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在中国停留一个月。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跨境旅行变得困难。宇文索安说,“很多中国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想念他们”。
宇文索安是北美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巨人。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共图书馆,他沉迷于诗歌阅读,第一次接触到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漫漫长路》,于是决定爱上他。1972年,宇文索安以孟郊和韩愈的论文诗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任教耶鲁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工作。
他的物理学家父亲曾担心学习中国诗歌很难“自立”。40多年后,宇文索安告诉南都记者:“我很幸运,能够以读诗和教诗为生。”
哈佛大学东亚系名誉教授、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深受中国读者追捧的汉学家
博物馆里展出的商周青铜器让宇文所安着迷。在谈到自己对唐代诗人的独到解读时,宇文索安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把青铜器皿的包浆比作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对古典诗词的腐蚀。学者的任务就是去除这块铁锈,恢复文字原有的光泽。
31岁时,宇文索安以《初唐诗》成名。在本书中,他首次对当时学术界并不重视的初唐诗歌进行了整体考察,并结合唐诗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深入分析了其自身的特点和美学成就。随后,他先后出版了《唐生诗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似水年华》、《迷楼》等著作,以其非凡的文学努力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唐诗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宇文所安对中国大陆作品的翻译延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2004年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宇文索安系列作品,首次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包括《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米露》、《追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晚唐诗话》。这套作品像唐诗一样清新矫健,质感细腻,构思新颖,不仅启迪了知性,也给文本带来了不可抗拒的愉悦。很快突破了古典文学的学科壁垒。一时间,宇文索安的名字在大学生甚至普通读者中家喻户晓,谈论《追忆似水年华》等作品成为一种时尚。
在某阅读网站的相关词条下,读者们热情地称宇文索安为“美国文艺青年”、“一个深深痴迷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国人”、“一个可爱的老人”。
2010年,由宇文索安和耶鲁大学孙康义教授合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语世界出版。这部恢弘巨著被当时海外汉学家视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实践,其“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去经典化”的叙事策略也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讨论。
他对宇文索安的文学史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史绝不是一部“有名”的历史。他更感兴趣的是找出作者和作品在宏大叙事之外的真相。他称自己为“历史决定论者”:他嘴上说但并不做。"我只是捡起那些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或者埋在尘土里的东西."这一思想贯穿于宇文索安的学术生涯,成为理解其诗学思想的钥匙。
实用有趣的翻译练习
不容忽视的是,宇文索安仍然是一位勤奋而优秀的翻译家。谈及他的翻译,颇为自得。他很早就开始翻译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学理论,包括700多首初唐、盛唐和晚唐的诗歌。他还翻译了杜甫诗歌的第一部完整的英文作品。虽然很难细致入微、分层次地理解杜甫,但他通过翻译找到了杜甫天才的“秘密角落”。152页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一开始到1911》被宇文索安定义为“作为翻译最有趣的产品。”
无独有偶,早于宇文索安的作品系列,他翻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理论译丛: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是宇文索安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教案集。它包括中国主要古典文学理论的英文翻译和评论,如《诗序》、《典论散文》、《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和《原诗》。宇文索安的解读充满了洞见,读者也充满了洞见。
《宇文所安》的翻译实践有两种:一种是实用性的,为了让不懂中文的学生通过翻译的方式学习中国诗歌。在教这些诗的时候,他经常会悄悄观察学生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哪些课文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
哈佛大学东亚系名誉教授、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另一种翻译则使用了不同寻常的“戏剧性”手段:他仿佛是莎士比亚或《桃花扇》的作者,把翻译过来的中国作家想象成不同的角色,赋予他们不同的性格和说话方式,从而在译文中传达出成千上万的感性而微妙的诗意“差异”,从而突破了英汉诗歌的刻板印象。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宇文索安说,“而且,从我学生的反应来看,效果不错。”
“我有话要对宋词说”
2018年5月,从教47年后,宇文索安从哈佛大学退休。2019年,他的新书《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文字》英文出版,2020年获得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学者-莲花汉学奖”。
自从当了老师,宇文索安在读书和写作上失去了很多闲暇时间,但在《只是一首歌》的序言中,他承认教与学是互利的,写作和研究是孤独的事情,教学“为学术注入了活力”。
《只是一首歌》的主要内容来源于近十年来在宇文所安举办的宋词研讨会。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已于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这部作品中,宇文索安追溯了词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发展,看到了词是如何从一种宴会表演实践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他颇有见地地论述了早期词集的编纂与流传、词作的“复生”现象、词作的“感性”话语体系、词选与时代趣味如何塑造词人(如李清照)形象等问题。
这部作品是宇文索安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从唐到宋”的标志。宇文索安道:“我对宋词有话说。希望能引起对词的新兴趣。”
谈到海外学者的贡献,宇文所安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像他的妻子田晓菲教授这样地道的中国人,有华裔美国人,其中有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欧洲人,也有像他这样的美国白人。大家都把对方当成“另一个学者”,很少注意种族和国家的区分。
“但当我在中国时,我成了一名‘外国/海外学者’。我说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学学者的看法,而是一个外国/海外学者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和不舒服。”宇文索安有点遗憾地说:“希望不会。”
杜南采访宇文所安
试图去除诗歌语言的“锈”
杜南:你研究唐诗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诗人和作品进行整体评价。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要熟悉文学作品,还要考虑中国的历史。这个图案是不是受了一位长辈的启发?
宇文索安:这个方法来源于我看的很多文学史和学术著作,包括用中文写的中国文学史,还有欧洲、伊斯兰、南亚的文学史。我经常思考如何做好研究,我的想法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不认为这种研究是为了研究本身而做的,它其实是构建一个具体文学文本阅读框架的众多可能方式之一。通常我们通过文学史第一次接触到其他历史时期或其他文化的文本解读,文学史也指出了语境结构其他形式的可能性。
从我在耶鲁大学的老师开始,我可以列出并讨论一长串激励和影响我的作家和学者。然而,我始终认为——无论是在我的工作中,还是作为教育学生的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文学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到原文,熟悉它们。这也适用于语境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考虑那些在时间上最接近目标文本的写作。
至于“挑战”,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能够以读诗和教诗为生。
杜南:你对唐代诗人形象解读的构建很有新意,有别于中国传统学者的研究,让读者耳目一新。当然,也有评论者认为,有些是出于你自己的创造性想象。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宇文索安:再精彩的古代青铜器,我们在博物馆安静的灯光下看到的,都不属于那里。即使是现在,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美,但它们不是为我们的世界而创造的。它们应该被打磨成金色,挂在燃烧的火上。在宽阔黑暗的大厅里,他们贪婪的装饰在火焰和火把的照耀下微微发光。大厅里充满了正在烹制的肉,用小米酿造的酒和动物受害者的血腥味。也呼应了挂在钟架上的青铜编钟的声音。钟身也在连绵不绝的火光中闪着耀眼的光芒,礼赞在吟唱。
这是我的“创造性想象”吗?或者它只是收集我们所知道的,整合它们,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们?
难道诗歌不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吗?它的语言也产生了锈迹斑斑的铜绿。很多人更喜欢接受生疏的诗,小时候就这样学。当然没有问题,把唐代用法简单等同于现代用法的笔记也没有错。唐代诗人发展了一些固定的特征,并不断重复。选择符合这些标准特征的诗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然而,当我阅读诗歌或与诗歌相关的文本时,我偶尔会瞥见“抛光青铜的闪光”,我试图去除那块铁锈。例如,在杜甫去世大约十年后,黄凡编辑了一本杜甫诗集。在这本佚文集的序言中,黄凡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作了最早的评论:“江左诗人,皆以其作名。我不知道你有高雅的作品,但现在我是一个人。”这显然暗示了江左诗人不知道杜甫的伟大。我也相信杜甫有“雅作”,但我对他的“戏曲理论”深感兴趣,那是指机智、幽默、游戏精神。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机智的语言通常很难代代相传:语言史上某个时刻很搞笑的东西,三百年后读了可能就索然无味了;然而,在黄凡死后约三百年,杜甫的诗注代代相传,杜甫被塑造为“诗圣”。如果仔细考察杜甫诗歌的主题和语言,就不难发现他的夔州诗有多滑稽。例如,他是第一个在诗中提到乌骨鸡并描述自制豆沙如何在罐子里摇摆的诗人。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杜甫注意到了日常小事,发现了其中的轻盈。这种天赋与他创作高雅作品的能力有关吗?
我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只说不做”。我只是捡起那些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或者埋在尘埃里的东西。
杜南:打破朝代的划分是整个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你在书中还提出了“文化唐朝”的概念,“始于上世纪50年代武则天登基之时,止于11世纪前几十年,包括宋朝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这种创新的基础是什么?请简单谈谈你的“文化唐朝”。
宇文索安:有一次,在我主持的一个唐诗研讨会上,我梳理了初唐所有的诗人,并列出了他们每个人的出生地。我把这个单子给了学生,问他们如何解释这个现象。这不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在唐太宗朝,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北方人,来自数量有限的北方地区。很多原本家乡在北方不为人知的诗人,都把家搬到了长安。还有的原本是南方人,但随着南方的沦陷,也更早的被带到了长安。
从公元660年开始,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土生土长的南方诗人(如罗)和中国西部的诗人,如来自四川的。他们的写作相当出色。众所周知,武则天曾经广纳天下英才,将诗词纳入科举考试。进入公元8世纪后,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来自帝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年轻诗人。正如殷琮在《何序》中指出的,很多中了进士的人,一辈子只有一个卑微的官职,通常是在外省。唐太宗时,长安城和朝堂几乎都是我们在诗歌中看到的世界。到了玄宗时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各国诗人描写长安城外的风景名胜和自然风光,他们并不总是表达想住在长安的愿望。这些诗人在外省时,也写诗给外省的朋友,但不一定写给长安或洛阳的朋友。
换句话说,在唐太宗和高宗初期,长安和洛阳就像古罗马一样,是“拥有”一个帝国的双城邦,而其他帝国基本上是隐形的;一个世纪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由许多地方组成的帝国。与双城带来一个帝国的情况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我只是不想再写一部文学史,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变迁被朝代的历史所遮蔽。
与歪曲文化史使其与政治史紧密相连相比,详述文化史的巨大变迁意义重大。我保留“唐”的称号,因为这个文化时期与历史朝代有很大重叠。
杜南:《剑桥中国文学史》也采用了“去经典化”的策略,即淡化对传统作家经典作品的关注,如杜甫、陶渊明等反而有很多不太关注传统文学史的作家写的作品。为什么?你不担心这会导致读者误读吗?
宇文索安:我必须强调,《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几个作者写的,我无法为他们答疑解惑。我们写一本书,希望它会被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为非中国读者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读者阅读它——但这本书不是为中国读者写的。
只讨论几个经典作家的问题在于,它只描绘了一些孤立的瞬间,却抹杀了中国文学的宏大、多元和坚持。它让文学史看起来像一个动物园或博物馆——一个又一个笼子,或者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而不是试图传达这种传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我有话要对宋词说”
杜南:你的书《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文字》最近在mainland China出版。这是中国读者写的第一部宋词学术著作。你能告诉我们你的书《只是一首歌》的来源吗?这本书的内容和你在大学开设的宋词讨论课有什么关系?
宇文索安:《只是一首歌》脱胎于我在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一个宋词研讨会,持续了几十年。自1994年以来,英语世界没有出版任何专著。唯一的例外是安娜·希尔兹2006年出版的《创作文选:文化语境与诗歌实践》。这本书回顾唐朝而不是展望宋朝,在这本书的语境中当然是恰当的。但我对宋词有话说,希望能激发新的对词的兴趣。
杜南:传统的词史实际上就是词人的历史。在《区区一首歌》中,你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就是把词史当作词集史来对待,因为词的作者实际上是由传世书籍创作出来的。研究《词集史》对宋词的演变发展有什么新的结论?
宇文索安:你的问题很好。这些是我在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所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的时间和空间超过了一次采访所能容纳的。总之,对于早期的作品,我们最好读一下收藏这个词,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作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后来的一些诗人中,有时也是如此,如贺铸、周邦彦或吴文英的《词集》。但在11世纪末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由作者自己精心编纂的词汇集。
通常,词库呈现的是一个作者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吸引了那些符合这个形象的词。在早期的轶闻中,柳永为朝廷作词——我们还能读到那些文字——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鄙视朝廷的反文化英雄。后一种形象胜出,创造了民间的“三六辨”。谁也找不到形象背后的真实的人,形象本身也在变化。
杜南:你在书中写道,在11世纪,作者是文字的属性;然而从12世纪开始,文字成了作者的属性。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如何促进宋词逐渐获得与诗歌相抗衡的正统地位的?
宇文索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解释你的其他问题。我说作者身份是一个词的“属性”,听起来很后现代,很“洋气”。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它的目标读者可以接受这种表达方式。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几乎所有的中国读者都是以另一种形式理解同一个问题。
假设我有一首七行诗。假设我同时为不同的学生提供晚唐诗歌和明代诗歌的研讨会。同时邀请我做一个当代古典诗歌的讲座。第一节研讨课,我把这七首绝句放进了杜牧的选集,告诉同学们这首诗是杜牧写的。学生们喜欢这首诗,他们讨论这首诗如何体现了杜牧诗歌的特点。另一次研讨课上,我把这首诗和明代“七绝”中一个不知名诗人的名字绑在一起。学生们告诉我这首诗是多么陈腐,它是如何未能抓住晚唐真正的浪漫情怀。在一次给现代文学学者的讲座中,我展示了同一首诗,说是几年前一个擅长写旧体诗的中国青年学生写的。观众的意见有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无聊的写作练习;也有人认为,虽然在水平上有一些小毛病,但这首诗有一种奇妙的讽刺,含蓄地将现在的世界与过去进行了比较。
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由相同的词组成的同一首诗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身份和关于作者身份的语境对于同一首诗来说是不同的“属性”。
这接近庄子“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而理解的价值会随着我们对同一事物的描述而改变。
上面的情况也会改变:作者身份也可以不仅仅是一个属性。比如我读苏轼的一首诗,作品风格明显是苏轼的——很难弄错。往往是指我们所熟悉的苏轼生活中的人和事,以及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处理方式。作者的名字不会改变我们对单词的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首词也因此成为我们理解苏轼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史希望一切都是式的,作者和文本将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但我看到了一些深刻而缓慢的变化。变化的两边都有很美的诗,只是它们的美不一样。
杜南:通过王拙在《笔架满志》中对李清照的评价,你证明了作者是如何被她/他的传世作品所塑造的。“我们面对的是李清照词的扭曲面貌,这是由其文学来源的特定局限性所塑造的。”我们怎么判断王拙批评的那些“偏色”作品一定出自李清照?
宇文索安:希望我在书中说清楚了:我们不知道那些绑在李清照名字上的花花绿绿的文字,是真的出自她的手,还是“恶意归因”。这些词语已经消失了,我们只是通过王拙的谴责才知道它们的存在。然而,王拙的批评是如此具体,显然不能用李清照现有的任何一句话来解释。需要补充的是,能够可靠地与李清照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词,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乐府雅词,《乐府雅词》的编辑曾倪曾明确表示,他在编辑时删除了所有非“雅词”的作品。
我只是想摆脱按“道德”标准对李清照及其词的评判。如果她真的写了这样的歌词,可能是为了娱乐。所谓的“花花绿绿”的诗(不是严肃的爱情诗)往往只是为了让人发笑——也许是尴尬的微笑——而不是唤起欲望。
杜南:你认为你对宋词和唐诗的研究有哪些相似之处,在方法、思路和主题上有哪些不同?
宇文索安: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说来话长。诗的“流”是内敛的、清澈的;有波折和意外,但总体稳定。文字的流动可以先急后缓。它有很多种拍子,似乎反映了心灵和思想的动态。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
杜南:除了做学术研究,你还有一个翻译的身份。你长期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你翻译了751首初唐诗、盛唐诗和晚唐诗,你也是杜甫第一部全英诗的译者。请谈谈你这么多年从事诗歌翻译的体会。你有自己的翻译方法吗?
宇文索安:你忘了提诺顿1152页的《中国文学文选:从开始到1911》。在我看来,这是我翻译实践中作为“翻译”最有趣的产品;其他的翻译是为了写论文,或者帮助中文不够的读者理解原文。
首先,我觉得翻译要看你为什么翻译,为谁翻译。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是为通过翻译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学生翻译的。我教那些诗几十年了,知道哪些课文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观察学生脸上的表情)。如果学生对某个文本没有反应,我会修改我的翻译;如果他们还是没有反应,我会给他们读另一条短信。在这一点上我很实际。
当我思考翻译时,我有一种不同于普通翻译实践的态度。大多数翻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歌听起来像“翻译的中国诗歌”。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读者不会看到“中国诗歌”;他们看到的是差异——时代、个体作者、风格之间的各种差异。因此,对我来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把这些差异用另一种语言传达给读者。这种翻译范式让我想起了戏剧:在一部伟大的戏剧中,人物各不相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使用语言的方式和个性。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桃花扇》里都是如此。文字的快感和深度,靠的是一个由不同声音组成的“家庭”。
所以我在翻译中国作家的时候,就开始“创造人物”,用我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来暗示那个“家庭”中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我使用一些简单的形式变化来标记风格上的差异。我不想让这些差异太明显,但它们必须是一个英语读者能够理解和习惯的东西。比如我翻译文言文用“英式英语”,翻译白话文用“美式英语”。
我还可以说很多,但是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作的乐趣。而且,从我学生的反应来看,效果不错。
杜南:2006年,你开始翻译杜甫的诗,历时八年完成。这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工作。翻译杜甫的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宇文索安:最大的挑战是,很难细致入微、分层次地理解杜甫——他在汉语的运用上做了很多创新。而最大的回报就是发现了杜甫天才的“隐藏角落”,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杜南: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接受程度如何?他们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吗?这些年来,你为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做了哪些努力?
宇文索安: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一直被欣赏,但人们欣赏的是“汉语诗歌”的一种类型。这就是我想改变的。我想向英国读者展示一个独特的诗人和独特的声音,而不是一般的“中国诗歌”。
杜南:可能是艾兹拉·庞德第一个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语。如何评价庞德翻译李白的两首诗?
宇文索安:当然,庞德远不是把中国诗词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有所谓的“文学翻译”,庞德的翻译就是。庞德的翻译不准确,虽然懂中文原文的人会认可。但是,庞德有着无与伦比的英语语感,他的翻译真的成了“英语诗歌”。
杜南:除了诗歌,1992年你还翻译出版了《中国文学思潮读本》,包括《诗序》、《典论散文》、《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有哪些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影响了你自己的学术研究?
宇文索安:从我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开始,我就开始阅读中国前现代文学评论。我总是从中受益匪浅。中国的批评和解释传统非常多元——远远超出了当代学术批评所允许的范围。
杜南: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你的学术渊源,说你“来自一个解构主义家庭,但你是一个古怪的解构主义者”。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宇文索安:首先,汉语对“的构式”标准译法的解构非常糟糕,导致很多误解。一种方式是把它当成中国人熟悉的某种“反向操作”。你把东西拆开,是为了了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制作的方法。语言内部的“逆向操作”是复杂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言语的力量。但你的意图不是摧毁任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不是一种“体系”,也不是一种“技巧”:在人文学科中,它是一种调动一切语言资源来理解你所阅读的文本的方法。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但那会占用太多的空间。
当你在阅读行为中把解构内化为一种习惯时,你就能注意到在其他情况下注意不到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文学来证明这些东西,展示给读者。我是解构主义家族中的异类,因为我是历史学家。我关注的不是政治史,而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新事物是如何、为什么出现的,以及文本在时代语境和时代术语中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词语的含义和微妙内涵会发生变化。诗歌中以前从未出现过或很少突然频繁出现的词。所以,我们问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或者一千年前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些问题赋予旧文本新的生命。
海外中国文学学者群体非常多样化。
杜南: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还在做研究和写作?未来有什么新的出版计划吗?
宇文索安: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以为我学习很努力,但是我还是有很多时间去读书,去玩,去思考,去把我的思想和想法投入到写作中。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我做这些事情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在完成项目或者履行我的职责。我曾希望退休能让我有时间重新思考、玩耍和阅读。我刚刚完成了我写的一本关于楚辞的书的章节,我正在等待我的合作者完成剩下的部分。我还在做其他的工作,但目前不想谈。我退休后的“目标”是阅读、研究和写作我喜欢的东西,从中获得乐趣和享受。我仍在朝着那个目标努力。
杜南:不知道你和中国古典学者有没有密切的交流?海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有什么优势?
宇文索安:很多中国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很难回到中国,我非常想念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田晓菲教授和我每年都会去中国呆上一个月左右。
我想说一下中国文学学者的海外群体:这个群体是多元的。有像田晓菲教授这样地道的中国人,还是中国公民,从小就在读诗词和文言文;美籍华人很多,有的年纪轻轻就来到美国,有的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像我一样的美国白人;也有欧洲人。像田教授这样的人,觉得自己很中国,以自己的中国身份为荣;欧洲人对他们的欧洲传统感到自豪。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些不同:每个学者都只是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学者。没有“洋学者”或“本土学者”(海外)的特权。这种情况很珍贵:聚在一起,大家都很“自在”。但当我在中国时,我成了一名“外国/海外学者”。我说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看法,而是“一个外国/海外学者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和不舒服。我希望不会。
杜南:你和田晓菲教授是著名的学术夫妇。你们两个在学术研究上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宇文索安:我不会称之为“影响”,但我们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欢笑,我们分享彼此的写作,我们互相学习。
杜南:2006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您的文集《借来的石头》。书名是比喻,印象很深刻。你认为海外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宇文索安:与大多数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不同,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断断续续地开设了西方文学的课程。我教西方文学理论,一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历史。也是“家族史”,与西方文学文本有很深的关联。我的意思是,就像中国文学传统一样,欧洲文学史是通过一起阅读早期文本来锻造的。教授和学习它们是一种非凡的体验和乐趣。但我很早就意识到,西方文论是不能移植或“套用”到中国前现代文学上的,因为那是完全不同的家史。把这两个前现代的家庭并列起来,你或许会受益匪浅,获得真知灼见,但那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一个学者不可能有意识地做到。
如果我从外面带了东西,那是读书思考的习惯;我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了同样的习惯,但主要是在前现代文学批评中。我不能代表所有的海外学者,但我受到了来自中国内外的文学和文化的启发。
杜南:作为一个汉学家,研究的角度肯定和中国学者有很大的不同。对你来说,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你对中国文学(包括古典和现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宇文索安: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之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伟大的民族文学之一。
南都记者黄刘玺裴文
翻译:黄审校:
林朗海外汉学家访谈系列
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重要话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基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土壤。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理解也需要来自国外和其他方面的学术视野。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南亚,海外汉学都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积累的学术成果波澜壮阔。海外汉学在中国的译介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发展方针下,海外汉学的翻译、介绍和出版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其中海外汉学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谢芳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关系名著翻译丛书》,鲁惟一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汉学家著作翻译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新视野丛书》,几十年来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黄仁宇、史景迁、高居翰、宇文所安、顾彬等杰出的汉学家成为海外汉学界著名的学术明星。
《南方都市报》自2022年5月起推出“林林总总海外国学采访系列”,意在采访活跃在当今国学相关领域的海外学者,从书籍到人物,从学术到生活。它不仅梳理了海外汉学家的学术史、研究成果、视野方法,还书写了他们的中国情结和人生故事,为当代海外汉学留下了一卷生动的画像。
“林朗”的本义是美玉,也指罕见的经典和美丽的人才。我们接触的海外汉学家,生活境遇、人格禀赋、学术信仰、研究兴趣各不相同。他们大多具有极高的语言造诣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热爱。他们的学识、文笔、为人,常常让人觉得“惊艳”。
钟书先生尝曰:“东海与西海在心理学上是一样的;由南向北学,道术不裂。”希望这套丛书能以生动的形式为读者勾勒出当代海外汉学的大致发展脉络,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交流、融合与碰撞,在多元的景观中发现中外学术界的“貌异”: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对人类及其命运做出永恒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