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病房。
[部门档案]
排名:2020年中国医院排名(复旦版)全国专科声誉排名,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排名第一。
编制:北京儿童医院有17个外科科室,泌尿外科是其中之一。1972年,黄成儒教授和他的学生白、梁若新在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泌尿外科,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小儿泌尿外科。
配置:博士23人,研究生20多人,床位从一开始的11张增加到现在的62张。
著作:《小儿泌尿学》,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小儿泌尿学专著,成为众多小儿泌尿外科医生的参考书。2006年出版《实用小儿泌尿外科》,撰写《黄家思外科》、《吴阶平泌尿外科》、《张金哲小儿外科》中有关小儿泌尿外科的章节。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完成或正在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
早上7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病房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值班。上班前提前查房,不仅是为了让准备手术的孩子饿一会儿,也是为了每天多做手术。作为中国小儿泌尿外科的“发源地”,它可能是中国最繁忙的小儿泌尿外科,年手术量超过3000台。
不放过一个疑难重症,不轻视任何一个普通小病,不举大旗不拒绝红包,以最低的成本寻求最佳的治疗效果。一脉相承的精神与双手的善良融为一体,带着行医济世的情怀握着手术刀,为孩子们修复生命。
每周的部门查房是专门为讨论疑难重症而设置的。
每周四的部门查房50年来从未间断过。
与成人不同,儿童有各种泌尿系统异常、肿瘤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成人为主的泌尿外科在面对儿童泌尿疾病时,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会犯一些不可挽回的错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小儿泌尿外科越来越受到重视。1972年7月,在吴阶平院士、张金哲院士、悌教授、教授的关心和帮助下,黄承儒教授及其学生白、梁若新在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泌尿外科,这是中国最早的小儿泌尿外科专业。
为了发展小儿泌尿外科专业,20世纪80年代,57岁的黄成如教授出国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一年,带回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此后,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发展迅速,逐渐与国际接轨。经过50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小儿泌尿外科专业集团。
周四是泌尿外科每周一次的查房,专门针对医院或门诊的疑难重症病例进行讨论。50年来,这一传统从未中断。不像电视上一堆医生走进病房,这里的大查房不对孩子和家属开放,而是医生之间的专业讨论。在一轮轮的提问中,每一个被提问的医生,常常被如坐针毡的黄成儒教授弄得浑身是汗。也正是在这种“压迫性”的学习氛围中,孙宁、张卫平、宋鸿程等一大批专业带头人得到了锤炼。
“黄成儒教授曾经说过,我们科室是国内泌尿外科儿童的最后一站,从来不拒绝,不管是以前做过的还是拒绝过的疑难重症。”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卫平说得轻描淡写,但背后不为人知的是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经历。
最让张卫平印象深刻的是90年代末收治的一个两三岁的双肾胎儿横纹肌瘤肾母细胞瘤患儿。他在很多医院被判死刑。住进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时,孩子体内的肿瘤长得很快,几乎不能呼吸,也不能进食。
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治愈的时候,黄成儒教授建议当天手术。“我和白博士以及梁若馨博士都反对。虽然孙宁没有说话,但他心里打鼓。要做手术,孩子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特别忌讳。”再一次,张卫平的脑海里还能看到当时的情景。
手术前,医生和麻醉师都告诉家长,手术风险特别大,孩子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家长说:“做吧,孩子不用我认,交给黄教授。”孩子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张卫平和其他几个医生一直跟着黄成儒教授。“老太太走得很快。手术室两边都是医生和护士。每个人都在劝说老太太不要这么做。她头也不回地进去了,我只好赶紧进去。”张玉平说。
手术室里,当时还小的张卫平只负责拍照和记录。当腹腔被打开时,他看到的只是肿瘤,器官被巨大的肿瘤堵住了。这一次,黄成儒成功剥离了一个肾肿瘤。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为孩子切除了另一个肿瘤。这个被多家医院判死刑的孩子,奇迹般活了下来。“现在,这孩子估计有二三十岁了。这次行动开创了一个先例。之后我们敢于接受多个孩子,也开始尝试保留肾脏的肿瘤剜除术,尽可能为孩子保留肾脏。”张卫平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
泌尿科医生办公室没有锦旗。
科室“家风”:治学严谨,做最纯粹的医生。
外科医生面对挑战时的每一次勇敢尝试,其实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上的。作为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的灵魂,黄成如教授的人生态度,定格了这个科室的整体“家风”:治学严谨,做最纯粹的医生。在张卫平的描述中,他把黄承儒称为黄头、黄教授、老太太、老师。他不用打响指就知道,他和黄成儒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家人。
“亮剑里有一句话:‘一支军队也有气质和性格,而这种气质和性格与第一任军事总监有关。‘他的性格强,这支军队就强,就会呐喊,军队就有灵魂。’可以说,黄头的风格对我们团队的影响最大。在张卫平看来,这个又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母亲的老太太,作风清纯,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觉得“怪怪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简单,眼里只有病人。似乎今天很多被称赞为高尚的东西,在她那里都是应该的样子。治好孩子的病是对的。为什么要公示?等病人来医院治疗,该交的钱已经交了。为什么还留着红包?”张卫平说,不管她是亿万富翁还是穷人,在她眼里,她只是一个病人。关键是把病治好,不碰别的。
在这个全国知名的科室里,每天来的孩子都是人头攒动,但医生的诊室和办公室里却没有一面锦旗。“你不能挂它。挂了就跟风了。还不如省吃俭用,打着两三百块钱的旗号给孩子买营养品。”11年前,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原主任、现外科教研室名誉主任黄成如的另一位学生孙宁曾对新京报记者强调,一个孩子的康复是对医生最大的回报,医患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信任”。如果你是医生,你要考虑孩子的长远。
在教学上,黄成儒是出了名的严格。“很少见到这样的老师,对学生太狠,对学习很严谨,不允许造假,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回想起老师的严厉,张卫平甚至哭笑不得。他曾经看着白和梁若馨这两个老前辈被骂哭了,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星期四我骂了你,星期五她忘了。还没等我情绪过去,她就跟我说去八一湖游泳。”张卫平笑着说,80岁以前,老师几乎从不夸人。80岁以后,她成了科室年轻医生眼中的慈祥老太太。
2020年7月,94岁的黄成儒去世。在能走动的时候,这个头发花白、轻微驼背的老人,每周仍会参与临床工作,加入疑难病例的讨论。指着办公室大办公桌尽头的一把椅子,张卫平笑着说,“这是被质疑的医生接受‘审判’的位置。它是如此令人兴奋,人们不得不提前阅读书籍来准备。这是一个共同进步的过程。黄教授90多岁了还在读书。她说如果不读,就会落后。”
就是这样一个严格纯粹的老师,带出了一脉相承的学生。作为部门主任,张卫平对部门成员的管理也非常严格。随和,幽默,遇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事情绝对不妥协。用年轻医生的话说,科室的管理就像“军事化管理”。命令一旦下达,就是死命令,必须按期执行,绝不姑息。这也促使部门成员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素养。
医生与孩子的家人交流。
“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手术,哪怕病床空开着”
从我国小儿泌尿外科起步至今,各种小儿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诊治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张卫平主任自豪地说,“我们奠定了小儿泌尿外科多种疾病的诊疗基础。”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在尿道外伤、尿道下裂、肾肿瘤等多种疾病的手术中,走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以尿道外伤为例。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骨盆骨折,国际上强烈主张延期手术。医生需要先进行膀胱造口术给孩子排尿,半年后再进行修复手术。张卫平主任解释说,如果手术延期,就意味着要做两次手术,经济负担很重。而且孩子有瘘口生活不方便,老外伤手术很难做。
黄成儒教授和孙宁教授从儿童及其家庭的角度出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做尿道外伤急诊手术,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手术方法,一次性解决儿童的问题。“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出血少,比老外伤好。孩子不用长期做瘘管,所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缓解疼痛方面,都可以帮助孩子和家人。”张卫平主任说。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在尿道外伤急诊手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为英国小儿外科学术会议和美国泌尿外科年会投稿,均入选演讲。“在这种会议和年会上发表演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被雇来做贡献的话。”张卫平的语气充满了自豪。
从此,孙宁和张卫平飞遍全国,把小儿尿道外伤急诊修复技术带到了全国各地。“虽然我们俩都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张玉平说。
尿道下裂是儿童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畸形之一,占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病房就诊人数的1/3-1/2,每年住院手术1000余例。是全国收治患者最多的科室,尤其是重度尿道下裂病例。张卫平介绍,尿道下裂的手术方法有几十种。他们根据疾病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分类,然后建立治疗规范,力争一次性完成大部分病例的手术修复。通过孙宁和张卫平的手术示范和全国各地先进医生的学习,这项技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积累了数万例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尿道下裂的个体化治疗经验,一期手术修复成功率达70%以上,外形美观。
在肾肿瘤的治疗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肾母细胞瘤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综合治疗后的长期生存率达90%以上,横纹肌肉瘤、睾丸肿瘤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手术能少做就少做,能少做就少做。我们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经济为中心。”张卫平主任强调,建立手术规范非常重要。真的要先做手术再做,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哪怕病房的床是空。
张卫平说,保持领先很难,需要不断学习,加强管理。
在身为中国高层的同时,还是有一种居安思危的紧迫感。
不仅手术忙,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第三代“掌门人”张卫平也要为科室的发展和未来操心。他坦言“富贵不过三代”,很有成就感,但也失落。“我握了一手好牌,总觉得没打好。”在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的同时,张卫平始终有一种居安思危的紧迫感。他不得不承认,在这条路上很难保持领先别人,必须不断学习,加强管理。好在泌尿外科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如宋鸿程、李宁等,巩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张卫平对院系的基础研究水平要求更高。“过去一直认为临床从业者与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竞争是不公平的。三年来,我的思维也开始转变。如果我想实现个人发展,我需要推动基础研究。”张伟说,与国际前沿研究相比,差距还很大,很难赶上。基础研究需要多年的积累,几代人的努力,无论是人力还是政策都要做。只要有国际专业会议,科室都会参加,每年都会派人出去学习,鼓励有想法的临床医生参与基础研究。
尿道下裂的病因学研究、包皮血供的解剖学研究、尿道下裂修复术的临床研究、肾肿瘤的病理组织类型、横纹肌肉瘤的多药耐药性、神经源性膀胱及其他下尿路梗阻的尿动力学研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对临床工作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战斗’肯定很难,只能尽力参与。两位老师年纪这么大了,还在为我们争取一些前沿的科研课题,我们也要做出一些努力。”林德福也参与了一些基础研究,比如研究先天性尿道下裂的病因,是否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如果在怀孕期间能检测到这种突变,是否能达到优生优育,为疾病预防做出贡献。“导演有这个觉悟,我们也不会落后。”林德福说。
“孙先生和张先生两位老前辈,身上都带着很多研究课题。都是很严谨的,出来的数据一定是真实的,踏踏实实做出来的。虽然科研是临床医生的短板,但我们也在努力寻找有丰富诊疗经验的临床证据。”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燕说,科室的所有成员一直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科室是孩子的最后一站。虽然会有治不好的孩子,但每个医生心里都会有一个“坟墓”。死去的病人会被铭记一生,他会不断督促自己更加努力。
新京报记者王卡拉摄影报道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