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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冯淼、李里:重访革命中国的婚姻、法律与妇女解放

沙龙|冯淼、李里:重访革命中国的婚姻、法律与妇女解放

石头

20世纪,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外来词。当地的社会革命实践不仅有选择地消化了这些外来词,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而且创造了新词。这种学习和创造既是地方经验的结晶,又反过来指导革命实践,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重要产物。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丛小平在其著作《自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和妇女身份(1940 ~ 1960)》(以下简称《自治》)中,围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改革实践,巧妙地把握了婚姻中核心法律概念从“自由”到“自治”的变化,阐述了边区司法制度建设的具体过程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经验

2022年4月19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学术传播中心举办在线阅读沙龙,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淼、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莉,共同探讨《自主性》一书,从自身的阅读经历和研究经历出发,重温革命中国的婚姻、法律、妇女解放等问题。

自主性:中国革命(1940 ~ 1960)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丛小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

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问题

《自治》一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以及边区法院所做的一系列修改和调整的历史。该书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陇东地区的婚姻习俗、经济社会关系和司法实践,包括边区司法制度的形成、婚姻法改革和性别政治文化,尤其是对“刘巧儿”原型冯朋儿离婚纠纷案的探究和对“刘巧儿”不同媒体形象的分析。这太棒了。

冯淼长期关注国际视野中的革命文化和中国革命,并回顾了相关的学术史。她指出,《自主》一书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即不再拘泥于“妇女解放”与否的问题,而是转向婚姻、家庭、参政方式等女性经验。

“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命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性别史研究兴起。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具有批判分析视角的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跨学科的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分析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解放的承诺是否兑现。当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妇女仍然受到社会分工和传统宗法制度的困扰,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解放妇女。

陕甘宁边区婚姻问题资料集(1943年)

例如,冯淼在1983年出版了三部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学术著作。朱迪思·斯泰西的《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菲利斯·安多斯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a Women,1949-1980)以及凯·安·约翰逊的《中国的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这三本书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妇女解放作出了许多判断性的结论。它们出版后,引起了很多讨论和批评,尤其是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最典型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期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妇女》。这本书是玛丽莲·B·杨(Marilyn B.Young)等19位致力于中国、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性别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的对话会上的文章合集。概括了社会主义妇女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些困难,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革命的矛盾;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妇女问题往往与民族国家的问题密切相关,难以割裂开来,因此在研究中很难权衡。第三,理论与现实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很多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解释路径,尤其是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不足,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顽固不化等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缺乏普通女性的视角和经验以及现实素材。这些困境给分析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造成了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史和妇女史专家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如盖尔·赫夏特(Gail Hershatter)和埃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分别写书评指出这三本书存在的问题。两位学者都注意到,在相关研究中频繁使用的“父权制”概念过于笼统和抽象,不清楚“父权制”在具体的中国革命中是如何体现的。而且在史料的运用上,这三本书很少有真实具体的女性经历,更多的是在中共的政策中呈现出笼统的女性形象,而忽略了政策的落地过程和实施结果。一些学者认为,这三本书实际上反映了作者自己对家庭和个人解放的愿景,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一问题简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更重要的是,它们是80年代冷战思潮的反映。

可见,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家明确指出这些研究在史料、方法论、问题意识等方面存在重大局限和疏漏。然而,这三本书的影响至今仍在。冯淼指出,这三本书在今天的美国课堂上仍然被引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讲授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妇女问题的课堂上。历史学家Neil J.Diamant在回顾这段学术史时,用“传统智慧”来形容这些研究在知识界的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是当今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冯淼认为可以从实证研究和问题意识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在实证研究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转向和新文化史的兴起,以及大量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使得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和分析成为可能,而不仅仅停留在宏观叙事或政治史研究的层面。比如,在新革命史的研究中,李力关注了白区革命夫妇等社会问题;在问题意识层面,如钟、宋、何桂梅等。,取得了有益的进展。妇女解放问题面临着革命和历史双重内涵的推进。

冯淼总结说,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底层劳动群体的结构性变革,面临着革命变革和社会结构重建的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丛小平教授充分发挥了经验研究和问题意识的优势。《自治》一书使用了大量1937年至1950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和相关的口头采访材料,颇有价值。在具体的写作中,它很好地结合了社会史研究和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丛小平教授的研究是相关领域的一大进步。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革命史研究需要关注女性自主性。

李莉通过对比以往的革命史研究指出,以往的革命根据地婚姻史研究往往陷入二元论。一种是解放论,认为革命把妇女从传统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促使妇女翻身参加革命。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革命中解放妇女有延迟,因为当地婚俗等因素,妇女受压迫的现象依然存在。事实上,无论是革命解放了女性,还是革命延缓了女性解放,都是把女性置于等待解放的被动地位,认为女性在传统社会没有自主权。这种二元化的研究观点一度使革命史中的女性研究难以突破,丛小平教授的研究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范本。

李认为,《自主》深化了对革命时期妇女自主性的研究,其结构是巧妙的。以陕甘宁边区的封闭案为线索,从婚姻社会、革命法律、宣传、文学等方面,将半个多世纪革命中的妇女问题串联起来。《自主》并没有将女性视为等待解放的无差别个体,而是将她们置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着重探讨女性的能动性在乡土婚姻关系中是如何表现和隐藏的,突破了以往二元论的困境。比如,该书梳理了1943年张峰(彭锋和张柏)的婚姻纠纷案,颠覆了原本简单化的革命叙事。在张峰的案例中,彭锋的第一次订婚是以“婚姻自由”的“进步”理由解除的,而第二次抢婚似乎是强迫婚姻的“倒退”行为。但《自治》一书通过对案例的梳理,证明第一次解除婚约只是反映了女方父母的意见,并未充分表达冯朋儿的意见;相反,抢婚缔结的第二次婚姻有彭锋子女主动参与其中的因素。其实就是一种男女勾结的状态。女性对家人缔结的婚姻不满,于是联系亲人抢婚,体现了女性的自主性。最后,在冯朋尔上诉的过程中,边区政府调整了司法实践,承认了这一婚约的合理性,即承认了冯朋尔在这一事件中的自主权。李认为,这提醒我们革命时期婚姻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当事人的自主性也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不是简单的个人决定,而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息息相关。长期的解放话语在理解革命中乡土社会的实际演变过程上可能过于简单化,却遮蔽了历史当事人复杂多样的独立表达。

2005年7月21日,丛小平教授会见了冯老人。

李莉指出,过去革命史研究的突破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史料的局限性。长期以来,革命史史料大多来自中央出台的政策文件,多以政策路线等宏大内容为主,难以了解基层的革命状态。近年来,随着历史文献和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很难把革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精英们策划的浪漫,而是看成是一种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的情结。革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恰恰是因为它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关系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普通人在革命中的革命经历,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这是革命史研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趋势。在新革命史研究领域,李、、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在革命史研究中,妇女研究很容易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似乎与政治史、军事史等传统主流研究关系不大。实际上,这种研究划分可能忽略了革命演变中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缺乏从性别关系的角度对革命的运作与演变的分析,造成了一些研究盲区。因此,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顾源:调停,《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9日。

反思地方革命实践:从“自由”到“自治”

《自治》这本书实际上是通过彭锋儿这个非常具体的案例来观察陕甘宁边区婚姻法改革的整个历史。冯淼指出,该书一个非常核心的历史起点是1939年边区婚姻法的颁布,以及1944年和1946年边区政府对婚姻法的修订。历史学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1939年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离婚案件。如何解释这两个层面的历史现象,为什么离婚案件那么多,为什么1944年和1946年连续两次司法修改?缪峰回到了相关的学术史,揭示了自主性的回应与突破。

《自治》一书利用了大量边区政府的审判档案。这些卷宗记录非常具体,包括与农村妇女、司法干部的谈话,以及整个审判过程。丛小平教授研究发现,离婚纠纷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彩礼,彩礼需要重新放置在陇东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文化习俗中。陇东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条件单一,受当地工作方式的影响,呈现出季节性劳动力迁移的趋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婚姻在当地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生存策略,也就是说,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所以我们在谈婚论嫁的时候,首先要谈嫁妆和彩礼,订婚之后可能会开始一个长期的彩礼支付过程。当新娘家觉得彩礼少了,想反悔的时候,1939年颁布的婚姻法所强调的婚姻“自由”观念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有效借口,冯朋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冯淼得出结论,此时的离婚纠纷实际上是经济纠纷,是陇东长期的经济社会关系决定的。其实是说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婚姻自由的观念,到了陕甘宁边区之后已经水土不服了。从概念上讲,婚姻自由的概念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婚姻自由概念的延续。它的生长土壤是城市,也就是儒家宗法制度下的江南传统家庭。提出的“自由”是指个人需要脱离传统宗法制度的社会背景,即父亲指定婚姻。所以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导致了大量的离婚案件。那么,回头看看1983年之前的三本书,包括很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所,社会主义革命中男权的妥协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接着,边区政府考虑到当地经济对彩礼的诉求和当地文化习俗对婚姻的理解,于1944年和1946年修订婚姻法,明确婚姻不能买卖,彩礼不得超过一定数额。首先需要女方自主同意才能退婚,然后再返还彩礼。在丛小平教授看来,实际上,中共在进步的婚姻观指导下,借助司法实践对地方习俗进行了改造,试图打破陇东长期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所导致的妇女和婚姻的商业化,这原本是由地方婚俗所承载的。冯淼认为这是本书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以往的研究有着成功的对话。

1941年,陇东一女子因丈夫不在外地,要求再婚。

李丽深表赞同。他认为,革命是否带来了妇女解放,各方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如何,都需要从历史文献中去分析,需要从内在的角度去解读历史的行为和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以往的研究预设。《自治》为书名,梳理了“自由”与“自治”的词源语境和语境差异。本文从这一微妙点出发,利用司法档案从历史当事人处还原历史的实际运行状态,探讨边区法律文件中“婚姻自由”为何逐渐被“婚姻自治”所取代,从而了解外来的革命思想是如何融入当地,被当地所重构,进而推广的。

另外,《自治》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写作范例,那就是在获得了这么多史料之后,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李指出,丛小平教授在司法档案中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审判中,很多司法人员喜欢用婚姻“自主”一词,而前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这是阅读史料的一个细微差别。而丛小平,从这个名词的变化中,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婚姻观的调整,以及这个外来词汇是如何运用在革命实践中的。把革命的历史进程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可以看到革命前的社会是复杂的,不能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被禁止的、被动的、封建的、落后的,实际上它是动态的。同样,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CCP也在不断变化,革命的需要在不断变化,革命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变化。而且丛小平还注重不同时期革命对案例的各种解读和宣传,针对不同的需求,而不是通篇用一种声音,认为这样可以满足对妇女史、家族史、法制史、革命史、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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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由冯淼、李莉审阅)

编辑:钟源

校对:蒙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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