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高端仪器的市场,是放在高楼上的一块小蛋糕。全球第一企业的销售额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只有56位左右,比一个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本土房企还低。
原标题:板凳注定冷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设备展览会上,一台国产电子显微镜。视觉中国供图
易科生产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癌细胞。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杨杰/摄
第十五届南京国际教育设备及科学仪器展览会开幕。视觉中国供图
第十四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参展企业。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9月,第十四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在天津召开。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做实验的科学工作者把科学仪器称为“吃饭的家伙”、“研究的拐杖”。
很精致。北京16号线地铁建设时,特意绕过北大精密仪器楼。
它有能力,追求极致性能。用蘸有有机溶剂的试纸擦拭一个苹果的表面,就能准确判定是否有农药残留,就像在一麻袋红豆里找到一颗绿豆一样。全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寿光,在质谱仪的帮助下,20秒就能筛选出200多种农药。
它能从10公斤面粉中找出1克毒品,把一根头发分成6000万片,看得清清楚楚...科学仪器触及人类无法触及的角落。激光干涉仪可以探测到数亿光年外黑洞运行产生的引力波;电子显微镜可以在分子和原子水平上重建真实的形态,科学仪器可以到达遥远而无足轻重的未知世界。
仪器不会直接改变世界,但往往能带来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2019年之前的诺贝尔奖中,72.6%的物理学奖、81.1%的化学奖和95.5%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是借助前沿科学仪器完成的。
1991年,年福顺想造一台他从未见过的科学仪器。
当时他29岁,孩子刚出生,也叫“小年”。在安徽蚌埠的一个偏僻角落,他和几个刚毕业的研究生穿着简陋的工装,满脑子都是如何建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微波矢量网络分析仪。
现代生活的“物质法官”
科学仪器就像我们身边的“陌生熟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019年,全国检验检测设备710万台,每天持续产生144万份报告。
9月16日,在第十四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上,来自公安部的工程师借助质谱仪演示办案过程。质谱仪是当今最有前途的科学仪器之一,比如一个看不见的天平。它利用电场和磁场根据质荷比分离和检测运动离子,可以快速识别样品中化合物的分子量和结构性质。9位科学家因为质谱分析获得诺贝尔奖,质谱分析被用于兴奋剂检测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南北极科考。
公安部的工程师每月有20天驻扎在云南,用质谱仪检查行李、轮胎设备,寻找毒品的踪迹。由于灵敏度高,可以在吸毒人员接触的东西上检测出毒品,不需要跑到实验室,现场就能快速鉴定。警方还在水壶夹层中发现了毒品,并将甲基苯丙胺溶解在看似无害的水中。
一种叫做检漏仪的科学仪器,顾名思义,检测的是“漏气”。1971年,中科院科学仪器厂研制出国产检漏仪,用于检测毛主席水晶棺材的渗漏。在科学仪器中,灵敏的氦质谱检漏仪可以检测到打火机的最小泄漏。到什么程度?500万年后整个打火机才会漏气。
它是空间泄露的大敌。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上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7名宇航员遇难。事故原因是一个不起眼的密封圈发生故障,导致泄漏,最终酿成了NASA人类探索史上的一场沉重悲剧。
中国仪器仪表学科的创始人王大珩院士曾说:“仪器仪表是工业生产的倍增器,科学研究的先锋,现代生活的物质判官。”在如此重要的高端科学仪器领域,中国并不是一个强国。
2018年,美国化学学会下属机构《化学与化学新闻》发布了全球仪器公司名单。在前20家公司中,8家是美国公司,7家来自欧洲,5家位于日本。中国企业没有入选。“按仪器销售额来算,前50名里没有中国企业。”念福顺说。
年富顺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一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小年”现在已经“老”了,头发难免会花白。他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会员,科技部“十三五”科学仪器专家组组长。很多时候,他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
中国是科学仪器的进口大国,也是贸易逆差国。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数据显示,2016年进口仪器仪表449.6亿美元,仅次于石油和电子元器件,是第三大进口产品。根据2018年和2019年的海关数据,成套科学仪器的进口量是出口量的4-9倍。如果导出量大如鼠标,那么导入量就相当于一个键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检验检测监管司对31家省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检测仪器进行了摸底调查,国外设备占总价值的86.8%。
越高端,越依赖进口。2014年至2019年在国内市场采购价值200多万元的质谱、电子束、X射线设备3000多台套,其中进口设备占96%以上。
2018年12月的一个深夜,在北京大学核磁中心,一台800 MHz谱仪的液氦加注口喷出白雾,伴随着尖锐的声音。仪器是国外垄断企业进口的,售后服务不尽如人意。北京大学核磁中心发布公开信维权,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声讨队伍。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博士生王雨辰非常理解这种感受。“修理仪器和备件要花很多钱。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们,以免磨损。”他用的仪器是质谱仪,日常用来分析物质的化学成分。大型质谱仪的体积就像一个大型双开门冰箱。“如果把仪器看成一个人,那可能是你研究生生涯中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你熟悉如何让它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他一周擦几次表面。
年轻的王雨辰沉浸在与乐器打交道的乐趣中。“一件乐器,具体的东西就在那里,你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它的内在性能来物尽其用。这是工程师应该做的。很酷。”
但有时这种探索不得不停止,因为进口仪器维护费用昂贵。“我们将避免相对危险的操作。比如这个仪器加10个分子不会因为短路而失效,但是加10000个分子肯定会短路。那我们能在实验中加入500个分子吗?1000呢?我还能加多少?不敢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进口科学仪器大量涌入中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检验机构,像一个越来越大的阴影覆盖着国内市场。目前国内龙头企业只占国内市场的10%,其他大部分蛋糕被美国、德国、日本抢占。
现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人们开始意识到高端科学仪器依赖进口的风险。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国产仪器中寻找后援,某国产仪器厂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比去年全年还多。对于国产仪器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勇气和动力的时刻。
国产乐器的诞生
90年代初,“小年”刚来41所几个月,有一天突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一屋子的中层以上干部,年福顺有点意外。他听说后,意识到某仪器的核心部件在国外突然“断货”,研究所临时决定成立研究团队。研究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的年富顺被调到与一名结构设计师和工艺设计师合作,每周汇报进度。一年时间,问题就解决了。
如今,三个人的研究团队已经发展到三四百人,仍然保留着每周工作六天半的传统。当时在一层楼的工作室里,实验、办公、设计都在一起,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
接到制造微波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任务时,年福顺只有5年时间。“一切从零开始。”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仪器。有一次,听说上海有展览,年福顺和同事赶了过来。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他们环顾了一下这个更高的仪器。不记得看了多少遍,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好奇,问是哪个研究所的。
年富顺还在国家专利局呆了一个星期,阅读了国外公开的所有相关专利。当时专利的摘要保存在微缩胶片上,他要借助机器一行一行地看,最后收集了厚厚的一叠,作为设计的参考。
然而,国外的专利只是在不同的点上提供火花,年福顺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对如何连接它们感到困惑。“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问题。我在考虑吃饭睡觉,我走火入魔了。”仪器的科学原理就在那里,有时候我试着摸了很多次,就是摸不到。一个刚来的研究生被分配做压控振荡器。经过两年的努力,他还是没有成功,他走进了死胡同。“科研就是这样,方向错了,一两年就白费了。”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健一,几年反复实践失败。他只有学士学位,沉默寡言。他是仪器公司最尽职尽责的员工,甚至不是科学家。他的工作是在质谱仪上涂上上百种不同的辅助介质,测试哪个信号高,这个过程重复上千次上万次。
最终,因为一个失误,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把用来给人脸上涂色的甘油酯误认为丙酮醇,加到了样本里。他意外地帮助人类看到了生物大分子的样子。
“如果不是一遍又一遍这么努力,你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一位研制质谱仪的专家说。
年顺的一个同事曾经卡在采样器的迷宫里,他设计的东西无法正常工作。有一天,安徽炎热的夏天被贴在人们的身上。年福顺正在午睡,一个同事突然打来电话,“我想起什么问题了。这次一定是对的。让我们在实验室里试一试。”他听出了同事们的兴奋,恨不得下午就去上班验证一下。爬上去做实验,果然做到了。窗户纸破了之后,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迷茫的时候,想不起来的时候,累的时候,念福顺只有一个爱好,听地方戏曲。他小时候在安徽农村长大,那里娱乐活动少,地方戏曲最热闹。现在,他在电脑里存了很多,听完就睡着了,仿佛回到了过去,仿佛没有了压力。
年顺的父亲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在“为国家做贡献”。我在弥留之际不敢打扰他的工作。我妈妈早些时候离开了。那年4月,我妈身上长了个疙瘩。年福顺说过了这个忙期就带她去检查,结果一直忙。11月,我妈发烧了,然后就是癌症晚期。“早几个月发现,说不定能做手术。”
1995年12月,国产微波矢量网络分析仪问世,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生产出这种科学仪器的国家,而且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北京新大都饭店,200多名专家应邀参加了新仪器鉴定会。年顺握着仪器的手,给大家讲解。主管领导一看,就骂他:“小年你怎么了?你手上有汗,怎么用手摸?”
上午开了鉴定会,效果很好。但午饭后,许多专家留下来,围着仪器。“他们必须打开机器才能看到它。我不信都是中国制造。”
各大研究所的专家用螺丝刀拧开机器。“一看就是我们干的。”国外产品的微波元件是镀金的,黄灿灿的,很漂亮。“我们黑到粘在一起了。”
鉴定会后,41个研究所生产了十几种仪器出售给客户。这时仪器突然变蓝,曲线消失,像手机死机。
一切都被重置为零。年福顺和团队绑在实验室做实验,找出原因。过了几个月,没有结果。一天晚上11点,大家都累了,年福顺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话音刚落,一个同事啪的一声关了电脑。奇迹般的,蓝屏突然恢复正常,电脑一开机,蓝屏又出现了。
“最后发现是电脑干扰,电磁兼容问题,干扰了显卡。把电脑搬走也没问题。”
年纪不小的“老年”,笑着合上了那段记忆。这几年他身边很多人离职,放弃了这个行业,但是老朋友聚在一起,他们依然记得那段艰苦却难忘的日子。在那个开拓的年代,有那么多的机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1979年付顺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没有电,就点煤油灯。收音机是这个农民家里的一件大件物品。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为了学修收音机,选择了无线电技术。
春节期间,他用省下的22.5元奖学金买了一个电烙铁和一个万用表带回家。很多人拿着收音机找他,结果因为没电,烙铁用不了,闹了个大笑话。
“生活不是做你想做的事,而是做你需要的事。我一生都被需要。”直到现在,念福顺也修不好一台完整的收音机。
"这个仪器是制造出来的,看起来也很像,但它的健康状况很差。"
在一年一度的科学仪器发展大会现场,在客户和参展商的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进口还是国产”的问题。虽然有些仪器号称国产,但关键部件还是进口的。一个有中文名的振动筛。里面的电机和屏幕都是德国进口的。
新中国科学仪器的起点始于1955年,当时制定了12年长远科技规划,成立了仪器总局。从50年代到80年代,两弹一星涉及的仪器大部分来自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人们觉得“买不如租”,大量进口乐器在免税政策的加持下攻城略地。
在年顺所在的电子测量仪器领域,当时全国有100多家工厂,1000多名员工的大厂有十几家。现在几乎都倒闭了或者转型了。电子显微镜制造商的数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十几家减少到目前只有中科易科一家。
王雨辰比较了国产乐器和进口乐器的区别。“一般来说,如果用听收音机来比喻,国外的仪器可以接收到主持人清晰的声音,没有背景噪音;虽然用国产乐器也能听到声音,但会伴有噪音。”国产仪器质量与进口产品相比,在性能、寿命、稳定性等方面普遍存在差异。
国内用于禁毒的质谱仪虽然灵敏,但误报率不低。香水和面膜中化学成分相近的杂质容易引起警报。“仪器是做出来的,看起来也像,但是健康状况很差。”念福顺说。
李尚是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true 空技术研发中心主任。他今年35岁,工作太累了,随时都可能睡着。易科的前身是科学仪器厂,曾经泄露过水晶棺材。现在李尚研发的磁悬浮分子泵,还是和抽真空空有关。
它是一个真正的空采集设备,轴悬挂在保护轴承之间,距离只有0.2毫米..应用于半导体生产时,有一个技术难点:工艺中产生的一种废气,在70-80摄氏度时是气体,但低于这个温度,就会变成胶状物质,会粘附到0.2毫米,导致高速分子泵和科研人员崩溃。国外的技术解决了这些问题。
李尚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在下午在北京开会讨论想法。晚上他们开车去廊坊找私人老板加工,没有时间画图纸。他们只用手钩,被吵醒的工人跟着他们。"如果你改变计划,你应该马上知道结果。"有时候是设计问题,有时候是工艺问题,有时候是制造问题,失败总是超过成功。
他认为,国产仪器需要经历类似国外企业的试错过程,这方面的捷径很少。行业巨头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Shier的RD员工花了10年时间改进质谱仪的核心组件,创造了世界上分辨率最高、体积最小的仪器。单个仪器价格几百万,供不应求。
经过层层实验,杜理科杰、李尚和他的同事们花了两年时间制造了三个原型。新品发布当天,最腼腆的RD人也笑了起来,性格开朗的他直接拥抱周围的人。同事拿酒精棉一点一点擦拭仪器表面,装进薄膜套,再装进泡沫盒,一堆人带出了实验室。“不仅仅是技术,还有情怀。”别人认为它只是一堆冰冷的铁疙瘩,但在RD人事的眼里,它就像自己的孩子。有些企业的RD人员干脆入驻工厂,一直盯着配件,不允许有划痕。
现在的李尚已经不仅仅是单纯从事技术,还参与企业管理和市场拓展。"没有市场需求是企业的核心问题."回想过去,他在做技术的时候,物理原理就放在那里,找到了就解决了问题。就算找不到,他也不会跑。工业化的进程不一样,市场瞬息万变,未知就像曾经的烟雾一样笼罩,我们只能伸手去触摸。
在近10年的工作生涯中,李尚最充实的时刻发生在一次行业聚会上。晚上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客户跑到他桌前说:“你这个产品真好。比国外的好。真的是空无法用米来衡量。”
是市场需求,是驱动力,是根本。
科学仪器专家很乐意谈论一个数字。整个“十三五”期间,国家层面五年投入80多亿元用于科学仪器研发。相比之下,著名仪器公司赛默飞世尔科技(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Shier)2019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0亿美元。
作为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所长,李翰对电子显微镜有着深厚的造诣。他说,“现在使用的透射电子显微镜,两米高的垂直结构,可以成像原子结构”。
成本结构上,目前高档透射电镜价格为3000万元,中档扫描电镜价格为400万元。根据李翰的计算,这两部分的价格差永远不会超过2000万元。透射电镜利润这么惊人,国外企业还是不赚钱。甚至砍掉透射电镜产品线也是因为RD的巨额投资。“公司维系了大量与我们大学教授平起平坐的RD高层次人员,他们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美国大学教授。”国际领先仪器公司的RD投资通常比国内公司高2-3个数量级。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本金往往几千万元,期限5年、10年。等待的,很可能是已经逝去的东西。做real 空设备的李尚说,企业在RD投入了大量资金,产品出来后,可以预期会受到国外的打压。分子泵国产化后,国外产品价格从十几万元降到了4万元。“企业很难下决心搞RD,市场也不大。”
今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中科大的科技投入增加了18倍,从过去的几千万元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3.8亿元。而国家资金有限且分散,很难培育出世界知名的企业。“十三五”期间,科学仪器专项145个,不够用。
念福顺认为,政府的科研经费是输血,不是造血,还要看企业自身。但由于国产乐器先天不足,体质较差,在与进口乐器的较量中往往无法出线。
李尚设计的磁悬浮分子泵的叶片速度极限是每秒300米以上,与子弹初速相同。仪器最高可以达到500 Hz,对材料的强度要求很高。
李尚找到了国内最好的铝合金厂家,但还是无法提供理想的强度。“我们只能从500赫兹降到450赫兹,因为材料承受不了。”降低频率意味着仪器的核心性能被削弱。“真空没有别人快,只能沦落到和国外竞争。”通常他们的定价是国外产品的70-80%。
“有些客户不想为了省几万元而冒险用国货。如果生产线上的一个炉片报废了,损失会远远超过省下来的钱。”李尚说。
科技门槛高,任何一个单一的短板都会给整个仪器研制带来极大的风险。比如整个冷冻电镜,涉及力学、材料、光学、生物学、计算科学等多个学科。任何一点出了问题,整个项目都可能失败。
近年来,付顺所在的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进行了一项调查,检索了16大类仪器术语,发现中国专利和发表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在中国,有280多所高等院校设有计量测试专业。年富顺认为,这说明我们在知识上并不差。
但是,知识和市场是脱钩的。论文作者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而非企业。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RD投资、工程投资和产业化投资的合理资本比例为1∶10∶100;中国的比例是1∶0.07∶100。
负责该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李翰认为,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国外转移机构的成果转化成功率只有7%。其中一条是“科研人员刚拿出来的样机太不靠谱,很多科研人员没有工程能力。可以自己操作,但不能换人。”其他人必须仔细听取说明,以防止仪器爆炸燃烧。
理想的组合是企业擅长量产销售,科研人员提供技术。美国的论坛,科研人员在上面讲课,企业在下面听。他们在现场购买技术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研发,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将其投放市场。
高端仪器的市场,是放在高楼上的一块小蛋糕。全球第一企业的销售额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只有56位左右,比一个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本土房企还低。年顺所在的国内仪器领先厂商都在尽力拓展市场,他们向用户承诺,产品出现问题24小时内到达现场。有些买家还是担心国产仪器的性能指标和质量可靠性,就让客户试用,很难退货。有些人试用了一年。
姜山出席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并发表积极讲话。他曾经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现在离开了体制,创办了一家名为七贤核技术的公司,生产加速器质谱仪。他半辈子都在和仪器打交道,有“人机一体化”,像开车一样自如地使用巨大的加速器质谱仪。
“对于企业来说,第一笔订单非常重要。有了订单,企业就活了。”他的公司处于创业阶段,接了一两个订单。“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是市场需求,是动力,是基础。年夫顺说:“只有有人去做,垄断才会被打破。”也有一些企业采取田忌赛马的策略,试图在细分的赛道上获得国外的竞争力。
有必要国产吗?
我参加了李翰电子显微镜联盟小组的讨论。有专家说,我们真的要一个一个的做每个乐器吗?别人做的我们就不能用吗?
一件乐器背后,有无数根线。
“仪器背后有学科,有些类型的仪器是无法开发的。真正让人担忧的是相应学科的弱化。”李翰说。比如质谱,电镜,x光仪器,这些都是真空电子学支撑的,我们的科研能力不如以前了。另外,外部环境也要求“凡事都要掌握,不然腰不硬”。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国产仪器的质量缺陷与基础机械工业体系有关。清华博士生王雨辰举了一个夸张的技术例子。如果要做圆柱形的金属棒,设计要求是直径5cm。但设备加工存在公差,得到的金属棒直径可能为5cm、5.1cm或4.9cm..制作100根这样的棒,其中90根国外设备制造的满足要求,同时能准确挑出;不过国产的可能只有70支,不知道哪些棒是合格的。平均误差的增加和品控测量能力的缺乏导致良品率低。
即使是最简单的拧螺丝,工人们松开、拧紧螺丝,距离或近或远。在科学仪器制造领域,这些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易科生产的磁悬浮分子泵就像一个桶,上面布满了叶片。仔细看,每片叶子都是根粗尖细,叶子扭曲的角度不一。这是经过反复实验确定的结构。需要五轴数控机床加工,零件是旋转的,刀具也是旋转的。五面体可以在一次夹紧中加工。来自瑞士的机床,600多万人民币。
瑞士从事机床生产的企业约有20家,支撑着瑞士钟表等精密制造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从10年级开始,超过80%的瑞士学生选择进入职业技术学校进行3-4年的“双元制”学习。只有不到20%的学生选择上大学。
正在创业的姜山,决心做一个超越国外的仪器。“当科学仪器被制造出来时,它们解决了最紧迫的科学问题。当它们被包装好,穿好,卖到世界各地,就不太可能做出最高水平的实验。”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说,发表SCI论文很容易,但依靠花高价买来的现成仪器设备,与别人的想法保持同步,是无法实现根本突破的。
姜山认为,在科学仪器领域,需要20年时间来磨练一个领导者。因为科学仪器涉及很多知识和技术点,每个问题可能要花五年时间才能理解,这是一个长期坐冷板凳的过程。
机器是改造世界的工具,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人类早已摆脱了借助感官直接认识世界的时期,现在需要借助科学仪器延伸感官。人们之所以不断地破核,打开中子和质子,是为了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积累人类的共同知识。
“这需要依靠全球合作,动用无数最聪明的大脑,共享数据,从不同侧面探索,共同促进对未知世界的理解。”李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