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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有什么意义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有什么意义

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明确将现行刑法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岁降低到12岁,并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起诉的。

这一规定加强了对未成年人行为的约束,被视为对社会关切和社会期待的回应。但这种几乎是回应近年来媒体曝光的“青少年恶性犯罪高峰”的“热搜立法”,是否有助于解决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很多人往往盲目相信或期待刑罚制度能像灵丹妙药一样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虽然刑法具有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和保护利益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并不是刑法所能实现的,只有与维护法律正常运行的各种制度相协调,依靠良好的社会政策才能实现。与其他制度相比,刑法必须是最后的手段。

事实上,与“近年来青少年恶性犯罪频发”的流行观点不同,我国青少年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趋势明显下降。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指出,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8275人,比2014年下降37.6%;与2014年相比,2019年,接受审查起诉的涉嫌八种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从35414人下降到18172人,下降了48.69%。

▲2014-2019年中国青少年犯罪情况。少年检察工作白皮书

公众对青少年犯罪的印象来自于无数的媒体报道。正如秘书处在2010年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提交的关于儿童、青年和犯罪的工作文件中所指出的,在许多国家,儿童、青年的现实和认知以及他们与犯罪的关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儿童和青少年经常被错误地指控,例如,他们对暴力犯罪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现实中,他们犯下的罪行只占所有犯罪的一小部分。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分析,2009年至2017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下降趋势,平均降幅超过12%。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青少年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也就是说,这种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度犯罪化”的色彩,除了抚平广大民众的恐惧之外,其合理性并不充分。

▌把它锁起来,好吗?

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2004年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决议》规定,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定得过低。这些规定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即犯罪人所犯罪行应当与其刑事责任相称。

很多人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网络信息的发达导致了孩子生理和心理的早熟。但科学研究证明,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并不是因为身体发育而提前,他们还不完全具备控制自己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所以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都定在14岁。

1997年,14岁少年在神户杀害儿童后,日本国会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于2000年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然而,在随后的三年里,日本的青少年犯罪案件数量不降反升。2004年曾发生一起11岁女孩杀害同学的恶性事件。于是,就掀起了是否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讨论。刑事责任年龄因应对舆论压力而下降后,很容易因极端案件而陷入再次下降的怪圈。

此外,将少年犯纳入刑法只是治标不治本。《2017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显示,只有约一半的成年罪犯在入狱前与亲生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与父母关系好的工读学生和未成年犯人数明显较少。在失足少年的家庭关系中,父母严厉,事事过问或经常打骂,家暴数量相对显著较高。可以说,大量的青少年犯罪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产生的:缺乏父母的监督和教育,缺乏对青少年成长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约束,缺乏对社会生存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在青少年犯罪中,家庭、学校、社会乃至国家都有责任。这是我们谈论青少年犯罪时不能忽视的前提。只要社会环境不变,将未成年犯集体纳入刑法体系,不仅不能起到震慑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还可能引发其他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主任安娜·艾泽尔(Anna Aizer)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约瑟夫·道尔(Joseph Doyle)在2015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一项研究跟踪了37692名10岁至16岁之间首次在芝加哥少年法庭受审的少年犯,发现与监禁时间不长的少年犯相比 成年后再次犯罪的囚犯平均人数高出近15%,而后者完成高中学业的平均人数低至2%。 教育的缺失使这些罪犯更难在社会上立足,最终增加了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根据我国法律,未成年犯在少年拘留所服刑。许多研究指出,大多数少年拘留所管理模式单一,以劳动改造为主要任务,教育改造难免流于形式。同时,大部分少管所的管理模式还是类似于地方监狱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从少管所出来的少年犯身上也会有监禁的痕迹,甚至会产生犯罪经历的“交叉感染”。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刑法学教授翟忠东根据邵磊同志在全国监狱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2007年第三季度的一组数据计算:如果按全国在押人数150万人计算,全国监狱判处两次以上刑罚的罪犯将达到15.98%。相当一部分被判入狱两次以上的犯人,走出了少管所,重新进入了监狱。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刑法的执行并不能真正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因为犯罪行为的根源不在这里。即使严格的法律在短时间内对一些人起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从被动鼓励向善,到主动去标签化

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发布的关于少年司法的规范性文件中,《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至关重要。《利雅得准则》明确指出,预防青少年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和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制度。

经过90年的实践和发展,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相对成熟和完善,而中国台湾省借鉴日本的制度,发展了一套少年事件处理机制。日本和我国台湾省的相关法律都提到了法律的目的是促进青少年的健全发展,于是构建了一个以青少年为核心,亲属和教育工作者为第一层,司法和行政机关为第二层的同心圆。只有第一层保护圈被破坏或者失效,第二层才会取代第一层保护圈的责任人的位置,直接处理少的问题。

在日本和台湾省的司法制度中,除了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外,还有少年审判制度和儿童福利制度,并明确规定少年法庭是处理相关问题的专门机构。法院要审判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较少违背事实和理由的,一个是较少保护的。该机构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法官、少年调查员、少年保护官员、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测试员组成。它调查与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和材料,并从法律、社会、心理等领域做出相关处理。

关于违反法律的惩罚手段,法律中有两种类型:机构型和社区型。该机构以单独监禁为手段,达到惩罚和矫正的目的;在社区中,对青少年儿童的保护是主要途径,去机构化和非监禁化的个体化治疗是通过咨询和治疗达到康复目的的手段。同时,防止违法者直接进入监狱系统,被贴上真正罪犯的标签。因此,除非有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或暴力倾向,否则将对少年犯进行社区化处理。

日本和台湾省根据青少年犯罪或犯罪行为的原因,除少年法外,还相继在反家庭暴力、家庭关怀等多个方面建立了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形成了从从事活动前的预防到活动后的开导的完整治疗机制。

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两地少年法中的“危险罪犯处理机制”。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虽然也有对不良行为和犯罪的分类处理,但仍然遵循不良行为应当矫正的思路,重视不良行为矫正的危险性和必要性。而在日本和台湾省的少年法中,更多的是强调将不良行为作为一种警示,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少年偏离正常行为,这些偏离行为是否会使少年陷入危险,国家如何让少年脱离危险。

因此,两地的青少年法命名为《青少年事件处理法》,而非《青少年犯罪处理法》。在手段上,也更加强调为有越轨行为的青少年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包括提供社会福利资源、辅导和教育,在亲属和教育工作者不能或无力处理的情况下,交由相关社会福利机构进行安置,避免其从危险困境过渡到犯罪阶段,通过保护青少年来保护社会。

▲2019年5月31日,台湾省立法院三读通过《未成年人事件处理法》部分条款修订草案。电子时报

中国于1991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负责解释《公约》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指出,在所有关于实施少年司法的决定中,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第一考虑因素。儿童在身心发展和情感教育需求方面不同于成人。这种差异构成了减轻违法儿童犯罪程度的基础,也是为儿童设立单独的少年司法系统并给予他们不同待遇的原因。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意味着,在处理少年犯时,传统的刑事司法目标,如制止/惩罚,必须让位于重返社会和康复的司法目标。

国际社会对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的处理继续朝着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全的自我成长,并不是“恐吓”或“惩罚”。也许这种趋势会让一些人反感。为什么未成年人违法时能有比成年人那么优秀的保护措施?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作为成年人,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远离人生中的歧途?如果不小心落入法网,如何帮助他们,使他们不会再次坠入深渊?这些问题确实关系到少年犯,因此也关系到每一个公众,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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