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听写
采访/文
王军已经急了。
在写《城市的故事》的时候,他看到老胡同一个个消失,“害怕北京从地球上被抹去”。现在,北京老城区不会再拆迁了,但焦虑感并没有减少。用他的话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北京的历史价值”。
为此,王军曾经跑到故宫。
2016年,他有机会从新华社记者成为一名研究员。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将王君引入故宫博物院,称其为“培养学者”。王军摆脱了繁杂的新闻工作,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框定为:故宫的时间空格局和北京的历史价值。故宫老院长张忠培叫他翻翻古籍,沉下心来思考。
王军开始埋下那堆旧论文,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穿行,积累了几年的来稿。他有这本书,姚峰虞舜:规划思想元大都和古代中国。
《金枝析》载:“丑于元四年二月,始于燕京东北角。它确定了位置,建立了国家首都,认为世界是基础。”追溯元都空的源头,是王军介入中国文化深处的一个时间空轴。紧接着,有着800年建都历史的北京解答了他的许多疑惑。
这本书和王军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很学术,很烧脑。读者有时不得不融入这个字符串空,以便输入古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好在王军不追求畅销,只要求准确,准备细致。他希望告诉读者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人的“中”和龙的后代“龙”是怎么来的?这代表的中国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不能只看血缘。
我采访了王军,他还在史料中跋涉。
风、顺、雨:元朝都城与古代中国的规划思想
王军/by
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3月
命令
宋付礼:之后我们讲了中国古代的时间空,也就是时间空是紧密结合的。当这种时间空的概念运用到城市建设中,就产生了空的独特秩序,即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北京独特的恢弘秩序就是建立在此之上的。
王: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上有南北中轴线和东西中轴线,都是有时间意义的。架构是空的设计。古人用空来计量时间,时间被空赋予了意义,定义了建造城市和建筑的方式。
比如的,因为东边是春天的授时位置,所以要把文庙放在东边,武庙放在西边。就像故宫的文华殿、武英殿,因为春是生,也就是文;是秋刑,是阴杀阳,就是武功。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基本法则。梁思成先生说中国建筑的平面分布离不开环境思想,环境思想就是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其核心就是这样一种时间观空。
在《姚峰虞舜:元大都与中国古代的规划思想》一书中,我试图阐述的就是这一整套规划方法。比如阚玉家所在的位置叫穴位,也就是所谓的龙穴。这其实是一个理工科的概念。洞里的龙指的是山。山体延伸到地下为建筑提供支撑,这是最好的地质条件。所以古人在确定建筑基址的时候,就要探井,看看地下有没有岩体。这是宋代李杰在《筑法式》中记载的:“开基址,须看对方脉。”
雍正帝的陵墓在东陵的时候,发现有建筑基址,但是发现地下有流沙,没有“龙”,也就是没有山,就去开辟西陵。如果你看明十三陵,所有的陵墓都朝向不同的方向,只是为了顺着山脊获得最稳定的地质条件。
建筑的基址已选定,其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等已确定。春夏秋冬搭配,时间赋予了不同空不同的人文意义,时间成了“规划师”。
你看,在北京紫禁城的南面,广场两边的官署,以及所有与生育有关的部门,如礼部、户部、太医院,都在东面,因为东面是春天,春天是万物诞生的时候。连兵部都在西部。这是保家卫国,不是杀人。与刑杀相关的部门都在西边,比如刑部、大理寺,刑场也在西边,因为西边是秋天,秋天就是刑杀。崇文在东,宣武在西,也是基于文武春秋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代时间空观念的体现。
再比如,南边是夏天的报时位置,所以从故宫往南看,一定要看到万物竞相生长,热闹非凡,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热闹。《易经·说卦》:“离者明也,万物相遇,南卦也。圣人南听天下,治至明朝,盖诸如此类。”都说万物在夏天相见,生长旺盛。
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外开辟了一条走廊,“邀民而居,商贾而居货”,将这条走廊的头条形成为四个图案。《阳光下的旧闻》说,“我愿按”:“今日正阳门前有许多窝棚,有许多百货商店,比上一代更兴旺。故宫景色丰富,既古朴又丰富。”也就是说,正阳门前廊市场“比上一代更繁荣”,意味着这个朝代的“自明之治”比上一代更成功。
永定门外有元代的下马泊,即明代的南海子和清代的南苑。这座由明成祖永乐皇帝扩建的皇家园林“方圆160里”,草木葱郁,动物成群,麋鹿成群,一派“万物相遇”的景象。
《万物相遇》是对夏季万物竞相生长的描述。皇帝在紫禁城南部统治,就是看到了“国家的繁荣”,这是“圣人南听天下,自明而治”的表现。这种规划也源于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空。
北京故宫交泰殿。王军/摄
瓜香
宋付礼:元代的空之计与《易经》中的许多卦相吻合:隋卦、太卦、大庄卦。第一次看到这些解释。目前来看,应该说他们还是猜测。
王:是真的。元大都北墙的建德门和安贞门是以《周易》中的乾坤两卦命名的。建德门位于首都西北。《周易》后记下说:“夫干,天下健,德总易知险。”看坤卦:“坤。元亨·莱莎·马芝珍。君子有好前程,先迷后胜,有所得。西南得朋友,东北失朋友,一个甄姬。”镇门,位于京城东北,与西南坤位遥相呼应,是在西南得了朋友的坤在东北失了朋友的地方。它以“安甄姬”命名。因此,建德门和安贞门只是乾坤的两个卦。
大都甘源昆角泰探析。王军/辉
《说文解字》中说,鼓是春分之声,铃是秋分之声。春分的卦是八卦的卦,秋分的卦是八卦的卦。两者互称时,遵循六芒星,意思是“得之,天下随”。这不是我的猜测。
看大庄卦。下有四卦,上有两卦,就像大庄的卦一样。这是元代文献中记载的,意思是阳气旺盛,大者强。这就是“尊帝都”。如果从基本建设的模块分析,元大都的平面被15个长方形√ 2: 1覆盖,寓意天地之和。南方阳亢区有9个模块,北方阴虚证区有6个模块。也是泰文卦,表达“天地相交,万物相通”的意思。其实唐代长安城已经在使用太卦的布局了,这不是我的猜测。
宋付礼:这应该与刘的知识体系密切相关。《元史》记载他“书读万物”。他一定对周易有很大的偏爱。
王:元朝的袁是“大哉”啊。元朝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元朝的第一个国号是“致远元”,也出自《易经》。这些制度都是刘制定的。他真的是个大师。他是元朝首都的规划者,在其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刻理解,并将其转化为首都平面布局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古代的建筑是经学和工匠学的结合,是元代规划的经典体现,是刘的一大贡献。
在我的拙作中,我以元代北部的建德门和安贞门为基础,画出了连接左祖右舍、太师院和城隍庙、崇仁库和合一库的三组建筑。他们分别表达了干坤两卦的话,以及“易有太极,意为二礼而生”和“干坤在一排,易立于其中”。你看,北京的老城区就是这么规划的!完美体现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是我最激动的学术发现。
组件
宋付礼:袁大都规划设计的模块系统很有意思。应该说模块不是元代才开始的吧?应该是古城建设的基本手段吧?
王:模块系统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据石丰先生考证,五千年前牛河梁遗址的圆丘和方丘,圆丘的三个圆是以天地之和的比例来定义的,方丘的三重方是以内侧为模数来定义的,即以方的堆积来表示大地。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建筑模数体系,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意义。
梁思成和林最早发现了中国建筑的模数制,即宋代《营造法》中的“以材为祖”制,即以斗形截面的截面积为计量单位,使建筑的所有空为其倍数或分数,生成空的乐序。在西方,以柱的直径作为基本的模数单位,即阶,一般翻译为柱。所有建筑空都是它的倍数或分数,这与中国人“以材为祖”的制度高度相似,是东西方通用的方法。
这一发现是梁思成和林对东西方建筑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今天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以材为祖”,什么是“柱”,居然认为梁林儿先生用西方经典诠释中国经典,以此抬高中国建筑的地位,导致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悲剧”。这是多么可怕的误读啊!
《大都十五个扩展模块分析图》(干酒刘琨布局)。王军/辉
宋付礼:无论是在城市规划中还是在制造器皿时,为什么天空的构成要处处体现出来?
王:首先,这是一个案例分析。为什么我们说天是圆的?这绝不是古人想象出来的。我们需要用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所谓天圆不是天空的样子,这一点在古代文献中说得很清楚。“天圆”是测量时间的方法。古人用圆圈测量天体的位置来获得时间,圆圈也代表天空;那“地方”呢?我们在从事大地测量时,要“计中有计”,竖起一张矩形网,立一张表作为参考,确定空区间。两个仪表之间的刻度差是水平高度差。表架的两个表柱之间的距离约为30米,因为30米是人眼能看清细节的极限距离,在这个距离内可以清楚地看到表柱上的刻度。如果看不清楚,就拿个阴阳板,白纸黑字画出来,然后把刻度标清楚。
你去看红旗渠,当年的老农就是用这种方法,测量解决了一个水平高差一米多,七八公里左右的测绘问题。是以30米、30米为单位测量的,正方形是连续累加的,所以“地点”是从测量空开始的方法。
宋嘉定本第六版《周经》中所载的“广场地图”和地图。
这样,以测时圆为代表的天,以测地方为代表的地,当方圆合一时,就意味着天地合一,阴阳合一,阴阳合一,万物生生,就产生了哲学思想。阴阳是古代中国人对万物诞生和维持的总解释。为什么会有生命?你说有男有女,有女有男。这不是哲学,而是太具体了。直到把阴阳的一般概念推测出来,这就产生了哲学,哲学就是对事物的认识。
故宫博物院有五件良渚文化的玉琮。王军/摄
宋付礼:古人通过方圆和方圆的不同组合得出√ 2: 1和√ 3: 2的比例。这些比率是如何推导和发现的?
王:这两个比例是清华大学王楠老师发现的。“创造法国风格”的第一个例证是圆形方圆的形象。《周·姬叔经》也说:“万物一周而行,惟圆则用圆,主使而定之。”它告诉你,不使用圆或正方形,你无法清楚地测量时间和空,那么,你如何能“做周围的一切”?这话说得很对,所以“主人立规矩,定规矩”。规则是画圆的,瞬间是画方的,所以师傅要从中学习,因为这是让我们活下去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展示出来,到处展示。所以看看故宫的大门,外面是方的,里面是圆的,方圆的巧合意味着天地的巧合。
√ 2: 1和√ 3: 2,方圆绘画的基本构图比例。王/辉
√2这个比例是怎么形成的?在圆的方圆图中,外接圆的直径就是内切圆的对角线,工匠称之为“斜”,内切圆的边长称为“方”。正方形与斜正方形的比例为√ 2: 1,约为1.414:1。很难记,就用整数比来记。“方五斜七”这个公式就是这么来的,因为7:5=1.4,接近1.141。还有√ 3: 2的比例在《建筑法式》中表述为87: 100,即“一个六边形的直径为八十比七,每边五十,其倾斜度为一百”。这个比例接近6: 7的整数比。
清华大学的Jason老师指出,袁大渡的总平面是一个长方形和一个等边三角形,也就是√ 3: 2的比例。王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平面包含了√ 3: 2的12个小矩形,元代大城市的总平面与皇城相似,呈90°旋转布局。
在《姚峰虞舜:元大都与中国古代的规划思想》这本书里,我还发现在√ 3: 2的平面里,有15个比例为√ 2: 1的小矩形。然后,你要想想12代表什么。它代表一年中有12个农历月,这就是农历;那个15代表什么?是节气十五,也就是阳历。这个比例的平面代表农历和阳历,也就是阴阳合。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历法体系,也表达了万物生而阴阳和谐的哲学思想。这个比例真的很大。
北京故宫的神武门。王军/摄
宋付礼:这些比例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城市建筑和古建筑的基本审美取向已经有了框架,对吗?
王:这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专制的统治。当然,这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人都想变美一样,不要试图在身材比例上创新。你可以在胖瘦、单眼皮或双眼皮、椭圆脸或圆脸上创新。这才是不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墨子》所说的:“天下无一人能不察。即使从事各种工作的人也有法律。百劳方方正正,条条框框,绳直,水平,悬。没有熟练的工作,只有不幸的工作,这五种方法都用上了。聪明的人能做到,不幸的人做不到,还是比他们强。”掌握了这个方法,只会越来越好。
简洁的记忆公式
宋付礼:那些比例后来变成了公式,并且口耳相传,所以我们的工匠可以只记住公式而不学习?
王:手艺人主要是记配方,注重师徒传承。更重要的是,公式记住所有的整数,而不是余数。比例是“周三径不同,方五斜七不斜七,内外大致相同。”记住所有的整数,这是最方便的记忆方式。所谓“三周径一”指的是圆周率,即周长为三,直径为一,略去余数;所谓“方五斜七”,即7: 5 = 1.4,类似于√2的比例,也就是余数不算。工匠知道这样不够准确,就说:“周三径不同,方五斜七不斜七,内外大致均匀。”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在计算余数。学者们正在研究问题,并煞费苦心地研究如何处理日历的剩余部分。如果只累计余数,日历就会乱。但是工匠们不在乎这个,他们只用整数来表示,这是最好的记忆方式。
宋付礼:那么这个公式还在使用吗?
王:还在用!我们故宫的师傅还在用这些配方,我们的学者也在整理研究。用数字记录知识是比书写更古老的方法,而且稳定性高,比书写更稳定。因为文字会进化,但手数不会变。这种记录事件的方式承载了文化,它也成为了文化的表达。故宫建筑的比例和用途都与这种极其古老的方式有关。
大都总平面分析图。王/辉
(摘自《方圆之治,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与单体建筑的构成比例研究》)
宋付礼:通过口口相传将古建筑的建筑技艺传承至今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王:有一次我在故宫食堂吃饭,先生坐在我对面。他是官方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传承人。我问他一个工匠配方,李先生一听就激动了:“不能改。老祖宗传下来的配方,你一个字都不能改!”我问:“为什么不能改?”他说,“我们用这些公式建造的建筑是四重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满意的,比例都是对的!”最后他说:“这些公式是什么意思?这是你的事!”你看,在故宫,我们还面临着如何通过经学和工匠研究的艰巨任务。
直到今天,我们的工艺传承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古代工匠学艺,学徒一生侍候师傅。关键的公式是大师们什么也没说。快死的时候,他们围过来打电话,小声说了几句,问还记得吗?我记得。嗯,有了这些配方,徒弟就能成为手艺大师了。
1930年,朱启钤先生创办中国营造学社,邀请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入驻,希望与儒学和工匠交流,打通经学和工匠之学。后来梁先生写《中国建筑史》,把儒家与工匠的交流解释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其中结构技术是工匠之学,环境思想是儒家经典之学。他想学习经学和工匠学,后来被批判,没有机会。
北京故宫太和殿正面立面解析,是两个√ 3: 2的长方形。王/辉
中央轴
宋付礼:中轴线向北延伸,穿过小汤山至燕山山脉的脊线。我看了你配的谷歌地形图。好像南北方向的脊线不是唯一的?
王:但中轴线指向的是环山中间的那座山,也就是说的意思是山向南延伸。中轴线的确定是几个因素的叠加。首先,它应该是一条笔直的南北走向的线,但实际上是向东略微旋转了2度多,与山脊相吻合。二是避开天帝居住的北极,因为信仰尊天。第三,要体现一个哲学理念——顺天而动。在古人的观念中,万山住在昆仑山,昆仑山是黄河和长江的源头。昆仑山在西北。古人看到昆仑山顶的雪蒸发了。哦!我觉得是混沌元气,分天地。轻的是天,重的是地。我以为北极是最早的天,昆仑是最早的地方,创世纪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昆仑生来就有元气,所以如果都城的轴线沿着山梁走,就是要和昆仑建立联系,就是要促进气血生化万物。
北京中轴线北过小汤山至燕山山脉分析图(底图来源:GooleEarth)
宋付礼:所以这个中轴线应该是本着这个目的来确定的?燕山山前面,哪条山脊线比较合适,我就选它作为首都中轴线。
王:前面说了,建筑基地的选择和轴线的规划,要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要有稳定的地质条件,要体现相应的人文因素。风水师在选择建筑基址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龙歌”,即找到山脉的走向和山脉陷入平原的具体位置,从而获得稳定的建筑基址。因此,中轴线,也被称为龙脉,是元朝规划的。今天的什刹海理所当然的是银河系,中轴线与之相交。犹如东宫黑龙,跃出银河,奔回天庭,意为“河图”。古人说河图洛书讲八卦,洛书标四方五九宫。八卦占据了四正四维的位置,是二十四节气到八节气开合的时序位置。在《易经》中,干坤两卦是通过观察洛书广场东宫黑龙江图来获取时间的。这个知识体系起源于前文字时代,真的太老了。
宋付礼:你如何从风水的角度看大都城的位置?
王君:“风水”一词出自晋代学者郭璞所著《葬经》一书:“夫乘风则气散,界水则止。古人聚,必止。故称风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的风太大,滋养万物的精神就会被驱散。你得让它停下来去,这是最理想的。不可能是死团。气和水的边界停止了,也就是说遇到水就停止了。有水的地方,温度会低一点,会凝结空气体。
《葬经》也说“风水是最好的方法,藏风次之”,这也是古人经验的总结。古人非常重视“取水”,在山水之间的平原上,只要打一口井就会有水。所谓“背山面水”,其实只是反映了古人从大山走到平原适应环境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经验,是最高的智慧,并不是所谓的迷信。
《南村辍耕录·内廷制》记载了元朝的山水:“元四年正月,选都邑,以为天下为基。右太行,左渤海,中原,正南,枕居永,殿硕放,知万绥山,浔台液池,排玉泉,通金水,嬴稷代店,引河负山。庄帝菊!择此天府。”用的是葬经的方法。
梁先生
宋付礼:谈到中国的古建筑和城市规划,很难绕过梁思成先生和林先生对北京城市规划的执着,也很难有人对中国古建筑文化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王:这对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不容易。那时候,绘制古建筑图是多么困难啊!莫江总先生(梁思成的助手)告诉我,当他们去调查时,他们不得不要求当地警察护送他们。为什么?当时有土匪,很多警察和土匪有牵连。
他们是学者,赶着驴到山西,去找这些建筑,找到之后做最精细的测绘,把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测量下来,然后做一个图,再拍一遍,一个一个画出图案。林先生很早就离开了,因为他工作太努力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崇高的感情,那么看到北京被拆他们会有多痛苦呢?梁先生说,拆一座塔就是挖我一块肉,拆一段城墙就是剥我一层皮!这是多么痛苦啊!
梁思成的《绘中国建筑史》载有《大尺度木纹轮廓》手稿,解释了清代建筑斗的模数制。朱林提供
宋付礼:现在回头看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心情会很复杂。我们用了50多年才认识到“梁晨计划”的科学性,建设首都是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晨的方案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吧?
王:梁晨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努力推动一个城市的均衡发展。发展就是职住平衡,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工作,可以有房子。不可能把北京城搞这么大,让只有中心区有工作,周边都用来睡觉。陈提出在老城区外建设行政中心,是为了促进城市的均衡发展,避免长途交通的发生。这是这个建议的最大之处,其指导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
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没必要发展那么大,搞太多产业。北京作为单一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可以的。其实他和陈占祥是想做一个大北京计划,包括北京周边的一切,但是梁晨的计划没有走这一步,他们也没有机会完成后来的大北京计划。
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京致力于拆除旧城区,形成了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这样的城市结构可以支撑一个小县城没有任何问题。但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人口要增加到1000万人,所以不会规划成就业在市中心,居住在郊区的单中心城市。可惜这样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样的城市结构必然会给市民带来交通拥堵、环境质量恶化等痛苦,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解决这个海量的城市问题。
我们的国土规划和城市功能规划是脱节的,各管各的。其实这两块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职业和居住应该是平衡的。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要在老城区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有城墙和护城河,有绿化带。老城区和新城区两个中心要分开,这样行政中心可以办公,周边可以居住。然后等这个地方人满了,我们就跳出来建一个有就业功能的地方。就像人的细胞一样,有了城市功能的细胞核,就形成了城市细胞,这很重要。
宋付礼:当我读《城市的故事》时,我也很困惑。梁晨的方案提出时,不仅领导不理解,学术圈里很多人也不理解,包括梁先生的学生。只能说他们的思想太超前那个时代了吗?
王: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看过梁晨的策划文本。一段时间以来,官员甚至学者都表示,梁晨的计划在经济上不可行。就像大修阿房宫,国家在抗美援朝。我们如何负担得起这样的建设?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你要知道,梁晨的方案是反对拆老城区的方案。拆老城区涉及大规模拆迁,所以比较贵。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在文中这样计算。拆除老城区要花多少钱?建设一座新城要花多少钱?我在新华社任职期间,在调研房地产项目时,发现老城区拆迁成本占项目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新城区是10%以上。你凭什么说梁晨的方案更贵?!
宋付礼:近几十年来,应该说避免单中心格局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主导思想。许多国内城市在其扩张中采用了多中心规划的理念。
王:是的,深圳的城市规划很好,避免了单中心的格局。陈占祥先生参与了深圳的城市规划,深圳的城市结构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城市均衡发展观。从深圳罗湖区开始,一步步跳出来,形成带状多中心结构。后来青岛也是包老建的新城,潮州也是。
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平遥。第一次去平遥,不经意问了一个当地姑娘,你们平遥的古镇太老了。你为什么不把它拆掉,建一座新城?姑娘说,平遥那么大,我们只需要在老城外面找个地方建个新城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挤进老城区?
我说哎哟!我真的应该邀请这个小姑娘做北京市长!
宋付礼:大同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吗?当时大同的两句口号“古为今用,新老兼顾”,是从梁晨的方案中摘录的。
王:我不同意耿彦波先生当年的做法。他把老城拆了,用房地产开发的方式把居民全部迁走,破坏了老城的社会结构,建设了所谓的新“老城”。那几天,老耿来北京找我,说他在来之前已经看了我的《倾城之恋》。我说,我哪本书里说可以把老城拆了,建一个仿古的老城?!因为长期的公共政策,老城区的楼房产权搞得乱七八糟,市场交易也停止了,以至于没人交易,没人管。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拆了就能解决的。只能适得其反。
但是如何解决老城衰落的问题呢?经济增长时期,和平年代,我们的古城衰落了,这是我们需要总结的。我觉得这里的核心是产权,必须是可以转让的。再好的院子,也逃不过“富不过三代”的历史规律。到了第三代,家里人多了,四合院就得变成画屋了。但是这个房子分不开,房子就变成了钱。后人分了钱就各自创业,院子新主人来修。
我觉得这个要向古人学习。元大都的建设是把院子划出来做宅基地,让人家买了自己建,或者奖励你一个单位8亩地,自己建,但是你的建设必须按照大都“要尽善尽美”的方针来建。
“统一自建,流水不腐”是古代城市的内在生长机制,即鼓励居民自建,以统一的规划方针进行管理;这里的核心是保护产权,鼓励流转,从而激发社会力量节约用房。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重要的是重振这种增长机制。
(感谢刘荣林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