过他们的小说,其他的很少。所以我这次想写年轻人的爱情,但是这种代沟没有它也不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说要深入群众,深入人民,深入青年,天天和他们打成一片,就不会有代沟了。比如我还是不太熟悉互联网。前年刚学会用手机回短信,现在不能用手机叫车,也不能付款。但是代沟不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地方交流。你在“鸿沟”的另一边,我在“鸿沟”的另一边,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亲密交流的,前提是你不能认为你所了解和理解的就是对的。

我觉得写小说和跟面点师开面馆没太大区别。保证食材的环保,我做了一辈子,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有时候人还是要放下的,人不要太固执,放下一些东西。只是我罐子里还有一个面团,这个面团不能浪费。为80后学生和我教过的学生写一本书,一直是我的一个想法。写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意。

所以我在叙述中有亲近感和感同身受,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另外,我在写我的人生的时候,小说也是从“我”的角度展开的,但写的是女孩子,所以语言和性别一直存在不完全匹配。虽然我已经70多岁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写男生还是可以的。我不想靠爱情线索和爱情内容来撑起一本书,但有时候也会沾沾自喜。虽然我已经70多岁了,但是我可以随便写写年轻人的爱情。当然,写年轻一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首先,语言不同。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尤其是网络语言出现后,我无法融入那种语言。但是80后这一代还好,也就是我儿子这个年纪,和我语言有些接近。

事实上,我发现许多8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家在描写他们同时代的人时,或多或少有些固执。如果他们不这样写,他们就不会像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当他们写女孩时,他们几乎都像刘索拉写的女孩,当他们写时,他们会有一个有意的代际标签。但是在生活中,当我接触它的时候,我会发现尤其是我的学生根本不是这样。我更喜欢我的80后。他们也爱开玩笑,很幽默,但没有倔强的气质。

说实话,我也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流氓。我不喜欢任何年龄的流氓。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认真对待的。如果你在应该认真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时候介入游戏,介入取悦观众和观众,至少我在《中国桃李》中没有用这样的桥段。冉旭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我更喜欢的,我突然觉得有点像春燕的儿子。这是巧合。当我写《中国桃李》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春燕。可能是我对生死的思考越来越多,所以给她安排了那样的工作。一个人经常参加追悼会,我想她应该能明白很多事情。

《中国桃李》用第一人称“我”讲故事,也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对自己很重要。《中国桃李》是我的倒数第二部小说,还有一部在写作中。那一家完了之后,不管级别高低,季良面馆都要关门了。没有下一个,下一个,我会是一个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

编辑:陈

校对:徐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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