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核桃出现了一条飙升曲线——从2012年的165.6万到2022年的457万。过去十年,在这条“十年近三倍”的曲线下,媒体习惯性地将其贴上鲜明的“考研热”标签,这当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盛夏七月的另一场考试——高考。但实际上,考研一般都是在冬天进行,大部分考生甚至预料到考场上会有空音。李越也有同样的想法。作为457万人中的一员,2021年12月26日下午5点,踩着最后的时间,李越考完了最后一门专业课考试,这是她第二次考研,她以为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几个月后,她又错过了梦寐以求的学校,但最终,她还是绕了一圈,回到了熟悉的考研书上。现在,她和同事一起经营一家小型考研辅导机构,担任班主任、社交媒体运营等多个职位。比李越幸运得多的是,2021年6月,江晨收到了深圳一所985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红色EMS信发出的当天,他在朋友圈写道:“二战大成功,恭喜登陆!”“你”登陆半年后,他迫于生活压力,来到了光怪陆离的深圳。现在他去了两个不同规模的考研机构,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切换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十年里,考研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的火爆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上,更多的是难以统计和估计的考研业务。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无论“上岸”与否,这个生意都会一直存在。它善于揣摩每一个考生的心理,敢于争夺岸上每一个名师或名生的资源。一些人依靠这个副业实现财富自由,而另一些人发现这个业务越来越复杂。但不管你是谁,这个江湖中的人都会发现,焦虑只是暂时的,胜利终将到来。每年发布喜讯的时候,是旧年的收获期,也是新年的开始。
考研教育二十年:大学创业者、造星运动与被忽视的需求江晨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搬出便宜的学校宿舍,在土地稀缺的深圳租一个小单间。原因不仅是女友从浙江来到深圳,也是为了更合理地安排自己剩余的时间。学校有严格的门禁时间,但姜晨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路上——篮球教练、学生导师、考研讲师。“就是为了赚钱。”他今年24岁,在一所沿海大学读工程管理专业。考研的冲动来自于一次例行的实习。站在嘈杂的工地上,面对眼前忙碌的建筑工人,他似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想从施工单位转到设计单位。”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念头支撑着他完成了第一次考研,从工程管理到建筑学,但是失败了。那是2020年,全国考研人数超过341万,比上年增加50多万。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公布了研究生扩招计划——扩招18.9万人。包括江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上岸”的好兆头。李越也有同样的感觉。和姜晨考试同年,她报考了上海某985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公共课考试第一天结束后,她感觉情况不妙:“英语太难了,我连翻译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她连分数都没查,考完第二天就开始拿简历找工作。两年前,他们还是考研游戏中的失败者,但两年后,他们开始了考研的事业。学建筑的姜晨,目前在两家考研机构做讲师。一个是当地大型连锁机构,负责专业课“一对一”课程,一个是兄弟姐妹办的小机构,手头有5个考生。李越创办了他的考研好友,从零开始创办了自己的考研辅导微信官方账号。三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小生意正式启动。李越盯着从0到2000的阅读量举手喊道:“小目标get!”小红书中的考研经历这个岗位要追溯到20年前。早在90年代末,互联网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像江晨和李越这样的考研生意就已经开始滋生了。那是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冯小平组织公务员考试培训。从此,他正式与教育培训结缘。读研期间,他经常帮留学生买资料,找辅导班。正是因为这种市场供需缺口,一年后,杜文集团正式成立。随后的十年间,的“考研造星运动”拉开序幕,何、唐家凤、等知名考研名师相继崛起。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杜文“成了名师,又失去了名师”。新东方当然少不了爱造星的人。被成千上万考生称为“道士”的名师王江涛仍然记得他第一次来到新东方时的情景。2003年的一天,在北四环保富桥路遇到了于。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新东方考研英语名师之一,也没有想到在备考前的几个月,无数的考研学子都会有一本《王江涛考研英语高分写作》,来自他的各种叮咛萦绕耳畔。看来北京天生就是教育企业成长繁荣的处女地。200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的张锐迎来了30多岁。万学教育在人民大学紫金花园一栋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正式成立。当时,这家略显稚嫩的年轻企业凭借对考研市场的独特洞察,吸引了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研究生人数正式突破百万,此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互联网让在线教育“野蛮生长”,线下开设在线课程构建考研机构的商业模式。然而,与庞大的在线教育市场相比,考研业务仍然不算火热。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与去纽交所上市的“好期货”不同,当时中小学教育机构风头正劲,风光不属于细分领域的考研。另一方面,需求上升的一面很容易被掩盖和忽略。毕竟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的标准化,考研由于培训周期短,个性化需求强,录取难度大,所以更依赖熟人的线下考研培训班。但在这群校园创业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条清晰的考研产业链已经形成。图:Sullivan的报告从上游来看,以教师为首的教师资源已经成为各机构争夺的对象。在后期的演变中,我们会通过造星运动和名师效应,看到机构带来的辉煌与苍凉。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岸的学生是如何成为机构中的主体的,他们是如何处理经济行为和情绪劳动的边界的。从中游开始,平台服务商,包括考研培训机构、在线教育平台、图书出版商,通过勾搭的方式延伸自己的产业链。当然有博弈,谁的议价能力高,谁的收益就多。长期以来,考研培训机构是最大的受益者。以杜文为代表的老牌考研培训机构,通过“直营+加盟”的方式,将线下考研培训门店开到了高校和城市附近的大街小巷。然而后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平台通讯工具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小而美”机构的诞生,通过个性化服务,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考研状元。这些小机构既没有名师,也没有线下重资产,却能做到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从下游来看,近十年来,考研成为热门话题。其受欢迎程度不仅体现在数字上,还体现在社交媒体上接二连三的“落地故事”上。把时间拉回到现在,新的考研故事才刚刚开始。
做“老师”:底线、残酷与为爱发电每周日下午六点半,江准时出现在CCTalk,迎接他的是五位准备2023年考研的同学。有了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和本科院校,江描述了这些学生的模糊画像。五个学生中,四个是“一战”,一个是“二战”。为了照顾大部分人和姜晨自己的时间,本课程只在周末进行,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很多时候,江晨都是在说话。他进入这个小规模考研辅导不到一年,因为他恰好是这个辅导机构二战时期的学生。从学生到老师,从两个小时的公益分享课开始,姜晨逐渐成为了这家机构的新老师。在大机构的另一边,等待江晨的是“一对一”的学员。周日晚上6: 30,姜晨会请学生在线讲课。这个考生因为第二专业成绩低,今年二战失败。2021年,收到录取消息后,两所院校同时联系上,问他要不要过来带学生。抱着“多收入多报酬”的初衷,蒋晨在两家考研机构当讲师,但在成为“老师”的半年里,他觉得“大机构和小机构的差别太大了”。虽然从上课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大机构和小机构的区别并不大。但在细微之处,清楚地了解到姜机构之间的差异。在上课形式上,大机构注重时间效率。在签订兼职意向书的当天,机构负责人给他发了一份关于班级基本标准的PPT,告诉他“遵守底线就好。”这个标准太模糊了,把姜晨知道的基本规范都涉及到了。同时,机构负责人告诉他,一门课程30节课,每节课两到三个小时。“因为没有专业培训,我经常30节课都上不完一门课。”因此,江只有尽可能地压缩内容,并以提纲的形式让学生自己学习和补充。在大机构做老师,更多的是精打细算成本。像江晨这样的兼职老师本身就是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更像是大机构做考研的项目。都是成本导向,所以把各个机构的专业课都外包出去了。”外包的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已成立的线下考研机构,依靠线下业务,在规模扩张中成本投入逐年增加。以杜文教育为例。2014-2016年,杜文教育营业收入从4000.1万增长到3.91亿,净利润也从302.8万增长到1142.9万,但成本也随之上涨。杜文财报营业成本从3585.91万元飙升至3.71亿元。与大型组织的“效率优先”相比,小型组织更加灵活和复杂。姜晨所在的这个小辅导机构是学院的师兄师姐创办的,所以灵活性更高。“(小机构)一开始不会让我做长期讲师,而是先给我安排一两节公开课。”对于这种灵活的体验,今年刚考完研究生的刘悦也深有体会。她申请了一个非研究生学位。入院当天,她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段经历,然后有机构来找她,问她愿不愿意以分享经历的形式做一次公益讲座。“一次经历附上稿费,讲课有两三百。我觉得收入挺可观的。”另一方面,相比大机构的“放养式”培训,小机构的培训机制更为精细。“师兄师姐会对我们有一些具体要求,会说清楚什么需要注意,什么是考点。资历较老的讲师会对新人进行全面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考点和大纲,还有一些教学方法和时机。”在这种精细化和灵活化的背后,其实是小机构更加定制化的考研服务。对于江晨的专业,由于手绘设计课程,小机构的负责人会将学生和老师分成不同的小组,以“车轮战”的形式进行滚动教学。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生可以听到不同的老师讲课,不同的老师可以同时面对不同的学生。相对于大机构的标准化,这种模式一方面适应了学生兼职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借助于师生之间的不断匹配,做出更加合适的双向选择。但对于兼职教师来说,竞争的残酷性被放大了。每季度结束后,师兄师姐会暂停新老师姜晨的课程,通过向学生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新老师的教学成绩进行评估。问卷之外,新老师之间的直接竞争是在滚动听课中体验的。经历过不同群体的讲师授课的同学,心中都会有老师,在后续的课程中也会继续选择自己理想的老师。早上的时候,姜曾经看到很多老师手里都有十几个学生,而有的老师手里往往只有零星几个。“有些老师被边缘化后,其实会主动离职。”残酷的直接竞争过后,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小机构的不稳定性逐渐浮出水面,生源将在班主任中进一步掌握,能力弱或无法适应的老师将逐渐被边缘化。就像玩生存游戏一样。研究生是这群“老师”手中的砝码,制定游戏规则的是师兄师姐。江晨小组织的创业团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学姐。目前大部分都有稳定的工作。“这只是他们的副业,最下面是我们的新老师。”江晨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这半年,他大概赚了两万多。与江晨相对稳定的收入相比,李越仍在黑暗中摸索。创业的源泉只是为了弥补空的不足。因为在备考的时候认识了一批研友,大部分都成功落地,而李越又有运营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经验,所以几个人一拍即合,一个粗糙的考研创业项目就这样诞生了。分享经验,建立社群,读书打卡,看参考书...身兼班主任、微信官方账号等社群运营、矩阵运营的李越陷入了繁忙的业务中。然而,就现金而言,李越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目前团队已经开设了29.9元的阅读课程,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暂且为爱发电吧。毕竟想咨询问题的人太多了。”“为爱发电”——是这群年轻人在提到这份兼职时无法逃避的关键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情感和关系的工作形式,也为我们认识这一职业群体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早在2015年,学者南希·拜姆(Nancy Baym)就在一篇关于粉丝文化的论文中提出了“关系劳动”的概念。在她看来,音乐人与听众或粉丝保持着一种“持续的沟通”,这是一种可以产生工作收益的社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粉丝更像是音乐人的朋友和家人,而不是音乐产品的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江晨和李越与这些研究生的关系也是“关系劳动”的体现。除了教授基础知识,姜晨感觉更像是在一次次做心理咨询。“因为我在二战中,所以更能理解研究生的心态,我会想办法从自己的角度为他们做一些心理辅导和疏导。”这些精神上的价值反馈对他来说尤为重要,会给他“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姜晨还记得第一次考研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当时他们考上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约好一起上岸。但是那个女生考了三次,拿到了三次复试,一直很接近,就差一点。“告诉我,为什么她总是这么倒霉?”
复杂的考研江湖,越来越精明的考生事实证明,比起在机构里为金钱和情感纠结的兼职老师,更多的变数正在这个江湖中出现。2021年初,一家名为“新闻道教育”的公司正式成立。在这家新公司的组织结构中,人们看到了名师何、唐家凤、的身影。名师的离去,让这个老牌考研机构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时间线更长,在经历了资本的到来、创始人冯小平的离开等一系列动荡之后,杜文正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去名师化”运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名师资源一直是考研辅导机构最亮眼的“金字招牌”,但当名师效应咬住品牌效应时,势必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其中,谁去谁留已经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答案。如上所述,虽然考研业务有100亿元的规模,而且据易观预测,未来几年考研培训市场将保持12%左右的年增长率,但现实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下,大大小小的机构数不胜数,市场高度分散。就连曾经的“教育培训巨头”都想在这个江湖分一杯羹。去年7月,好未来披露了成人教育品牌“轻舟”,旗下拥有轻舟考研、轻舟满分、轻舟留学三个子品牌,涵盖考研、语言培训、留学三大领域。“独木舟”是一个独特的比喻,取自李白的诗句:“两岸猿猴啼不住,独木舟已过万重山”,寓意将来豪赌考研事业的雄心壮志。“2020年的研究生中,每5个研究生中就有4个在轻舟考研院学习过。”好未来集团CEO万怡婷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仅靠平台效应不足以让“轻舟”趟过考研的“万重山”。越来越多受困于“考研”围城的人,经历过二战、三战,甚至四战,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挑剔。李越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新考研的学生会对她给的资料进行筛选,甚至质疑。有一次写热点的时候,因为借用了另一个微信官方账号的一些推文,被一些同学识破了。“以前考研是信息战,现在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信息战。”但这个跨越20多年的生意,终究还是围绕“人”的生意。“人”的业务是什么?这是一个仍然稳固的学术社会的世俗标准;是每个研究生焦虑的消费心理;是某机构发布的喜讯排行榜,是名师的金字招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老牌机构还是小机构,或者是其中的学生和创业者,他们不仅仅是在这场考研热潮中被推上前台的人,更是潮流本身。(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