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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审计过程

非法集资审计过程

在非法集资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会影响到对涉案人员的量刑,包括刑期长短和罚金数额。有的司法机关只注重审计报告,而不依据全案证据认定犯罪数额。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结果,我们团队整理了五种专项审计报告的交叉质证方法,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档案中没有委托材料的标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应当重点审查“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鉴定原因、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有鉴定机构盖章和鉴定人签字。”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决定接受鉴定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姓名、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目的、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案情、鉴定材料的提供和返还、鉴定风险以及双方约定的鉴定时限、鉴定费用和收取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两项规定,鉴定委托书是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的前提,案卷材料应附鉴定委托书。

专项审计报告虽然记载了委托机关、委托事项、审计材料等内容,但如果随案移送的卷宗没有附有侦查机关附具的鉴定委托文书,即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的规范性要求,就无法明确司法机关的委托范围,也就无法证明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事项和材料符合委托要求,不合法。

第二,送检的材料来源是否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要重点审查鉴定意见“检验材料的来源、取得、保管、检验是否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是否与有关提取笔录、扣押清单记载的内容一致,检验材料是否可靠”。第九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检验材料、样品来源不明”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非法集资案件中,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依据一般包括银行账户流水等书证和第三方平台记录的数据等电子数据。其中,对基于电子数据的审计结论的质证,要特别关注其合法性。

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一)项、第八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四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获取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下列程序收集、提取电子数据。

首先,电子数据的收集和提取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调查人员以标准方式进行。

二是采集、提取电子数据时,应当依法详细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状态。特殊情况下无法扣押原始介质的,应注明原因和来源,并计算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第三,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在制作的笔录上要有相关人员的签名。

第四,从第三方平台检索数据的,应当出具调查证据通知书,由提供方提供,并附完整性校验值等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方法说明。

电子数据容易被篡改。电子数据或信息是不连续的数据或信息。被人为篡改后,如果没有可比较的副本或图像文件,很难发现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需要办案人员依法记录提取过程,严格按照特殊程序进行收集。

以我们团队处理的一个案例的“专项审计报告”为例。立案证据不能反映电子数据的采集提取过程,也没有相应的采集提取记录。也没有描述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方法,如完整性检查值和原始存储介质的任何描述,甚至提取的电子数据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包括在文件中。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认调查机关收集的电子数据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制作过程、原始数据、传输和存储方式,无法证明所使用的电子数据是否真实,无法排除在提取过程中是否存在添加、修改、删除等情况,电子数据不具有真实性。

由此可见,《专项审计报告》的鉴定依据是未经法定程序采集的电子数据,送检资料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评估依据是否属于财务会计资料。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九条规定:“司法会计鉴定:运用司法会计的原理和方法,通过检查、计算、验证、鉴定等手段,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等财务状况进行鉴定。”

《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工作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委托鉴定应当提供下列材料,其中第(一)项规定的鉴定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材料,如会计报表、总账、明细账、会计凭证及所附原始凭证、银行对账单等。”

上述规定明确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审查材料应当是具有记账属性的财务会计材料。在我们团队办理的本案专项审计报告中,鉴定是基于电子邮件、第三方平台等不具备财务记账属性的电子数据,不属于法定的材料检验范围。

财务信息之所以真实客观,是因为它是复检记录,两者之间存在可以核对、验证的交叉核对关系。退一步说,其他材料检验基地即使具有一定的记账属性,也需要与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等财务会计数据进行核对,以验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单靠电子数据不能反映真实的集资情况,据此形成的审计结论不能作为最终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审计报告只依赖于电子邮件中记录的涉案人员的业绩表作为统计集资金额的依据。但由于电子绩效表没有明确业务人员录入的时间、金额等信息,审计机关无法与调查机关采集的银行流水一一对应。审计报告解释了这一情况,并确认其审计依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疑问。做出的审计结论必然与事实有出入,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鉴定报告的结论是否唯一?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同一委托事项作出唯一的结论,出现矛盾结论时,应当作出合理的说明。

我们团队处理的一个案例的“专项审计报告”也有说明。本案中,专项审计报告对涉案人员募集资金数额进行了审计,得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结论1根据电子邮件信息,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第二份结论的鉴定依据是银行流水,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专项审计报告》对涉案人员集资金额的统计得出了两个相差甚远的结论。但该报告并未对矛盾的结论进行说明,也未对审计集资金额的委托事项给出唯一结论,因此不排除对犯罪金额事实的合理怀疑,不符合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而公安机关直接以4000多万元的大额作为认定涉案人员犯罪数额的数据,一方面违背了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结论的唯一认定规则。

5.审计结论是否与存档的其他证据相矛盾。

犯罪数额是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的重要依据。“专项审计报告”只是意见证据,只能作为定案的参考标准,而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应当通过有据可查的言词证据、书证等证据予以确认,才能综合认定涉案人的犯罪数额。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鉴定意见或者审计报告与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的,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参照鉴定意见或者审计报告,结合集资参与人的证言、书面合同、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等书证,综合认定相关事实。”

因此,对涉案人员吸收资金数额的认定,应当以书证和审计报告为依据,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综合确定。

基于此,我们结合办理的案件,提供两个方向的质证供您参考。

一是从投资者举报金额的逻辑入手,结合调查机关扣押的投资者证言、已登记的认购合同、投资凭证等书面材料,部分否定审计报告。

我们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例,投资人A、B在报案时所主张的投资金额,与其提交的认购合同和投资凭证相互印证,而审计报告却发现两个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与报案金额不一致。

根据该案的审计报告,投资人A出资410万元,但A称只出资200万元;根据审计统计,投资人B出资520万,但B说只出资170万。可以看出,审计报告中统计的金额,分别比投资人A、B声称的投资金额多了210万、350万。

但审计单位不可能比投资人本人更了解实际投资情况,投资人主张的金额与其提供的证据一致。但没有投资人A、B自认审计报告认定该金额为投资款,也没有认定金额对应的项目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因此,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应当排除专项审计报告中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部分。

其次,从集资人集资金额的逻辑出发,从评估依据本身的瑕疵出发,结合银行流水等证据,否定审计报告。

在同一案例中,对专项审计报告的评估是基于电子邮件中记录的绩效数据,这些数据分为“收到的金额”、“记录的金额”和“总额”三栏。邮件中对这三栏的名称没有定义,所以不能直接等同于本案需要查清的犯罪数额。另外,业绩表只显示一段时间内的业绩总量,并未注明业绩的计算方法。无法确定业绩是否与投资人的投资金额完全相等,如何计算再投资情况。专项审计报告没有说明金额的计算公式,可见评估依据不清,不能反映真实的筹资情况。所以邮箱的业绩数据和集资金额没有相关性。

根据公安机关在基于电子邮件绩效表的专项审计报告中作出的审计结论1,确定涉案人集资金额为4000余万元,而在基于涉案账户银行流水的专项审计报告中作出的集资金额审计结论为2000余万元。我们团队根据注册投资人提供的合同、投资凭证、询问笔录等证据,统计出涉案人的集资金额为1476.82万元,可见公安机关的指控是基于这封邮件。

因此,应当将涉案人员的犯罪数额融入全案,对专项审计报告与其他案件证据相互佐证的部分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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