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任何公共水利工程都面临着“建设”和“维护”的问题,而后者对工程的影响更为重要。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在没有解决维护问题的情况下被废弃的,最终都被废弃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共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下游。
黄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程或环境问题。黄河之害,其实是环境、政策、技术等多种因素在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复杂传导、博弈、叠加的结果。这应该是以往黄河变迁研究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知识。
那么,在这些复杂因素的链条中,我们知道哪些环节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在中国历代清政府花费空治理黄河之前,资金的及时充足保证是国家治理黄河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黄河下游“东河”和“南河”河段的日常维护、工资和临时修复费用之和,统称为“河银”。
前两者是维持年度常规工程和河道主管机关日常运转的经费,后者用于设立临时工程。
顺治朝以来,黄河的维护开始定期发展,河银的消耗与日俱增。康熙后期,银河开始与地方银挂钩,由此产生了专门的河水库和道路制度以及考试制度。原有的乱征、拖欠以及地方政府、县政府的消极态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乾隆后期,清政府用于治理黄河的资金有所增加,但现有的定额河堤制度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从乾隆中后期到嘉道时期,河南省固定的河堤体系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即乾隆中期出现了助价堤,最后一年废止;嘉庆初年又提出来了,嘉庆中后期又提出来筹钱,赚利息。刚开始的时候,帮价银是由州县征收,然后官员捐钱。最后,筹款和赚取利息的方式稳定了助价银收藏。
至少在东河地区,河堤征收量过多地依赖于少数州县,其他州县征收量过少。更重要的是,受灾较多的地区承担了更多的河堤任务。这些空特性直接影响到评级河岸的足额及时支付。
由于评级河岸的征收存在巨大问题,这一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在材料价格上涨、雇佣民工替代配送的背景下,维护工作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基于农业经济,丁银难以满足河道工程的需要,而河道工程是一项对白银有持续稳定需求的国家事业。
改革二十七年,东河财政脆弱性日益凸显,从征收层面难以实行定额河库制。河岸等级制度的固有缺陷使得河道工程支出增长过快,最终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
19世纪中期,气候异常成为解释近代中国衰落的一个理由。但从河务的角度来看,至少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管理的衰落与气候变化没有直接关系。魏源对道光河务的评价是“国家资金的流失”,不仅指河务工程费用巨大,还指河银的来源遍布清廷的常规收入,真的像一个“黑洞”,吸干了清朝日渐衰落的财政能力。
19世纪40年代是黄河近250年来水文环境突变的重要阶段,直接导致了中牟大公这样耗费数千万白银的大型工程。但是,如果何工的银行体系没有问题,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足以使“河务”成为清廷财力大减的决定性原因。
在研究环境与历史的关系时,首先应该着眼于人类社会和政府制度本身,而不是简单地把很多问题推到“气候变化”上。
同时,气候本身也有自己的波动,能够影响社会的变化主要是大范围、快速度的。在研究实践中,应尽量避免将“气候变化”泛化,使研究失去必要的科学性。
从康熙推行的河堤定额制度看道光朝,可以发现,在环境突变之前,河堤就开始失控,嘉庆年间定额制度的实际执行水平出现了动摇的迹象。
与道光朝一致的河道建设费用巨大,最直接的原因是河道筑堤定额制度的逐渐瓦解,河道建设支出开始脱离现有的定额财政制度。道光一直避免设立新的定额标准,以维护制度在河道事务中的权威,这一因素在河道支出失控中比外部因素更重要。
在清朝,河工役成则银,败则银。明朝万历年间,经过潘继勋的“黄淮工程”,终于确定了“单股流水”的局面。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格局,严重依赖定期维护制度,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协调各地各部门,确保黄河稳定。到了清朝,这个系统以白银为燃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河防体系。
时至今日,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仍然是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采用商业化因素将公共项目与市场直接挂钩,是否是一个长期计划?恐怕没有定论。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潘蔚·张礼杰·张彤
编辑: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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