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未成年人犯罪多发。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时进入公众视野。从黑龙江13岁男孩强奸案,到湖南衡阳12岁男孩遇害案,再到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每一起案件都冲击着公众的神经。
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如何惩治青少年恶性犯罪?失足少年背后各方责任如何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青少年犯罪”成为代表们的热门话题。
热烈讨论某事
惩罚的年龄应该降低:
降低年龄符合当前国情,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说,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现在青少年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龄化,青少年犯罪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也越来越大,手段残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他建议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14岁下调至13岁。
“降低到13岁是符合现在社会发展进程的。”小在提案中说,这个13岁的男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小学教育,上了初中。他有相当的识别和控制能力,已经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很多未成年人十二三岁就长高了,大脑发育很快,面容也很成熟。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滁州大润发工会主席陈也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拟提交《关于修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
陈说,中国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是在1979年的刑法中确定的。当时的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是现在无法相比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建议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由现行刑法中的16岁调整为14岁;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由现行的14周岁调整为12周岁,即“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只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才能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她说。
“降龄”需谨慎:
未成年人不成熟,应该基于数据科学来判断。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中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义从事少年审判工作20余年。她认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须有数据支持,因此建议对涉罪的低龄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分析。“目前,青少年犯罪的总体情况如何?什么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的犯罪,后续如何处理,再犯比例如何?目前公检法部门、共青团、教育部门的统计口径不统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她认为,在数据平台的支持下,可以科学理性地分析判断,理性地形成对青少年犯罪的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未成年人的思想不是更成熟了,而是更混乱了。”陈海义说,比如在网上交友,他可能在网上体验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跟不上,他不知道怎么做价值判断,也不知道怎么过滤意识形态。
所以她认为,要综合考虑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问题。不是看到恶性事件的事情,她觉得应该降到13岁,还是要慎重考虑。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闫芳仍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经过一年的研究,她的观点开始改变。“我原来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个未成年人案件的比重。客观来说,还是不占多数,不具有普遍性。第二,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实施暴力犯罪?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网络等等给这些孩子带来了什么?这些孩子是否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整体缺失的一个后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
闫芳认为,把刑事责任年龄定得更现实,并不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手段;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人将在监狱中受到惩罚。“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较低,身心承受能力较弱,适用刑罚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催生监狱的犯罪人格。不仅不利于犯罪预防,还容易导致他们再次犯罪。"
建议
建立少年司法矫正的替代制度。
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法律对低龄暴力犯罪无能为力的困境。“放过他们”和“惩罚他们一次”之间有空白色区域。
对于未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父母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由政府收容教育。
陈海说,在命令纪律之后,没有跟踪监督,没有纠正,没有反馈和评估。建议建立少年司法矫正替代制度,即在公安机关决定责令矫正后,将涉罪少年移交司法部门。至于矫正的方式,参照《社区矫正法》执行。对于这部分未成年人,可以进行社区强制矫正,可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
闫芳认为,应该启动拘留和教育系统。“随着2014年劳教制度的废止,劳教制度饱受诟病和争议,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式微。拘留存在缺乏具体法律依据、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和期限不明确等实质性问题。审批程序不公开、缺乏救济等程序性问题;以及执行场所混乱、执行方式单一等执行问题。”
她建议,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保留和完善收容教育制度,进行立法解释使其有法可依,审判决定程序司法化,改变执行方式和场所,使收容教育制度适应社会发展和实践的需要。
致公党中央的提案中,也提到启用涉罪未成年人专项教育和收容教育机制,进行行为矫正、技能训练和知识普及。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集中资源,按人开展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管理。
应该对父母进行强制性的父母教育。
受访代表提到,青少年犯罪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
“青少年涉罪不仅是犯罪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的问题。”海说,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和心理评估时,他们也会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同情,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你想一想,一棵树苗,整天不浇水,永远也长不大。”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陈海义认为,应完善父母教育的规定,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建立强制父母教育制度。办案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时,还决定强制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期限的家长教育。“家长需要付出成本,没有真正的痛苦就不会有限制。”
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闫芳认为,父母应该承担起教育子女了解法律制度的责任。“既然是父母,就要承担父母的法定职责,包括对孩子的法制教育、性教育、生命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说,父母也要“持证上岗”。在孩子的不同阶段,家长要进行不同的教育。“不同阶段家长也要不断学习,这个证书也要升级。”
采访
最高检第九厅厅长史卫忠:
解决青少年犯罪需要综合措施。
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分院院长史卫忠坦言,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程度设置多种阶梯式的实质性矫治措施,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
青少年聚众斗殴和其他犯罪的数量增加了。
新京报:青少年犯罪有什么特点?
石忠: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总体趋稳向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下降,未成年人累犯总体稳定。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445人,比2014年减少5890人,下降51.96%。同时,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占全部未成年人审查起诉人数的比例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9年比2014年下降了5.76个百分点。
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容忽视,如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反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数量有所上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新京报: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很多声音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会降低吗?
石忠:虽然刑法规定对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责令严加管教,政府予以照顾,但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作用,导致司法机关在“一判”和“一放”之间进退两难。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各个案件的频繁曝光,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下一步,将结合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进一步研究在制度层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干预机制和有效的教育矫治措施。检察机关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应根据犯罪和错误的程度设置分步处理措施。
新京报:如何看待14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
石忠: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会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只是控制犯罪的手段,很难包治百病,社会问题需要综合施策。
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程度设置多种阶梯式的实质性处理措施,由司法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从而实现矫正的个别化和有效性。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训诫、严明纪律、政务拘留等可操作性不强、适用率低的问题,四川、上海、江苏、河南、北京等地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发展了临界预防、分级处遇等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所谓临界预防,一般是指对“高危未成年人”,包括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早期干预,并依法进行社会化救助和必要的强制矫正,以预防犯罪或重新犯罪。分级处遇一般是指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严重程度、性质和情节,采取不同的预防、救助和监管措施。
例如,2016年以来,四川资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了信息共享数据库,根据高危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和人格特征,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个预警级别,开展差别化帮教。截至2019年底,已有390多名未成年人纳入数据库管理,并给予三色预警。其中,59名高危未成年人得到了帮助,16名辍学者重返学校,25名未成年人获得了就业。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2019年11月,北京市检察院与海淀学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正工作机制合作框架协议。三级检察院联合成立专门的学校工作小组,将探索临界预防、分级干预、建立科学的青少年犯罪矫正体系的有效路径。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初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和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性惩戒等分级干预制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各地检察机关探索经验的指导和总结,并将成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当务之急是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切实发挥特殊教育、收容教育制度的作用,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不再放任不管,促进“保护、教育、控制”的有机统一。同时,积极推动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相关规定。
新京报记者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