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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就青少年犯罪的防治而言,目前的制度设计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图为2018年2月11日,在广东省少年犯管教所。视觉中国数据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引发公众讨论和关注。在公众眼中,未成年人本应是祖国的花朵、社会的未来,但却不时以严重犯罪主体的身份见诸报端,角色和行为的错位引起公众关注。如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因母亲管教过严被刺死,再次挑动公众神经,引起广泛讨论。

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制度规定了比较原则,缺乏刚性;由于收容教育场所的缺失或专门学校的短缺,无法满足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导致各地对这些儿童的处理措施基本处于空的状态。因此,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后,只能进行一些劝诫教育后放人,缺乏实质性的处罚措施。案件发生后,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前“熊孩子”犯罪的热门话题。

看来大众也找到了“熊孩子”犯罪的实证数据。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2017年6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显示,2009年6月至2017年6月,该院判处的234名未成年罪犯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占14.96%。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年幼的未成年人其实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控制能力。如果他们犯下残忍的罪行,他们应该受到严惩。而公安机关等部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采取的措施,并不能惩罚这些孩子的罪行,只是在走过场、走程序而已。

相关教育措施的实际实施效果与不治疗无异,也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他们认为,应该修改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有针对性地纠正这些躺在法律上的“低龄未成年人”。

一、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干预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国现行的《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了一定的规定,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具体来说,根据刑法规定,执行年龄起点为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等八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由父母或者监护人责令管教,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教育。

然而,在实践中,上述法律条款的执行面临着尴尬。劳动教养废止后,劳动教养场所和机构已经名存实亡,因此《刑法》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没有实施的地方。虽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但也规定了在送专门学校之前,应当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矫治教育,并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监护人考虑到专门学校的标签效应,往往不愿意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送到专门学校。与此同时,近年来专科学校不断萎缩,全国只有60多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贵州等地,很多地方甚至没有专科学校。

在最近的湖南沅江杀母案中,12岁男孩吴某在作案近十天后被公安机关释放,这引起了公众对现有制度的强烈质疑。

缺乏惩罚刺激了舆论的讨论。有关部门在处理元江案“熊海子”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尴尬:按照法律规定,虽然对熊海子进行了训诫、批评教育,采取了隔离、单独教育等措施,但由于无处可依,拘留教育流于形式;家长的不认可导致特殊学校教育程序不当,无法入学。因此,在公众看来,上述措施并不能真正惩罚有罪的“熊海子”,给他们一些教育和纠正,而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类似案件发生后,系统没有及时跟进并做出改变。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实际上没有惩罚措施的说法,也是在公众的印象中产生的。

二。“塔西佗陷阱”与青少年犯罪干预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西方政治术语

当一个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视为说假话、做坏事,“也会得罪民众”

。

就青少年犯罪的防控而言,目前的制度设计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局面。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正制度供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惩罚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预防和干预类似案件上。具体来说,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刑论。也就是说,通过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14岁降低到13岁或12岁,使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极端犯罪纳入刑法的处罚范畴,使个别极端行为真正得到惩罚,以保护公众利益,回应公众关切。

第二,改良论。即系统的修改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无法有效及时地应对个案的发生。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当我们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引入“恶意补充年龄规则”时,即可以根据其主观恶性程度来判断未成年人的行为责任。在不修改刑法的前提下,对特殊案件实行特殊处理,用“恶意”这一主观条件来“补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这一客观限制,使刑法能够灵活适用于个案。

第三,完善论。即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机制,完善现行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规定,如:完善教育代替惩罚的处理制度;改变感化院的录取程序或改善家长教育的程序和效果;加强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衔接性,使未成年犯得到至关重要的矫正和处理措施。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切实执行了现行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关于教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然而,需要成年人保护的未成年人主体地位与极端行为之间的现实错位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制度供给不足、制度执行不力,未能有效应对这种错位和冲击,未能满足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保护的双重需求,引发公众对现行法律网络是否严密有效的质疑。不时发生的极端案例,激发了公众对更完善、更有力的教育矫正措施的需求。于是,执法部门就遇到了“不管做什么,都一样会得罪老百姓”的尴尬局面。

第三,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体系如何精准发力?

当前,公众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进行讨论甚至质疑,并不是一件坏事。舆论监督和公众质疑是完善法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有助于检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供给是否充分有效,有助于倒逼相关预防和矫治机制的完善。

为了有效防止青少年犯罪落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有以下具体建议。

首先,完善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供给。未成年人犯罪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制度供给滞后,现行干预措施难以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难以有效覆盖和辐射。有鉴于此,有必要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不完善、不合理的规定,比如修改专门学校的办学程序,理顺专门学校的入学路径与监护人的关系,让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顺利地被送到专门学校接受教育和矫治。同时,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增加不同的教育矫治措施,增加惩治严重不良行为的制度类型,为司法行政机关处理不同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可选空的空间。

其次,完善青少年犯罪家庭教育制度供给。家庭教育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其观念、态度、方法、效果和价值观关系到青少年犯罪的总体预防效果。问题儿童通常来自问题家庭。青少年犯罪只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一个缩影。家庭教育体系的缺失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犯罪的总体预防效果。在新时代,为了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严重不良行为的发生,或者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需要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当前未成年人和家长的家庭教育服务需求,为不同层次的家庭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提供更加多样化、均衡化、系统化、精准化、有效化的家庭教育。

第三,建立准确、多元、有效的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要尊重教育第一、惩罚第二的基本原则,既要进行批评教育,又要建立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教育矫治体系,增强和提高对有罪和错误未成年人处理制度的实际效果。

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分类处理机制。不仅要开展批评教育,建立警示、训诫等教育措施,而且要建立和完善和解、日工、社区服务等更具灵活性和可执行性的措施。同时,修改完善特殊学校、收容教育等措施,同时完善实体处遇措施,加强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增强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实用价值。

简言之,

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既要有警示作用,又要使犯罪的未成年人及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质;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明确青少年犯罪的发生机制,对症下药,建立长期的针对性教育矫治方案,从根本上净化青少年犯罪的空空间和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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