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对话：专访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烈英教授 @大外交智库《与名人对话》栏目

来源：库智交外大（原 大外交智库）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采访记者】李琳 大外交青年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毕业于外交学院。

【受访嘉宾】贾烈英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师从秦亚青先生攻读国际关系理论。

【文稿编辑】

整理：韩东洋 大外交智库院长助理

校对：贾宇泽 大外交智库院长助理

校订：李琳 大外交智库特约研究员

校订：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创始人兼院长、《与名人对话》栏目总编

终审：贾烈英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对话

大外交青年智库创始人兼院长 王盖盖（以下简称“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风云大外交B站直播间，我是大外交青年智库创始人兼院长王盖盖。这是2022年大外交智库《与名人对话》专访视频直播的第一期，感谢大家！今天，我虽然是主持人，但主要是大美女、大才女、大外交青年智库特约研究员李琳博士作为今天的对话者，与受邀嘉宾进行交流。请李琳博士做个自我介绍！

大外交青年智库特约研究员 李琳（以下简称“大外交智库 李琳”）：感谢盖盖院长热情洋溢的介绍，我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李琳，目前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毕业于外交学院。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担待，温柔批评！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好，谢谢李琳博士的介绍。下面就是介绍下莅临大外交智库B站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贾烈英教授作为本期受访嘉宾。贾烈英教授是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师从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先生。欢迎您！请贾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烈英教授（以下简称“贾烈英教授”）：大家好，B站的朋友们好，以及今晚有缘接触的所有朋友，大家好！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好的，谢谢贾教授！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话，由李琳博士对贾烈英教授进行提问采访，期待精彩的对话……

读博动力

大外交智库 李琳：贾老师，好久不见！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跟贾老师线下接触过三次。在我心中贾老师一直是儒雅的学者形象，谈话交流更是让人如沐春风，所以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采访贾老师，我也很期待今天的这次采访。

首先，我想就贾老师的个人求学和工作经历聊一下。作为在读博士生，我知道贾老师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多年后再选择读博的，请问当时读博的动力是什么？

贾烈英教授：首先，上B站前我也犹豫过。当时王盖盖院长联系我的时候，我想：“比我有资格的人很多，我还没有那么优秀。”后来王盖盖院长发了李琳博士的采访提纲，提纲认真梳理了我过去写的一些小文章，还设计了问题。这让我十分感动，所以我答应了今天来B站接受采访。我的同班同学们也在庆祝，说“贾烈英今天晚上要上电视了！”因为过去的人上屏幕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也感觉特别荣幸。

刚才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上个世纪。为什么要考博士？要知道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研究生学历已经足够。1988年，我进入北京语言大学；1999年，我和北京语言大学著名的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李铁城老师到联合国总部还有美国的几个大学访问。这次访问给我触动非常大，我发现接待我们的一些老师们都是博士，并且感觉这种趋势在中国出现应该也不会太久，我感受到有压力。现在来看，小学老师都恨不得是博士。这就是我选择读博的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之前就憧憬过博士生活。我以前和自己大学时的好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刘元文教授，曾经一起畅想考博士的美景。例如“基辛格博士”，“博士”是多么高的光环啊！能够当一回博士，多好啊！我依然记得当时在北戴河的海边上我俩谈论此事的情景。因此这个博士梦之前就有了，但1999年从美国回来后，我更下定决心读博。总体来说，在北语就一定要读博，这就是我考博士的背景。

至于外交学院，李琳博士是外交学院毕业的，缘分也值得一说。我考外交学院的缘分如下，在2000年左右北京语言大学的联合国研究方向开始招研究生。学院特别重视第一批学生，当时聘请了来自外交学院的一批老师为研究生授课，当中周启朋老师来讲国际关系理论。因为我以前在国际关系理论这块儿的知识结构很单薄，我开始补课了，和外交学院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为了考博，我还跑去外交学院听课。有次周末的时候，朱立群老师给中联部的一批干部讲国际关系，其中就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内容。这次我注意到，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相当有名。从两个学校背景来说，李铁城老师曾经在外交学院工作过很多年，后来北语复校，在70年代初，从外交学院调到北语。两校关系源远流长，我与外交学院的缘分也越来越深。

师秦亚青

大外交智库 李琳：贾老师是在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理论博士，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请问您在外交学院读博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最欣赏秦亚青先生的是什么？

贾烈英教授：任何一个母校，对于学生来说，都充满了温馨的记忆。之前，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走过两站，2002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外交学院也是我求学的一站。外交学院在国内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外交部直属的院校，不可替代，在各方面的研究中都有深厚传统。

外交学院对我的培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从政治上来说，外交学院一是讲究政策，二是讲究纪律，政治上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校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作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站位很高。

在学术方面，老师各有专攻。我不光学习自己导师的课程，也向别的老师学习。跟着秦老师读国际关系理论，我感到特别幸运。举个例子，外交学院的学生对秦老师的点评是“一张口，就具有半个盛唐的气象。”我个人之前也研究国际关系，但是对国际关系真正浓厚的兴趣是跟着秦老师读博期间读书时激发的。任何人读博士都可能存在一个蜕变的契机。

至于秦老师个人，学界对他都比较熟悉。

他，为人君子，有贵族气息，学识渊博，英语水平高。因为秦老师是同声传译专业的，所以语言功力强。不论是翻译艰涩的书还是写文章，语言讲究，逻辑性强。这源于他以前接受的训练。根据他的说法，他曾经受过两次特别严格的训练为他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第一次是在北外学同声传译，第二次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

为人交往领域，凡是跟秦老师打过交道的人都感觉温暖。秦老师跟人交往时都会注意让对方舒适，对学生和同行也都是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提拔。实际上，那不是故意换位思考，而是来自一种人生的立场、历练和包容。我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一两句话实在说不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前世，师生缘分，每对师生的相遇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

本科调剂

大外交智库 李琳：据说您本科在北大学国际政治是被调剂的？当时的调剂是怎么流程？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贾烈英教授：我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这现象（被调剂）非常普遍。1981年，我进入北京大学，那时候我们班30个人里只有1个真正报这个专业，剩下都是调剂过来的。

我原本报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图书馆专业，一个是经济学专业。去年，在我们北大81届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上谈到：我为什么报图书馆专业呢？在高中时我觉得图书馆工作环境好，窗明几净，看书方便。至于报经济学专业的原因，我觉得学经济学专业将来能过好日子，多挣一些钱。

后来调剂到了国际政治专业后我也觉得不错，当时凡是跟“国际”沾边的专业就是热门，像国际新闻、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等，这些专业都让人羡慕。回看历史，当时改革开放还很短，对外部的关注度高，对西方的东西大多采取仰视态度，托福和留学也慢慢热起来了。因此我调剂来学国际政治是非常偶然的。

实际上，我天性比较愚钝，其他同学看得特别远。比如，有人志向在律师，就在大学期间多准备考研法律专业。我属于“一根筋”，到如今也没有想过换专业。但实际上，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不再从事国际关系工作了。

海外访学

大外交智库 李琳：贾老师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和韩国启明大学访学。这些学校在您眼中有哪些特色？您在访学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贾烈英教授：出国留学，也是我人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自己的几次访学呢，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我去谢菲尔德大学是来源于在教育部的经历。1995到1997年，我被借调到当时的教育部外事司来华处工作，结束后有一个留学生管理干部的项目，就是安排到谢菲尔德大学交流，有十位参加这个项目的人，目的地是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系。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还恨不能要挣一大笔钱回来改善生活，或者要让自己的英语水平发生质变。现在来看，第一次出国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值，尤其是短期的，一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做到这么多事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谢菲尔德大学留学是我第一次看到英国和英国老百姓，见识到他们老师和学生的生活，确实跟国内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各方面都太不一样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在各个学科方面还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先进，因此第一次出国让我开阔了眼界，体会到了多元性。

第二次出国是2005年我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源自于北京语言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一个项目。这次有半年左右，时间很短，当时我们同一个项目的还有北语研究对外商务汉语的张黎老师。

谈及我对美国教育比较深的感触在于它的留学生政策。比方说，平时和周末都有陪聊的人，不知道这些人是义务的还是有补助的，都是大学从社会上招募的。陪聊，一是能提高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二是加深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和好感。这种在细节上对留学生的影响力，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在美国的压力不是很大，选修了几门课，还在美国四处走了走。

去韩国启明大学留学也是北语的合作项目。北语是一所传播中华文化、教育海外留学生的大学，承办了很多孔子学院，将近二十所。其中，在韩国的启明大学就有一所北语承办的孔子学院，两校联系颇多。当时，崔希亮校长带队，梁晓声老师和我一道去参会。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梁晓声老师，发现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讲了好多故事，一度燃起了我的作家梦。

启明大学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私立大学，现在还和北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去启明大学的时间比较短，是去参加一个对话会，当时还发了言，内容是“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韩国方面的老师还问了我一个问题，请教我“六方会谈”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恢复。当时我比较肯定，认为没有别的渠道可以替代，时间不长就会恢复。后来我发现这个预测是错误的，之后再预测一些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相当谨慎了，因为预测社会现象真的太难了。

以上就是我对三所外国大学的初步观感吧。

国关教学

大外交智库 李琳：您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多年，多年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能不能给国关“青椒”讲一些教学经验？

贾烈英教授：现在的青年教师都比我厉害，我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经验。我也很感谢北语学生们对我的厚爱！

我在北语当老师已经34年，一路求学走来也见过很多教学名师，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科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老师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以孔子为代表，他虽然是很伟大的教育家，但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忽起忽落。有的时候孔子的地位非常高，到达一种“素王”的地位；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又有“砸烂孔家店”口号，孔子的地位就落下来了。

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好老师？

很显然，我觉得，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教育弟子的方法，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很多原则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方法。

我也学习其他老师，每个人学一点，我的技巧慢慢地越来越丰满。学生也教会我很多东西，我始终认为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互为支撑。当老师不是高高在上，指点迷津，在某些方面学生比老师知道的多，尤其在网络信息社会，谁也不能保证在哪个领域知道的最多。

从方法上讲，可能越年轻的学生对技术掌握得越快；从经验上讲，可能岁数大了有些优势，见的场面多。我总是讲自己没有太高的教师天赋，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呢？

所以，我也总是讲：“你必须适应你的工作岗位，想办法站稳讲台，不然就得出局。站稳讲台不够，我们还得站好讲台。”每个大学都有培养教师的机制，比如老教师传帮带、交流教学经验的会议以及强手如林的比赛。

另外，我们可以模仿很多特别优秀的老师的视频和著作，甚至，百家讲坛也可以去模仿。如对内容的切割、怎么样掀高潮和抖包袱等，小品、喜剧、电影还有各种演讲，只要你有心，处处都是老师，这样能使你的教学经验日趋丰富。

我觉得在教书上还有一点体会，就是脸皮要厚。尽量把自己放低一点儿，放开一点儿，效果自然出来，有时候太拘谨也不行。我们应该低到尘埃里，跟学生一起交流。

最后，我们更需要一种学习能力。无论我们做什么，将来比拼的是学习能力，能够在更短的时间之内把短板和需求补上，这种能力格外重要！

北语国关

大外交智库 李琳：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北语国关培养学生方面，相较于其他高校的优势有哪些？

贾烈英教授：这里我只能说说北语的特色而非优势，因为咱们全国的高校都有各自的优势，北语的国际关系学科是从联合国研究这个硕士点发展过来的。

最早在2000年，北语开始招收联合国研究的研究生，后以此为基础，李铁城老师在联合国学这方面做了很多拓荒的工作；2007年，北语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2012年，北语开始招收国际事务（第一年叫国际文化交流）第二年改成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这是北语国关第二个本科生专业；如今，北语国关院又获批了第三个本科生专业，就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三个专业培养角度不一样。

说到北语的特色，和联合国研究有关。研究国际组织、研究联合国是北语的一个金字招牌，北语很多老师从不同角度研究联合国，如从历史、军控、国际安全、气候治理、国际规范、国际领导人能力培养等各个角度，这些为人才培养打下了基础。

北语的学生们也很优秀，遍布国内外高校。北语以“小联合国”而闻名，疫情前，在校外国留学生一万多人，占了全校学生的一半多，，这是北语最大的特色。学生们同堂上课、多元文化碰撞，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学生的气质、眼界。

北语学生的外语能力、交际能力、适应能力都比较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到北语来读书就好比出国。北语有一个“世界文化节”，在每年的五月份举行，堪称五道口地区一大“盛事”。每到那个时候，各国留学生穿起民族盛装、敲锣打鼓地从东门一直往风雨操场行进，像迪士尼大游行一样。很多外地的家长带孩子来参观，把北语的食堂挤得水泄不通。留学生们还会在操场上以国为单位“摆摊”，有美食、小礼物，还有文艺汇演等。

可惜，疫情使北语的留学生减少了很多。我们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北语早日恢复往日的喧哗和荣光。

北语出国的学生很多，交流的外国大学也很多，咱们国际关系学院就有很多同学去过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

北语地理优势突出，坐落于著名的五道口地区，和其他高校的互动非常频繁。因为离北大、清华等世界一流大学很近，我偶尔打趣说“北语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几百米，稍微努努力就到了”，这自然是玩笑话，但北语学生们旁听周边高校讲座的程度真的很高，例如清华大学的世界和平论坛，北语学生经常作为志愿者或听众去参加。

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呼之欲出的一级学科，北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教育部的系统中四百多个高校有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秘书处就设在北语。罗林老师作为秘书长和国别区域研究院的院长，负责这个秘书处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还负责主编核心期刊《国别和区域研究》，这些都给北语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至于我个人，作为院长，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从2014年我担任北语国关院院长以来，我把每次参加会议的名牌都留着。我时常想，如果把这些名牌都挂脖子上，是不是像胸前挂满勋章的苏联二战老兵。最近疫情，我经常怀念以前去兄弟院校参加会议的时候。以前不觉得什么，现在特别怀念面对面地交流的情景。今年九月份北语将迎来60周年校庆，同时我们准备承办一个“涉外院校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会议，到时候希望校友、院友返校，我在这里也隆重地发出邀请，邀请风云大外交B站直播间里和所有的国关学院毕业的学生们回家看看、叙叙旧。

联合国学

大外交智库 李琳：北京语言大学是学术界从事联合国研究的重镇，面对当前联合国研究和国际组织发展形势，您认为哪些具体的方面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联合国削弱无政府性的效果如何？您认为联合国改革应走向何方？

贾烈英教授：实际上，过去联合国研究是冷门。冷战期间大国对抗，彼此间经常互相否决，联合国的作用受到很大影响。在国别研究里，人们一般会通过资助项目去当地交流，但研究联合国就少有资助。当年，北语研究联合国的李铁城老师，还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资助才有机会去美国访学。苏联解体，联合国的春天回来了。尤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对联合国寄予了厚望，联合国研究也随着逐渐变得热络。

至于联合国，我们对它既不能过于理想主义，也不能贬低它是个大国政治的工具，应该以一种平衡的立场来评价它。联合国成立已经70多年，它本应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因为当前全球性问题特别突出，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无力解决，比方说气候问题、难民问题、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病毒等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联合国作用的变迁，人们对联合国研究投入的精力也是不一样的，国内的联合国研究单位越来越多，攻读这个方向的博士生也越来越多。

当前有一些联合国研究中心在国内比较有名，比如北语。北语的联合国研究中心是1993年成立的，是国内高校中的第一家联合国研究中心，在联合国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北语，还有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原来的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都在联合国研究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至于联合国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一言难尽。

去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蒲俜老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发言前我查阅了以前中国国内对联合国研究的综述，有几个老师，比如王逸舟老师、郑启荣老师、李东燕老师、孟文婷博士等做的综述依然很有参考价值。

如今，围绕着联合国的研究分工越来越细，但“联合国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东西还没建立起来。复旦大学张贵洪老师一再呼吁应该建立“联合国学”，系统性地研究联合国。

那么“联合国学”应该研究联合国的哪些问题呢？张贵洪老师梳理出了十个方向：

一、联合国宪章；

二、联合国系统内部以及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三、各国的联合国外交；

四、联合国改革；

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六、联合国可持续和平；

七、联合国预防冲突；

八、联合国与国际秩序；

九、联合国与全球治理；

十、联合国与国际法治。

这很全面，如果能够完成，就相当不错。

至于“联合国学”的地位，因为联合国是属于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联合国学”肯定不是一个学科，也不算二级学科。但是，联合国在国际组织中地位又非常重要，里面的专门机构加起来，它的分量占到了全部国际组织的85%。可喜的是，现在联合国研究的新人越来越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学培养的博士生，还有各个大学的联合国研究中心也都在推动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

我还要说说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联合国协会对于国内联合国知识的普及、研究，还有横向的公共外交和互动，做得非常不错。中国联合国协会和北语也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互相配合，开了很多次学术会议，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北语承办的第18届东亚联合国系统研讨会。另外，北语还有个高端学术论坛叫“大使看世界”，请了很多多边外交大使，还有研究多边外交的专家、国际公务员等，共同构成了研究联合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我也要感谢这些嘉宾过去不计条件地来到北语给学生做讲座！

国关理论

大外交智库 李琳：来到风云大外交B站直播间看采访的朋友大多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在读学生，我们做这个采访的重点之一也是想请老师传授给学生们一些国际关系专业学习的经验。您曾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始于2001年的春天，请问您对具体的哪个理论最感兴趣？针对这个理论，您有没有最推荐给国关青年的一些书籍？您最推荐哪一本？原因是什么？

贾烈英教授：说到专业上来了，我想起了秦老师。在秦老师的一些专访里，他再三提到：他最喜欢的不是国际关系，实际上最喜欢的是文化，比如戏剧、小说等。但他后来把国际关系研究做的那么好说明了什么？功夫在诗外，不一定要死磕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死磕国际关系的某个东西，万物相通，学科之间可以互相赋能、互相提供营养和互相启发。

无论是读书还是科研，都有讲究。第一个是定位的问题——我们读大学是为什么，干什么？我先把这个话题放远一点，可能这样更好回答你的问题。

一般认为，我们上大学是为了能够在未来激烈的竞争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你真正选择了一些专业，在大学毕业以后，是不是就能靠这些吃饭呢？未必。如果搞一个调研，你会发现现在靠本科所学东西工作的人比例相当低，这说明本科主要是一种通识教育，提供最基本的素养，知道怎样去继续学习，将来好适应一个岗位。

至于大学的使命，最重要的是育人和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播。到了博士生阶段，最重要的使命来自于你必须要有所创新。想要创新，就得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哪一点都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你要阅读完所有的权威研究成果之后才能实现突破。我们常说：“写博士论文，要做好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本质上就是点评别人的研究，找出不足，不足就是可创新之处。

这个思路同样也可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你要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很多功夫来自于领域以外。我们要补知识短板、完善知识谱系，其中就包括了国际关系、政治学的近亲和远亲。政治学的近亲就是社会科学类，像经济学还有社会学；稍微远点的就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艺术等；还有自然科学带来的启示，比方说亚历山大·温特研究量子理论。

这就说明很多的方法或者规律性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应该放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学习国际关系理论，既得到自然科学的滋养又得到人文社科的浸润和传承。那么多传承下来的流派，都有他们的道理。这些流派的理论之所以不死，肯定有它合理且富有解释力的地方。我觉得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多元的，多方涉猎、融会贯通，然后根据你的气质或偏好看自己更适应哪一种理论。即使你最喜欢这某一种，也不应该贬低其他的，要包容。

书籍方面，我推荐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敬畏学问》，这本书是秦老师写的一本散文集，是秦老师诗人气质和人文精神的一面，里面都是回忆他生活中的各种画面，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他成为著名的学者。这一个个感人的画面和故事，实际上是由一个共同的东西贯穿的——通过他回忆他父亲的钢笔、他父母治病救人还有自己去国外留学以及在西湖喝茶的场景等——贯彻这本书的就是“用心”，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要思考、要真诚、要做一个好人。

这本书是秦老师从他众多写过的散文当中选出来的一部分，据说卖得特别好。后来编辑就和秦老师商量：“你没选入的那些能不能也给我？我再编辑出版。”

这本书确实可以启发思考、浸润心灵，它也不厚，像万能钥匙一样，不管是不是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都可以读。

推荐的第二本专业书，就是秦老师最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本书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以英文出版的书，是2012年《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升级版。

这本书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种尝试，秦老师这些年来一直思考怎样能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营养来自于中国，但是形式可能是西方，他讲过“中国智慧，西方理论。”西方理论实际上指的是形式是西方的，因为你只有具备了这种形式才能更好的跟西方学者对话，“关系主义”不光在中国学术中有，实际上西方也有研究关系主义的学派。但是说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有它自己的文化内涵，所以秦老师也和其他的中国学者做了这种开创性的研究，来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资源，以求得在西方理论以外提供一种视角。

这本书实际上很“硬”！通过这本书的文章结构能看到很多方法论，界定概念、提出假设，逻辑展开都相当严谨的。李琳博士说“建构主义”不好理解，因为建构主义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事实。文化是一个相当大的范畴，需要具备很多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的知识。读的时候可能就很费劲，何况要抓住精髓来运用，这确实是需要花功夫。

这就是我推荐的两本书，跟着秦老师求学那么多年，对老师的东西理解起来更有体会。

实证研究

大外交智库 李琳：秦亚青教授为您《构建和平：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一书作序时特别称赞您的著作“变量关系清晰；案例选择精巧”，请问您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

贾烈英教授：这个我不敢当，因为我离老师的期望实际上有很大的距离，被老师表扬当然是件乐事，但老师表扬的话其实是期许而非成就，尤其是在实证主义这个领域。

实证主义被叫做洋八股，讲究提出问题，建立假设，系统验证，证实证否。比如毕业论文写作，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要追求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问题导向，问题的提出非常关键。常言道：“研究论文开题时，找到了问题就等于完成了一半”，而这个问题是“相当难找到”。在这之前就必须要做非常好的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类型化地梳理和批判，这个工作需要统摄和抽象的功力。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核心是找到问题。

博士生要有批判精神，如果不批判，最后很难超越，所以我们读书时，也要有批判意识。最开始可能不明所以，但有了批判意识，功力提高，就能找到问题。我在本科生的课上就让学生写文献综述，要求他们必须去批判、努力找问题，结果有些学生还真能找到。如果没有核心问题，研究很难推进下去。

我们还要研究科学哲学。作为哲学里头的一个分支，科学哲学就是在用哲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科学哲学的内容，简言之就是：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非科学的？它为什么是科学的？在这种意识指导下，我们才能掌握科学的灵魂。所以，为什么讲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这些人重要呢？正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对于我们知识创新特别关键，我们要好好补科学哲学的课。

至于说找到问题，在后头提出假设、寻找权威系统性的数据进行验证，相对来说更偏技术性。所以，研究和平常写作业写论文，都是思想大于方法。至于你有了思想以后，用什么形式表达，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我觉得在实证主义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怎样能够诉诸理性去挖掘问题、去进行批判质疑，这也是我把秦老师《敬畏学问》作为第一本推荐书的原因，秦老师特别提倡思考。咱们平常就是大量阅读，没有沉静下去思考。思考到一定程度之后，脑子就会开始产生灵感。但光是灵感还不够，还需要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这个灵感从何而来？前期读书、思考，找一种契机，然后豁然开朗。灵感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交流，交流实际上就是能量的一种输入和输出，在这当中就会孕育好多想不到的东西，所以要和不同背景的人多交流。

除了多种知识营养的补充并深入地思考之外，还有要多写。现在我们的学生实际上写得不够，觉得论文难写，那就要问自己才写了多少篇？所以说，还要多练、多实践！

国际制度

大外交智库 李琳：最后有个关于国际制度的疑问向您请教，非制度化行为的增多造成的制度化生存困境，应该怎样突破？或者说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怎样营造遵守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环境？

贾烈英教授：结合联合国的话就很好理解，因为联合国就是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载体。联合国作用面临极大挑战，联合国是国际组织的集大成，而国际组织的人财物实际上都是主权国家提供的。

当然，你还可以说联合国的宪章、各种运行的规则跟制度等“软件”意义上的联合国，要想让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发挥作用，主体也得是主权国家。比方说维和，维和士兵就都是主权国家提供，或某个国家不允许联合国维护，任务也完不成。

所以，联合国的起点还是主权国家。

虽然为国际组织输血的也有一些私人的基金会、公司或者个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主动地执行国际制度呢？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主权国家对这些制度的认同已经高度内化了，觉得就应该执行，好像遵守红绿灯一样，它就会自觉地执行；二、主权国家判断后觉得有利。

主权国家不遵守国际制度你也无可奈何，就像美国经常带头不遵守，侵略他国。因为美国是霸权国，霸权国在国际制度之上，又在国际制度之内。碰到大国之间分裂，联合国就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这在冷战期间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

但即使是在这种状态下，联合国还是实现了很多大国间的合作，比方说过去美苏之间达成的削减战略武器等各种各样的合作。联合国这个平台不好使的时候，也还是发挥了某种作用。

要想国际制度起作用，我觉得，还是得大国带头执行国际计划、遵守联合国宪章。但是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有特权，这其中就出现悖论了。安理会五常国拥有否决权，某件事不利于它的话可以否决掉，但主要是实质性的内容，程序性的事项还是不能否决的。这个特权的获得是因为在二战当中五常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享有这个特权，这就是历史的惯性。

所以说，对于大国遵约的程度，也不能要求得那么高，它总是有一个过程，毕竟“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就是指各国之上没有世界政府，所以，让大家都去执行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也不易。但不执行的时候，大国破坏国际制度也存在成本，很多国家从道义上谴责它。绝大部分时候，大国也是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只不过，在面对一些它觉得特别重大的国际利益时，它会权衡利弊后，选择不遵守。

观众互动

大外交智库 李琳：我们还留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和B站的朋友们做一个互动，请王院长看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好的，我一直很认真在听贾老师的分享，中间看了几次评论区的提问，读者提问：老师对国际制度的内化还有解读吗？

贾烈英教授：这个一听就是建构主义的词，它指主权国家对国际制度里头的核心规范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越认同，国际制度就越容易有效，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还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认同，肯定会支持，会去做。那为什么认同呢？可能它觉得这对国家有利，有这种“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不认同可能会被孤立，或者已经完全信仰它了。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像过去温特常说的“内化的三个等级”，还可能跟文化背景有关。东盟的国家接受主权规范就特别容易，接受人权规范就要先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这被很多人考证过。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关于构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想听一下贾老师的看法。

贾烈英教授：刚才听到老师们的创新，我觉得是很值得表扬的。但在这里头，我觉得有两个关系要处理好，一是咱们本土资源的核心概念及框架能不能被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理解，二是中国学派的理论能不能解释世界性的问题。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想听关于贾老师高考的事？

贾烈英教授：我高考是1981年，河北衡水地区文科第二。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北语国关院现在有没有公众号平台或者其他线上媒体？

贾烈英教授：还没有弄，但正在筹办。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现在有稳定的工作，还支持国际关系考研吗？

贾烈英教授：考不考的问题只有自个儿具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考虑是不一样的，要看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挺满意自己的工作，要看是为了什么而考研。每个人考研的动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为了城市，有的人可能为了对象，有的人甚至因为喜欢某个老师。所以考不考研呢？要自己来把握。因为它就相当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是非常多元的。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现在学的是英语专业，想跨考国际关系，您有什么建议？

贾烈英教授：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考国际关系都没有任何问题。你是学英语的那还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考研需要考英语，文献中也是英文的文献最多。任何专业都是优势，都没有关系。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国关的学生平时可以做些什么社会实践活动？

贾烈英教授：一是看你自己能碰到什么样的机会，二是也要自己努力去寻找。比方说王盖盖院长就能给你提供这种机会，来大外交智库工作就是一种方式。任何一个能够提高你社会化程度的单位都可以去实践，比如说外交外事部门、国有企业、外企。在本科期间，看你碰到了什么资源可以去实践一下，但不宜太长和太早。比方说大二时你还没有具备系统性的知识，就容易被带偏了，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盖公章的证明就不用投入太长时间。而且到了将来，大四也好、研三也好，你要把它衔接上。大学期间看似时间很多，其实一晃就过去了，非常快。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让我想起来过去到英国留学，你可以打工挣英镑，也可以一次都不打猛学英语。你觉得哪种划得来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10个同学当中就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课都不上了，打工挣一笔钱回来；第二种，就是活也干一部分，但主要精力还是学英语；第三种是根本就不去干活，我就好好地学英语，我也不差那点钱。这些都是理性的，实际就看你自个儿的情况而已。要算大账，选最适合你的。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读者提问：您鼓励研究生毕业去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面试吗？

贾烈英教授：我觉得有机会当然就可以，实际上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咱们北外过去有一个研究生项目，等于就是说培养将来的国际组织公务员。后来我问他们这个项目执行了这么多年，究竟有几个人去了国际组织了，实际上不是很多。这说明，我们的学生想要应届就进入到国际组织，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国际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岗位，看你要考什么。它的差别还非常大，要求的知识背景也不一样，而且，它会特别看中你的工作经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对应届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采访结尾

大外交智库 王盖盖：特别感谢贾烈英教授拨冗接受大外交青年智库的视频采访，而且还耐心地回答了这么多读者的当下问题。贾老师学识渊博、风趣幽默、和蔼可亲、逻辑性强、条理清晰，为人处事也颇为成功，像秦老师给人的感觉一样，与您相处对话亦会觉得舒服，尤其感佩您的尊师品格，我深受启发和感动。

谢谢贾烈英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一场分享！也感谢李琳博士准备了这么多好问题，让我们可以看到贾老师这么有趣的一面、更近距离感受这让人敬仰的学术成就，辛苦琳琳！

今天的大外交智库与名人对话视频采访直播到此结束，后面我们将在风云大外交B站上安排采访视频的回放，采访视频剪辑好之后也会上传到B站与大家一起再学习，同样也会在“库智交外大”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完整的采访对话文字稿，并同步在“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上，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