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
陈江生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要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是基础性、战略性问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只有实现好各类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才能在当前世纪疫情不断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时期保证实现自立自强，牢牢把握住主动权，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势在必行
●初级产品依靠国内保证基本供给的能力存在不足，当前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而我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继续增大，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需要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
虽然制成品很重要，高附加值的复杂制成品非常重要，但农产品、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经济运行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事关生存，无事的时候显不出来，有事的时候其重要性压倒一切。因此，在外部斗争风云激荡、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之际，未雨绸缪，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势在必行。
首先，我国初级产品依靠国内保证基本供给的能力存在不足。农产品供应方面，虽然我国国内粮食能基本自给自足，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3657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高于国际规定的400公斤安全标准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供给失衡，比如大豆进口依赖度逼近90%，棕榈油近五年平均进口依赖度高达99.97%，一些优质蔬菜种子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供应方面，我国一些关键性能源目前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石油进口依赖度增长至73%，远高于国际进口依赖度50%的安全警戒线；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达到43%，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矿产资源方面，作为工业企业重要生产原料的铜和铁矿石进口依赖度高达80%以上，矿产资源供应风险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其次，当前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我国从外部获取初级产品的难度正在不断提升。一方面，逆全球化趋势蔓延，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发展，带来全球运输消费网络稳定性变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导致国际生产链的裂痕越来越多，其中，初级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另一方面，资源紧缺程度加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蔓延，给诸多资源生产国造成了人员短缺、生产停工等问题，带来了资源供应缺口增大。比如作为铜和锂主要供应国的智利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生产遭到重创，导致这两种资源的全球性短缺问题日益凸显。2020年全球精炼铜产量为2394万吨，全球需求量为2533万吨，全球铜市场供应短缺139.1万吨，较2019年的38.3万吨缺口扩大了100万吨。另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打压力度加大，美国近年进一步强化对我国的遏制，在世界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影响我国从外部获取初级产品。
再次，我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继续增大。一则，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措施得力，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各类企业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同时，新能源、芯片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对锂等关键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呈增加态势。二则，中国拥有14亿多的超大人口量，内部需求庞大，消费升级动力强劲、潜力巨大。如果不能通过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为生产和消费提供保障，将在不远的未来面临巨大的供需缺口，经济发展将变得不可持续。
还有，为了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应对各种突发的经济冲击，也需要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我国的关键生产资源如果一直高度依赖外部供给，生产能力受制于人，一旦当前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的经济危机，或者其他什么危机，来自外部的初级产品出现全部或局部断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必须提升自身的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立资源储备机制，拓宽能源供应渠道。
切实做好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工作
●相信通过我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的合理运用，全面节约战略的实施，经济循环将进一步顺畅，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提升必然水到渠成
在新发展阶段，做好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工作也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发展，多措并举。
要努力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人力支持，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为初级产品供给赋能。首先是农产品供应领域。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3657亿斤，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要保持并且继续提高产量，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个底线，就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在农产品生产领域的应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走以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其次是能源资源领域，应持续提高能源资源开采技术，推动开采技术更新和迭代，从源头上提高国内稳定供给的能力和效率；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系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供给能力，同时建立初级产品储备和应急保障机制，推动多层次储备体系建设；利用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手段，提高我国绿色能源、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进一步发挥我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逐步降低对油气的依赖，调整工业产业的能源使用结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基本国情，避免出现“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误区，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完善能源双控制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要在立足本国资源和市场的基础上，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提升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并不是说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反而是要通过建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实现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发言权。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全球供应链仍处于恢复和重塑阶段，我国应努力突破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景和经济旧秩序的影响，持续提高在各种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提升国际价格谈判主动权；掌控更多国际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力，掌握更多国际初级产品的运输能力。同时，也需要我们设法实现供给渠道的多元化。不仅要继续维护好原有的供应渠道，还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的初级产品资源优势，建立基于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初级产品供给网。2022年1月，RCEP正式生效就有着促进初级产品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的作用。
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不仅“开源”，而且“节流”，通过生产和消费环节对资源的集约利用，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在生产领域，在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合理分配种植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实行集约化农业生产；同时在物流运输环节配备冷库等保鲜设备，减少农产品在运输途中的损耗。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提高绿色能源、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同时构建资源利用循环系统，实行工业垃圾再回收，建立流向可控的资源回收体系。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减少矿产资源在使用中的折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快推进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监管改革，强化源头管控，完善矿产工业指标，杜绝私挖滥采现象。在消费领域，要坚持“光盘行动”，珍惜粮食，反对粮食浪费。不断调整能源使用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设法提高可再生矿产资源的使用比例，通过消费端的节约带动生产端和运输端的集约化。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工作绝不仅仅是对当下形势的应急反应，而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产生的消费升级趋势使然，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能源资源供应的新需求使然，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发展要求使然。实现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也就意味着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本民生目标的实现，这是“六稳”“六保”的基本工作要求。相信通过我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的合理运用，全面节约战略的实施，经济循环将进一步顺畅，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提升必然水到渠成。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粮食安全应当警钟长鸣
郭晓鸣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事关重大，不容轻视。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市场环境异常波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复杂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长2%，成功实现粮食生产“十八连丰”，这一付出巨大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不仅表明我们基本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而且在关键时期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了托底式支撑，成为我国应对疫情之下极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坚实基础。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但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须谨慎乐观，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冲击必然有一个滞后的发酵期，后续性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诸多长期和短期性挑战依然存在，近期疫情影响和长期深层矛盾相互叠加，将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构成不能低估的较大压力。
制约粮食安全的长期性矛盾依然严峻
一方面，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增速虽会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总量持续增长态势，这必然导致口粮需求继续刚性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持续加快将使我国城市人口以更快速度增长，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也将增大粮食消费数量。还应重视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更为剧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进而显著增大粮食消费比重。此外，2020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产后环节损耗严重，尤其是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700亿斤上下，同时我国粮食消费中也存在浪费现象，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合理地扩大了粮食的消费规模，加大了粮食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趋势的不可逆转将对我国粮食供给构成长期性巨大压力。在我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同样的，由于水能资源开发的低门槛以及工业、城市用水的低成本和低效率，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序扩张的趋势。而在农村，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更趋尖锐。目前我国农村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应对旱灾频发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地区保障粮食供给能力的极为艰巨的任务。
影响粮食安全的短期性因素需要警惕
现实表明，除了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约束趋紧的长期制约因素之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如下四个方面严峻的现实挑战：
耕地“非粮化”矛盾突出。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但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与集中对粮食生产形成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同时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与粮争地的矛盾也愈益尖锐。
耕地粗放经营依然严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老龄化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农地从精耕细作向粗放经营倒退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老龄农业”还必然导致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矛盾大量存在。加之农田基本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机械化覆盖面较为有限，结果是我国仍然面临耕地数量有限与利用效率较低的矛盾性困境。
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我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我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政策绩效仍需提升。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补贴是直接相关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种粮的比较效益之差。更重要的是，现有基本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粮食补贴的普惠制方式，主要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实施的政策成本较高，从而产生不利于激励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在严格意义上，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的收入政策，而非强粮食的产业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
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松懈，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八年连续增产，产不足需的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供求平衡目标基本实现。但就总体而论，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实现的低水平平衡，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粮食生产的未来发展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粮食供需紧平衡成为常态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从根本上看，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将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仅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潜藏着许多难以逆料的巨大风险，而且现有体制和政策因素的进一步调整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制约。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由于存在诸多解决难度很大的不安全因素，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任何麻木懈怠都是不可容忍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全力以赴、持久努力。
面对现实，我们应当重点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一是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支撑，以及有控制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二是优化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合理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粮农和非粮农的利益关系，构建以提高效益为主线的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三是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强化绿色发展导向，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建立从粮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绿色产业链条；四是加强粮食安全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物流体系，强化其平衡粮食供求的“稳定器”功能；五是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有效扼制粮食消费中的非理性浪费现象。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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