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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文心留住北大中文系的魂儿

四海文心留住北大中文系的魂儿

戴锦华教授(左二)和学生们

桂梅和学生们

一套名为《文心四海——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书最近出版了。这本书分为两册,内容是对38位中国学者的采访,主要是学生。该书回顾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变化,重温了几代学者的魅力和精神。是北大中国学者的回顾、总结、反思之旅。中文系师生认为,沿着君子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可以触摸到“活生生的历史”,感受到“真正的精神”。

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何桂梅,2020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她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开心的事就是主持出版这套独一无二的书。说起这套书,她嘴角不禁勾起一抹笑意。这种标志性的微笑具有展颜的魅力。她告诉我:“这套书是为北大中文系110周年校庆做的。这是由整个部门安排的。受访的38位老师,既有成绩突出的老先生,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老师。”

采访中,何桂梅表示,语文对中国人的人文素质和能力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这也使得这套书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们。

《文心四海——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书的缘起,是中文系对“大中文系”格局的颂扬和彰显。

为了组织110周年庆典,何桂梅想出了采取专访的形式联系所有中国人共同参与的主意。她和系主任、副书记、副系主任等党政班子集体讨论后,决定邀请退休老先生、在职教师、在读学生和已毕业的系友加入进来。“尤其是退休教师,他们人生最大的荣誉在中文系,对中文系有很大的感情。退休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部门的活动,所以我们想到请他们做专访,讲述他们的故事。”

桂梅和采访团很快确定了采访题目“我和中文系”,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即我们为什么选择中文系,我们在学习期间所修的课程,我们所接受的学术培训和我们的资深老师对我们人格的影响,我们在专业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从事科研的经验,对中文系现状的判断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期望。

选题确定后,何桂梅和党政班子商量,确定采访对象。由于时间限制,只能先采访部分老师。一开始大家都觉得选择标准有点难。毕竟众所周知中文系人才济济。最终确定在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得到学术界认可,并在本次面试中获得一定学术荣誉的教师。如果条件相等,他们会选择年长的先生。

面试小组由20多名研究生组成。采访团队主要是被采访老师的学生,涵盖中文系所有专业,包括校内外中青年学者,以及在读学生。他们根据专业选择采访对象,把采访内容变成具体的话题,然后和部门协调的拍摄团队一起,去老师选定的地方进行面对面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同学们整理编辑了37篇采访稿件,老师们审核通过后,在官网上推送,三个月内顺利完成。对于这种巨大的工作量和成绩,何桂梅说,“只能说学生很优秀,老师也特别支持。”

何桂梅对老先生们印象最深。“他们对中文系真的很有感情。他们听说了这件事,就积极参与,积极推动。”这让何桂梅大吃一惊,觉得很难。抱着先试一试的心态,他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大的支持。“有些老师很低调,一开始也很犹豫。后来听说唐作凡、乐戴云等资深老师接受采访,他们欣然接受。”

语言学家蒋是其中一个低调的人。一开始他说:“不要面试我,我没资格。”何桂梅发动教研室老师打电话劝说,“你得接受采访。你为语言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老师平时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接受邀请后,她做了特别认真严谨的准备。谈及采访中的激动,我流下了眼泪。”何梅说。

难得的是,它为先生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每个面试都不是封闭的。有被采访的老师,有学生,有拍摄团队,还有其他前来观看的学生和老师。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幸福感。”何梅笑着回忆道,“学校各个部门也都很支持,允许我们在校园内任何一个标志性的地点组织采访和拍摄。”

中文系的老主任严家炎是第一个做现场拍摄的人。何桂梅道:“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敢折腾老先生。后来听说夫妻俩要搬进养老院,我们就把他的面试日期提前了,安排在教师节。”严家炎先生的采访地点是原司徒雷登办事处临湖轩。那次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何桂梅回忆说,严老师当时精神状态很好,能说能写,但体力明显较弱。

何梅觉得很可惜,中文系很多老先生都没能留下视频资料。比如孙,他是前系主任,也是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学术成就很大,但在这次活动开始时,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接受采访。

“还有一位老人,不幸的是,他是王夫棠的老师。他在语言学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尤其是在方言方面。但就在面试前,他摔倒了,面试失败。”

大部分老师都是线下拍照,尤其是老先生。除了一部分选在他的住处外,大部分采访地点都是老先生有特殊感情和回忆或与中文系历史印记有关的地方,包括图书馆、轩、未名湖畔、靖远五院、靖远二院、燕南园中文系老先生故居等。中文系寿星唐作凡先生93岁,去他家面试。“老先生思路清晰,状态平静,表情很好。”在十周年校庆上,唐作凡也作为教师代表受邀参会。他生动幽默的演讲引起了会上的一阵笑声。

不是所有的面试都是一帆风顺的。温如敏的采访地点是燕南苑66号楼,这里曾是吴文藻、冰心的新居,美学家朱光潜的故居。桂梅回忆说:“那天天气很好,院子里的风景很美。但是夏秋之交,晚上外面蚊子很多。采访者是文老师的学生李玹雨,被蚊子咬了,满身青春痘。”

《四海文心》中有很多照片,从中可以知道中文系几代学者的传承。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学科传统。何桂梅觉得,110年过去了,中文系的学科格局已经越来越大,主要靠师生传承就能巩固。

北大中文系的师生关系保留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尊师重教成为一种无形的风气。这是何桂梅在求学期间感受到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优等生,她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刚进校园的时候,她很自觉。但是到了中文系,她发现那些内心深处被仰慕的师兄师姐,在遇到老师的时候都是晚辈。他们在外面很乖,但是在老师面前很乖。“看到老师和师兄师姐的言行,我从心底里介入了,和老师的关系慢慢变得像老师和父亲一样。”

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代代相传的历史。通过“人”可以了解学科建立的历史和学科特色的传承,连接不同专业方向和世代的师生,这是38位学者访谈的意义所在。“传统只有说出来,才能成为自觉。”何桂梅说,“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采访老师,了解学科的历史,感受自己与学科的关系,给自己定位,继续自主前进。创新也来源于此。”

内外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从本科三四年级到研究生阶段,何桂梅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文学研究者。“学习了现当代文学史和一些文学理论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学习。”

1994年,何桂梅开始发表专业论文,当时她大四。她发表了一篇作业,推荐人是她的老师张颐武。自那篇文章发表以来,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何桂梅觉得,虽然从表面上看,专业研究是对文学趣味的否定,但通过不断深化问题,激发写作动机,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逐渐与个人内心的精神诉求结合起来。

何桂梅回忆,最早发表的论文多是关于“对80年代小说的反思”,她不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浪漫气质。1994年,她参加了女性文学的研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成为她研究的外在动力,而她内心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我由此知道,一个女人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可以用学术手段解决,当时就觉得特别激动。”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几位教授,如戴锦华、夏晓虹、张景元等,开设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课程。

何梅的五部当代中国专著,将当代中国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专题讨论。反思这些研究,她发现,和她一样,90年代在大学读书的一群人面临的第一个学术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争论,对何桂梅影响最大的是左右之争。她在这场争论的背景下不断的思考,转化为她自己对基本问题的意识,这也成为她学术研究的动力。

“个人动机是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它与许多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有关。我做的是文学,和情感息息相关。”她曾经想象过,如果她的同龄人在做语言学研究,他们会如何把个人投入到研究中?她找到的答案是:和前辈聊,和自己学科的历史聊。

“成熟的研究者的学术工作不能只靠外力的推动,而主要是靠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然后挖掘出自己内心的热情。”这个内外结合、以个体为中心的透彻结论,成为何桂梅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基础。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养,何桂梅也是如此。她的叙述总是不经意间透露出她对老师的深情。她记得第一次上戴锦华的课,在讲台上发现几杯咖啡,都是学生买的。“其实戴老师一个人喝那么多,学生们都说喜欢她的心思。”桂梅笑着说。

桂妹的研究生导师是洪子诚,她评价洪先生是一个表面严肃内心柔软的人。他的讨论课气氛特别活跃。老师可以质疑学生,学生可以反过来质疑老师。人人平等。她用“软”而不是“软”来形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仿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丝感动。

和老师一起吃饭喝酒是常事。何桂梅印象最深的是谢冕老师和洪子澄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周末本来是休息时间,但是大家都很期待这一天的活动。北大外的老先生、青年教师、博士、硕士、作家、评论家都来组成开放讨论室空。每次,镇上都会有两位老先生来谈论许多实际问题。讨论结束后,吃饭,抽烟,喝酒。当时谢老师开玩笑说,女生不抽烟不喝酒就不毕业。”

当然,关键不是吃喝,而是信息交流和学术培训。桂梅在其中体会到了专业研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深远。

后来参与的范围不局限于本专业。比如,她还参加了戴锦华的文化研究活动,更近距离地感受了戴老师的人格魅力。“很多同学都喜欢和戴老师亲近,我们经常一起吃饭。”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与学生接触的方式。何梅觉得,总的来说,中文系各个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关系都很密切。例如,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去爬山,聚在一起讨论。两师合并,阵容庞大。”

“目前中文系有30多个读书会,基本都是以分部为单位,相关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何梅总结说,以前的吃喝讨论组,现在的中文系师生读书会,都体现了师生关系的融洽,这是普遍现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定位具有超越学科的特点。

何桂梅2000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学生的变化和教学方向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

首先让她感受到的是学生阅读材料的变化。她坦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北大学习现当代文学,就像是在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读物。“比如我看沈从文和丁玲,我是进了这个专业才知道的,但是我喜欢看他们的作品。”专业研究和日常阅读没有距离,专业研究会加深学术深度。“所以我们当年研究文学史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把自己作为专业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区分开来。”

2000年何桂梅留校的时候,觉得专业课的学生可以呼应一下。2012年,她回到日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教学交流后,发现学生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不是他们闲暇阅读的对象,他们的阅读材料变成了尚未进入文学史的青年作家、畅销书或网络文学,等等。”

桂梅觉得文学不再是国民修养或娱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有十几年了。许多老师发现学生没有强烈的学习欲望。“那时候我们就想着读遍全世界的文学名著。现在的学生好像更喜欢玩游戏,看网剧。”

那么,在新时代,中文系是否应该调整学科定位?何桂梅认为:“中文系还是需要给学生深厚的人文修养和敏锐的思维能力,让他们在面对文化现象时能够明辨好坏,也保证他们在参与其中时不仅仅是粉丝,而是能够提供高质量想象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中文系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为中文系是所有学科中最特殊的,它不是语言系,也不是文学系,而是汉语言文学系。突出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文学,还有中国。母语和华文教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必要的。”

在北大中文系110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最早的古代文学,还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古典文学等专业,还是文革后建立的当代文学,还是1985年建立的比较文学,每一个新学科、新专业的设立都与时代的巨大需求相联系。何梅还给我介绍了最新的应用语言学,它是传统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的结合,属于前沿学科。“北大中文系主要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因为语言学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国际衡量标准。”何梅说。

但关于北大中文系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特点,何桂梅认同陈平原教授的说法,即“北大中文系的定位具有超越学科的特点,具有培养国民人文精神和素质的功能”。在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文学”三大支柱下,中文系学生只有懂得语言、文学、历史文献,才能厚积薄发。

看自己,天地,众生。

在《文心四海》一书中,何桂梅谈到了“见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和意义,进而探讨了这个话题。她告诉我,最有趣的事情是看到天堂和地球。这句话出自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描述了民国时期武术家的培养。何桂梅后来发现,这不仅仅是民间的智慧。“冯友兰的哲学也讲境界论。他提到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都差不多。”而对于西方人文思想提升的层面,也不乏讨论。

看自己就是面对自己,看世界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视野,明确自己客观定位的过程。“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判断自己在同龄人和同行中的位置,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圈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意义。”何梅说。

学术界经常组织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年轻人可以在那里结识各个领域的人,从而开阔视野。何桂梅本人也一样。

何桂梅在参加第一次学术会议时,留下了一件尴尬的事。“那是1999年,我参加了戴锦华组织的一个文化研究会。当时我很紧张。刚开始我很傻,说了很多开场白。演讲内容一开,我就被赶了下来,因为要求15分钟内讲完。”虽然抑郁,但她了解了学术会议的规则。会议开得比较慢,她在其中开阔了眼界,找到了参照物。

何梅形容有点像出去见各种各样的人。“歌德称之为漫游,其实就是看世界的过程。”

作为老师,何桂梅觉得很难遇到众生。从学生成长的角度看,见众生就是因材施教,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提供有益的帮助。“我自己也50了,觉得传宗接代特别重要。但继承往往是不平等的,年纪大的人需要付出更多。学生怎么接受,接受多少,主要看自己。”这也是老师作为教育者的意识。

让何桂梅遗憾的是,很多东西不会流传下来。“一个高手发展到巅峰。如果他找不到好的传承人,他的心会碎的。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找一个好的传承人,其实是传播者的智慧。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看见众生。”

“见自己,见世界,见众生”在《四海一心》这本书里也有体现。对38位教师的访谈,既力求建构中文系的整体格局,又展现了各个具体学科历史发展中的代际传承。

何桂梅说,“中文系的老师都很严格,谈话修改都一丝不苟。最终版本往往要重复很多次。学生在电脑上写的东西往往文字和表达都比较粗糙,老师也会学习这种严谨的态度。"

说到老先生,何老师的故事更生动。她说,中文系所有的老师都与时俱进,比如谢冕,她在电脑上修改自己的手稿。钱理群的打字方法被学生们戏称为“两指禅”。段老师86岁了,每天都跑步。大家在校园里经常能碰到他。退役后,郭喜良老师和别人吵架。“吵得特别凶,但不是个人激情,而是音韵学领域的学术之争。”桂梅说着又笑了。

中文系退休老先生还有一个特点。何桂梅特别说:“退休后,他们的学术创作不减反增。像钱理群和洪子成一样,他们都在2002年退休。钱老师退休后进入学术创作高峰期,已出版著作20余部,以每天3000余字的速度写作。退休后,洪先生还获得了一个奖项——北京大学首届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特别奖。他平均每两个月写一篇论文。温儒敏老师退休后专注于语文教育,他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编,这是他最大的功名。”

这大概就是人文学科的特点吧。从事的时间越长,积累越厚,研究越深入。我觉得老先生们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早已与自己融为一体。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曾说:作曲是灵魂的告白。我觉得文字也是一种告白。不难想象,在其中得到滋养的人,意境氤氲,沉香无尽。

文/记者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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